腾讯云服务器的用处
- blog docker 发布 (不需要了,用本地docker发布)
- bob deepL 的使用 (不需要了,直接用linuxdo的)
- 解锁灰色网易云的使用 (不需要了,用spotify)
- 以前跑了爬虫项目和 squid 代理(目前跑了一个爬虫)
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它是由图书馆管理员杜威 (Melvil Dewey) 发明的,是一种适用于图书馆图书分类编号方法,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一起,被全球图书馆广泛运用。和中文名字命名不同的是,它是用更加简介的三位阿拉伯数字来命名的。
在经典的杜威十进制编号里,从 100、200 一直到 900,这是对全人类知识的分类整理。100 是哲学,200 是宗教,300 是社会科学,400 是语言,500 是科学,一直到 900 历史。
在 100 哲学这个父类下面,划分为 110、120 一直到 190 这些子类,110 是形而上学,120 是认识论,子类 110 下面又分成很多孙类,例如 111 就是本体论,112 是方法论,等等等。
杜威命名法更像是用分类去整理笔记,我们的知识管理,更类似于图书馆组织信息,适合采用分类。
我们应该减少对标签的使用,而是加强对知识、对笔记的加工整理。
克制地使用标签:补充分类短板,推进学习闭环上的学习流程。
搜索,才是最强大的标签。

📌 伊娃·易洛思(1961—)生于摩洛哥,是著作等身的当代思想家,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继承者。目前,她执教于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以及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
📌 在弗洛姆那里,爱是动词,不是名词,爱是一种去爱人的能力,而非一种被爱的需求。弗洛姆对爱的消亡表达了他的忧思
📌 网络相亲也必然遵循快速高效的原则。在互联网上,看似无限的交友选择背后深藏的其实是无形的盘算和“人比三家”、虚幻的想象与自我包装,以及个体真实的失望。
📌 《三联生活周刊》上曾登文简要介绍过易洛思的这本书,并将其形象地称为“相亲社会学”。
📌 半年内,互联网大数据就为我匹配了四十多人,让我大开眼界。以前从没在互联网关注和认识陌生网友的我,也经历了几回所谓的“面基”,当然,最后大家要么成了躺在通讯录里的泛泛之交,要么一键删除,此生再不复见。
📌 信息时代确实打开了人们相识和交流的新方式,它或许也能迅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感受距离,真正造就“天涯若比邻”。但同时,互联网技术也迫使人们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来管理情感,由于缺乏了解和缺少共同生活圈,这种“比邻友”充其量是某种变形的幻觉。如人类学家项飙所说,“邻近感”消失了,取而代之,人们在追求着某种虚幻的所谓远方。也如易洛思所言,网络上的自我是一种没有实质内核的后现代自我,它带有一定操演性和可建构性。哪怕身处信息时代,手机上的一个删除按钮便可将软件匹配的两个人再度恢复到“动如参与商”的未识前的原始状态,相忘于网络这个另类大江湖。
📌 当资本主义所崇尚的成功、理性、快速、高效、竞争等价值观被转移到人际交往中,现代人的情感生活就变得趋于冷亲密。关系被物化,情感也有沦为商品之虞。就像传统的资本主义注重工作效率和资本积累一样,现今的情感也被人们当作提升自我价值或实现资源最大化的工具。
📌 理想伴侣是养成的,而非既定的。毕竟,亲密关系也是一种人际关系,那么,恋爱也如同交友,与其坠入爱河,不如生出爱意。让我们审慎地运用我们的理性,勿做一个理性过剩的傻瓜或自我意识过剩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分子,而是努力地做个快乐充沛、有同理心、渴望与人联结的情感人吧!
📌 在交友网站上,人们既可以客观地描绘自己,又能够——当然,是在想象中——召唤和刻画自己的理想型(爱情、伴侣或者理想的生活方式)。这种自我展示和寻找伴侣的过程,至少在三个方面完全依赖于心理疗愈理论。首先,自我是构建的,自我可以被拆分为品位、观念、性格和气质等各不相同的部分,这样一来,在心理和情感相容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人们就会与另外一个人相识。这样的相识需要人们进行大量的内省工作,以及需要人们具备一定的表达能力,能够表述自己的内心想法,洞悉他人内心的真实需求。
📌 当你注册某一网络交友平台时,你便立即处于一种竞争状态。实际上,你也可以看到其他竞争者的信息。因此,互联网技术在定位自我上显示出一种矛盾性:一方面,它使人们变得更加内省,也就是说,它要求人们专注于自身,以便更好地把握和交流关于自我的独特本质,并通过品位、观点、想象和情感兼容能力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互联网使自我成了可供公开展览的商品。通过互联网来寻觅另一半,是一个既主观又客观的过程,它既带有强烈的主观主义(一定的心理学色彩),又是对网络相识进行客体化呈现的结果,这主要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和婚恋市场的结构来运作的。于是,这就使得互联网交友与传统的爱情模式有着重大的差异。
📌 在通过照片展示自己的过程中,个人实际上也被置于展示外貌的模特或演员的位置。也就是说,处在这种位置上时,(1)人们对自己的外貌极为敏感,(2)身体是社交价值和经济价值的主要来源,(3)人们通过身体与他人竞争,(4)人们的身体和外貌被公开展示。
📌 人们在蔑视和拒斥身体并将其视为劣等之物的同时,又渴望拥有它,就像人们对待某种禁忌、客体化和异化的东西似的。”
📌 无论你是男是女,如果你听起来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那就很难有人想要联系你。你想想,要是一个男人写的只是,他想找一个“善良、聪明、有趣、体贴、浪漫、性感和健美”的女人时,你该如何开始与他攀谈呢?好吧,我想你也许会过去打招呼说:“嗨,你好!我善良、聪明、有趣、体贴、浪漫、性感又健美。我觉得我们会是完美匹配的一对。”真的是这样吗?我不敢苟同。
📌 最成功的个人首页档案势必符合心理学,能从成堆同质的、写着“我有趣而诙谐”的标签中脱颖而出。照片栏的要求则正好相反,它要求个人符合人们公认的美丽和健康的既定标准。因此,那些在网络交友中最受欢迎的人,必定是那些在语言描述上具有创新性,外貌又符合传统审美规范的人。
📌 我太了解这些相亲仪式了。首先,事实上,我几乎配备了一套专门的相亲“制服”。当然,衣服也会根据约会的进展而有所变化——每个阶段和季节都有适合它们的服装。通常,我更喜欢穿牛仔裤搭配一件漂亮的衬衫。我觉得这样搭配比较好,无论是从穿着搭配来讲,还是从我自己感到舒适放松这一点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不抱有任何期待,所以也就不会感到特别兴奋。因为我确切地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 在我们历来对浪漫爱情的体验中,大部分的爱情魔力都与对象资源的稀缺性有关,正所谓物以稀为贵,这种稀缺性反过来会带来惊喜与兴奋。
相较之下,宰制当下互联网的是过剩的经济体系、过多的可选项,这就使得自我必须进行选择,并且是进行最优化的选择。于是,人们不得不使用那些计算成本效益和效率的技术。这在交友网站中再明显不过了,从近来出现的一种称为“速配”(speed matching)的网络交友形式中也可以看出来
📌 正如一本网络交友指南所说:“你的经验越多,你的品位就越精致,你愿意考虑的人也就变得越少。”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阿尔忒弥斯女士,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我正在寻找某个人,寻找某种不存在但又非常非常具体的东西。我想他应该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大概主要从事科学领域。我可以在男士的卡片和短信中看到一些符合条件的人。但是,他们也必须以书面形式来证明自己。”与消费文化的逻辑一致,互联网技术支持甚至鼓励人们追求品位的日益规范化和精致化。
📌 假设你正在浏览一位女性的个人资料页,她很好看,但是她没有从事你所期待的工作或拥有让你满意的学历,你会怎么选呢?你还会和她联系吗?
布鲁斯:不会联系。毕竟有那么多人可选,正如我之前说过的,几乎有无限的选择,那么……呃……又何必自寻苦恼呢?所以,我只会与那些完全符合我择偶要求的人联系。
📌 网络交友的问题就在于,人们强烈渴望的人都是那些“在他们自身层次之上的人”,即远比他们自身条件优越得多的人。人们并不满足于找到与他们条件相当的另一半。但是,正因为人们近在咫尺地看到如此多高出他们自身条件的人,并且互联网也给了他们一种幻觉,以为这些优秀的人唾手可得,他们才会渴慕这些条件优越的人,而不是那些与他们相当的人。
📌 艾维想指出的是,人们会寻找他们可以获得的最大价值,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会提高自身的品位。实际上,人们会拒绝妥协,不满足于那些他们认为总是还可以提升的相亲交易。互联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促成了这样一个权衡交易的相亲过程,原因很简单:相亲市场中的人作为潜在对象对所有人都是可见的。在现实世界中,相亲市场中的人仍然是虚拟的——他们不可见,只是预设的机会和潜在的可能性;而在网络上,相亲市场是真实的、绝对的,而不是虚拟的,因为互联网用户可以直接看见网络相亲市场中的潜在对象。
📌 尽管交友网站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选择,但大多数受访者还是表示,他们会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失望。他们所描述的典型场景可能如下所述:你浏览着一系列有可能成为你伴侣的人员列表(或者你收到了某人发来的电子邮件),根据此人所公开的照片和个人资料页,你决定和他保持电子邮件往来。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你通常会开始预想一次可期的约会。这些感觉会让你们进一步发展到进行一次电话交谈。许多受访者——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表示,如果喜欢与自己通话的人的声音,他们就会对电话那头的人产生非常强烈的情感。这也表明,想象力其实有其自我延续并产生情感的能力。
如果电话交流也进展得很顺利,那就有可能导向线下真实的会面,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正是在线下会面中感到莫大的失望。
📌 他主要是研究无意识自我与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无意识之间的差别。他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们构建出来的自我与他们的无意识自我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 同一位女性无论被形容为“不值得信赖”“焦虑”“自负”,还是被形容为“值得信赖”“随和”或“谦逊”,对这些男性来说,她的吸引力都区别不大。而外表有魅力的女性,不管她们的性格如何,总是会比长相普通的女性更受欢迎。因此,这个试验道明了两个重要的研究发现:第一个发现是,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性格很重要,然而实际上,性格在人际吸引中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小。“有魅力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情绪感受总是会被那些在外貌和个性上都有吸引力的人唤起。”

📌 “人都是物品依恋者,‘物’是走入精神深处的梯子。我们经常说待人接物,接物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反映待人的态度。如果你真的去践行断舍离,反倒可能会变成一个冰冷的人,没法自然地待人,要过一个很萧条的人生。”
📌 “最神奇的是,这些满载过去的物件,其实是储存在未来之中的。老人们经常说,这些东西不要扔,以后还能用得到。这提示我,未来用不到的东西,就真的无处安放了。对老人来说,旧物实际上是不是将来用得到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将自己看成一个有未来的人。”
📌 我认为这正是有生活质感的哲学思考带给读者的最大馈赠:它不是悬浮在空气稀薄的高空,用上帝的视角审视众生,拿抽象的原则评判万物,而是沿着日常语言和具体事物的脉络,通过讲事理而不是讲道理,来打开理解的可能性。
📌 专业人士常常会掉入“知识的诅咒”,总是把最熟悉的东西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比如生物学家会想当然地认为地球人都知道“自然选择”是什么意思,哲学家会想当然地认为地球人都了解库恩的“范式转换”,小伟没有这个毛病,他几乎是刻意在与理论和术语保持距离,尽量不“拽”术语和大词。
📌 我特别喜欢书中的这句话:“小路,才是用来回家的。”这本书就是回家的小路
📌 一个男人心肠变软,常常要眼含热泪的年纪大概要从三十五岁开始,单身人士要往后顺延五年,此时他可能正在经历中年危机,处于心理脱壳期,特别脆弱,逢年过节发微信,还容易吟诗作赋。
📌 一度导致小朋友追着我问,爸爸小时候有没有鸡腿,有没有沙发,有没有冰箱。我怀疑他幼小的心灵并不关心我小时候的处境,而是为了显示他小时候的优越。每次他发现自己的父亲小时候也上过幼儿园,也和他一样看《葫芦娃》的时候,都会陷入明显的失落。
📌 抬头看老人,低头看孩子,这让一个中年男人的视野伸得极长,触及新生与死亡,因此心理逐渐脆弱,并容易热泪盈眶。前次回家,看到家族里的老人渐渐离开,祖宅也在风雨中倒塌。在我最模糊的记忆中,老房子都是凿泥做砖,茅草覆顶,最终隐入烟尘,一点痕迹都留不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感到这个世界不怀好意。小时候总是盼着长大,感到世界属于自己,并经常充满善意。大人一见你就笑,一到过年就发糖,所有人都奉承你,夸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现在就不同了,我整天奉承自己的孩子,并看着一些人陡然变老,看着很多事物凋零。
📌 看来追问人生意义是个时髦的活动。人生有什么意义以及什么是幸福的人生,或许压根就是一个错误的问法,就像问男生孕期有什么感受一样。
人生不必有什么意义。不能因为我们想问什么,人生就必须有什么。追问人生意义通常是一件非常自大的事,无非是要证明自己是配享生活的。据我观察,如果一个人告诉你人生的意义就是搞钱,他/她通常就正在搞或搞了不少;如果一个人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且他/她不是你的老板,多半是自己没少受委屈,亟须得到自我确证,讲这话带娃的老人较多。
📌 仿佛在物质生活高度繁荣的今天,人们更愿意回到曾经相对贫乏的过去。当然,我清醒地知道他们不是真要回到过去,只说明他们真的“想”回到过去。这种对过去生活的罗曼蒂克的想法特别值得玩味。想回到过去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很矫情的,是想要变得年轻,而不必承担现代生活所带来的各种成本。除了这个较为偷懒的想法之外,对过去的追忆也有体面的部分。
📌 。每添加一样东西,常常令人精神百倍。以前一台电视百家看,越看越热闹。现在每个人守着大屏幕,常常感到孤独。这种孤独的成分非常复杂,需要细致的精神化学分析才能刻画清楚。
📌 今天这个五分钟突然间丢失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也没有这五分钟。所有的东西都处于二十四小时待机状态,随时点亮、立等可取。所有的技术都不再需要人的照顾,都不配花心力。这几十年过去,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它的金贵性,就连五分钟都不配停歇。这或许反映了生活底层的逻辑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 六十年代生人不拒绝肥肉,大都熟悉猪油味儿。后来我才知道,吃肥肉曾是一种普适价值。早期欧洲移民在北美大陆打野牛,肉瘦的一概扔掉,专拣肥牛吃。鬣狗吃鹿,有时候也只吃内脏,优先吃油水大的肠子。中国人当然有这种进食直觉,所以“小肥羊”是餐饮连锁品牌,“小瘦羊”就不是。你很难想象“小瘦牛”“小瘦驴”等是一个体面的饭馆招牌,一听就不大好吃。肥肉是自然出产的、能量富集度特别高的食物,一个粗壮的健全人有爱吃肥肉的责任,爱吃瘦肉是食物充裕下的挑食症。
📌 中国人原则上是善于聚餐的民族,最不能忍受自己吃饭。在一些火锅店,一个人吃火锅的食客,对座会被店员摆上一只玩具熊,以此公开宣判他/她的孤独。我从来没有勇气一个人吃火锅,如果一定要吃,我会在对面摆上一副筷子,一边吃一边假装看手表,让人误以为是等的人没来。
📌 外卖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总是大规模地提前生产食物,等待很长时间才能送到食客手里,对食材的新鲜程度几乎没有要求。食材的鲜美极短暂,只有出锅立吃才能尝到。当食物被厚厚的袋子捂着,在路上颠簸了半小时再拿出来时,早就已经坨了。人的口味是如此堕落,以至于要点锅包肉和烤鸭外卖。这两道菜的香脆就在二十步以内,骑半小时电动车送到手里差不多都变成了大烩菜。在整个食物的链条中,人变成了被动的咀嚼者
📌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商家,很多商场根本不让进燃气。没有燃气就没有明火,没有明火就不能炒菜,而中国菜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炒。
📌 对于劳动了一天的人来说,一锅带皮鸡汤下肚,不存在对健康的损害。再比如,农村饭菜口味重,油盐放得很多,有营养师认为这不健康,容易引起“三高”。实际上,农民吃没有油盐的菜,干起活来根本使不上劲儿。干农活要出大量的汗,若不能在食物中获取足够的盐分,人可能患上低钠血症,浑身无力。这个现象最早是在英国矿工身上发现的。所以,越是出体力的人,口味越重,这是一种符合其生活情境的饮食结构。
📌 让隐退的食物再次现身的办法,大概可以分三步:首先,你要走到田里,获取有关食物生长的知识,学会通过照料土地来获取馈赠;其次,你需要步入厨房和餐厅,通过对食物的制作、分配和点评来组织家庭关系;最后,你还要发展出一种细腻的宇宙论节奏,借此把不同的食物和味道和谐地归置起来。
📌 后来我打听到,艺术家内心本来应该是高傲的,导演朋友本来常年租在大兴,坚持房住不买的原则。但家里老人的脸上毕竟挂不住,觉得不在北京置业,原则上还要归为北漂。老同事聚会的时候,是“嚣张”不起来的,都没法带头提杯酒。人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动物,分别心特别严重。这导致了严重的内卷。据说高净值人士的父母见面要问彼此菜地的长势。这绝不是利奥波德式的自然主义倾向,它的企图在于探究别墅院子的尺寸。
📌 中华传统里就没有“啃老”一说,通常叫“蒙祖先荫庇”,光明正大地啃。可见,儿孙并没有把自己同长辈割裂,还没有把自己看成自治的基础经济单元。老人也没把自己和孩子看成各自独立的个体,反倒都是香火中的一缕。直到现在,传统一点的父母都还觉得给子女买房子、带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这种事不管,是讲不过去的。香火的事放一边,就从赤裸裸的生存角度看,父母和子女只有拧在一起,几代人一同出力,才能真正面对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其底色还是一种互助。子女晚年是否会孝敬老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人是否资助买房,帮忙带娃。
📌 在房地产开发商眼里,房子达到了某些标准后即可成为一个准入市场的商品,用来赚取利润。房地产商脑子里的房子是一组盈利的空间安排,绝不会装着具体的家庭。而对于购房者来说,他/她的一生都要在此停留,以此为家。
📌 家是什么?家是一个锚点,需要钉在一个地方,几世人住过,房子就像核桃一样盘出来了,开始焕发光泽。几年换一个地方,很难像个家。将房子首先看作资产的人很难投入居住。无论是在装修上,私人物品摆放乃至于整体的情感投入上,他/她都将自己看成一个过客。农村老人把生命看成大树,在季节年岁中变化,在风雨天光下起伏,但是它抓地不动,才能投入生长。城里人老换房子,生命形象不似大树似浮萍,这是老人家没法接受的。
📌 居家是一种治疗
📌 柏拉图讲知识即回忆。人人都洞悉哲理,只是忘了而已,世界上只有好记性和坏记性的哲学家。就像是走路这件事,不是教会的,而是本来就会,只是小时候忘了,大了就想起来了。
📌 现在你来想象一个房屋。这个房屋可能造型各异,大小不一。先不做特别的规定,我们来排除几种限制。首先,你要试着摆脱牛顿物理学对你的影响。牛顿物理学预设一种特殊的时空形而上学。空间被认为是处处均匀分布的。驻马店的一立方米和休斯敦的一立方米的大小完全一致。空间是按照体积的方式呈现,体积则透过长宽高的乘积来量化。其实,这种看法是非常另类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从不这样体验空间,很少有人会把家理解成一道物理习题。
另外,你也不要想象这个房子是你买的。一旦买房子,你就进入消费领域。房子在此显现为商品。你考虑的无非就是房子的居住面积、公摊面积,房子周围的配套设施,以及未来增值空间等。以上这两种态度都要求你把自己抽离出去来评价房子,恰恰丢失了具体的生活体验。排除这两种态度,剩下的部分才和居家有关。试考虑以下场景:
你被闹钟叫醒,起床洗漱。老人已做好饭菜,叫孩子起床吃饭。房子不大,孩子尚小,夫妻、孩子同居一室,另一间作孝亲房。虽然房子离地铁远,但你喜欢骑车。下班后接孩子发现当日是冬至,给老太太打了通电话,顺便在家附近的超市里买了饺子馅儿,回家一起包饺子。老太太说隔壁张大婶的老伴儿刚刚去世,一家人唏嘘不已。饭后陪着孩子做作业,和丈夫拌了几句嘴。约晚九点,老人打扫卫生洗漱。你睡前给孩子讲故事,熄灯睡觉。
📌 现代生活当中,生存空间和物理空间常常不重合。有些中年男人忙了一天,宁可在地下车库抽半小时烟,也不愿早点回家,他不想面对家里的面孔。可见,不管他的房子有多大,都谈不上是居所,房子的大小和折磨的大小有时候成正比。
📌 有好事者看老人可怜,把他们从家里带去医院,反倒加重了他们的病情。一旦脱离了自己的居室,这些人的认知功能会大大减退。以至于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认为,伤害了这些人的环境几乎等同于伤害了这个人。
📌 孩子往往有种直觉性把握。他们喜欢穿有蜘蛛侠、奥特曼等元素的衣服。孩子的趣味提示我所有衣服本质上都是制服,之所以好穿,是因为代表着一种潜在的角色。穿一件衣服,就是成为一种特定的人。想不想穿这件衣服,背后反映出来的是对特定角色的认同和接受。在这点上,大人和小孩没有任何区别,这能解释为什么有人一到五十岁就爱穿灰色夹克衫,据说这是正处级领导的专用皮肤
📌 比方说买双贵点的鞋和风衣,他们自己不好意思买,要互相给对方买。特别想要自己买,就说是为了给家人挣面子。年纪再大点,买衣服是为了更好带孙子。这种稀奇古怪的理由多少令人尴尬。2001年,家母有位女同事,一次突然穿了件翻毛领的羊皮大衣,格调很高,价值不菲。大家看了不夸她衣品好,都问她出什么事儿了。后来问得急,她才说是因为中国申奥成功了。言下之意,这是普天同庆的大事,要专为此买礼服穿。老一辈人想要心安理得地穿件好衣服,要付出多少心理能量!
📌 奢侈品消费交了重税,经过再分配很可能用在了缓解贫困的目的上。奢侈衣物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捐赠凭证,就像一个人捐了一千万获得了一张奖状一样,买几万块钱的化纤衣服也形同此理。这样看起来,奢侈品也不是那么令人反感。
📌 作为人,视线在别人身体上停留久了会显得鲁莽。手机既可以协助整理视线,又少占空间,伸手举出还能当作界碑来用。在地铁上不看手机简直是不礼貌的。
📌 现代道路是给轮子跑的,不是给人走的。试想在高速路上行走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高速路是一个封闭道路,你哪也去不了,只能按照一个特定的方向不停地往前走。道路特别坚硬,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行走的目的是快快走完这段路,走路变成了一种折磨。相反,田埂是开放的道路,没有围栏,两边都是田野。田埂虽然窄,有的时候仅容一人通过,但没人规定它是单行道。
📌 人的归途,为什么一定要是乡间小路,不是一条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呢?海德格尔有个作品叫《林中路》,经过孙周兴的翻译,在国内广为人知。在海德格尔看来,公路上没有旅客,只有庸众,真正的旅客在林间小径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有林中路才需要人承担起行走的责任,而高速路是已经划定了的,它逼迫人按照特定的方向和方式行走。人们仅仅是在此通过,而并不行走。
📌 一想到小时候看电视,时间总会给回忆镀上一层夕阳色,感觉一切都发生在黄昏,并渗透着煮熟的饭香。电视上充满了熟悉的陌生人,虽然人各不相同,但似乎总有一种整体性的东西把大家都浇筑在一起。没有电视,很难想象怎么让十几亿人迅速学习普通话,并从自己狭隘的文化圈中脱离出来,融入一个文明。历史上的帝王通过刀与剑来铸造民族。电视用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把来自完全不同文化情境的人逐渐地讲成了一个民族。
📌 蒙特梭利的初衷是要给穷苦人办学校,让不太机灵的孩子也能获得成长的机会。现在蒙特梭利学校大都开在一线城市的核心区域,学生的父母不少都是高知,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蒙特梭利教育法,就像爱马仕店里雇了个画优惠券的美工一样。
📌 对疾病不确定性的焦虑在中国人身上表现得特别重,是因为我们通常特别重视人际关系,首先把自己看作一个孩子的父亲,一个父亲的孩子,一个妻子的丈夫,或者一个丈夫的妻子,甚至是一个单位的员工。生病了就意味着没法继续承担这些角色,因此还要怪罪自己。尤其是当病发生在特定的器官上,比如说肾和肺部,就会立刻检讨自己没有按照好习惯去生活。疾病不仅带来了身体上的痛苦,还带来了精神上的耻感,每种病都被当成了梅毒,最终指向一种个人品德的缺陷。
📌 海德·瓦莱奇在《现代死亡》一书中系统地讨论了现代死亡作为一种医疗体验是怎么发生的。他指出,二十世纪的前25年,在家中死亡仍然是首选方案。1912年,虽然波士顿的医院数量位居全美第一,但大概2/3的市民依然选择在家中离世。现在情况变化很大,美国当下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在家里和疗养院过世的比较多,反倒是贫困的人才会死在医院里。贫困人口平时很少关注健康,都是被紧急拉到医院的。条件好的人很早就开始管理健康,死亡是迂缓的,他们在家人和鲜花环簇中闭眼。
📌 这些人不少到了临终期。临终期指的是从不可逆的丧失身体机能到去世的这个阶段,据说是二百八十几天,碰巧和十月怀胎的时间相等,也算是一个命数了。人生就和班车一样,来去时间差不多。
📌 从头到尾,现代医学的兴趣似乎在疾病本身。有些大夫因为发现一种罕见病激动不已,这和棺材铺老板喜欢瘟年差不多。即使是治疗,大夫的兴趣也时常集中在药物和手术工具的效用性自身,而因此带来的患者的痊愈反倒成了枝节性的。
📌 中医背景下的积极病患和现代医学下的被动病患差别显著,再加上中医的视角相较于西医,的确更加关注治病救人而非科学兴趣,因此时常让人感到医疗的温暖、医生的可亲。如果现代医生的全部兴趣都是知识兴趣,侧重搞清治病的科学道理而忽视了关怀与照料,遇到难沟通的病患,还要奢望她有科学素养,并因此将没有的人当作笨蛋来呵斥,这位医生可能是看不起自己的大夫身份,非要去冒充生化学家。
📌 戒手机是一个系统工程。我想过通过看书来戒除手机。看书通常会让人昏昏欲睡,可在床上看书必须坐着看,没法躺着看。书还需要两只手来展开,这就必然要求你保持坐姿。另外,你还需要灯光才能看书。我的体验是,看书确实可以提前睡着,但读书需要有灯光。就在你看书打瞌睡的时候,突然发现还需要起身关灯,顿时睡意全无。这让读书完全无法取代手机。
📌 和音乐一样,人需要休止符。有时候,只有停下使用手机,才能注意到它和其他物的关系,才能将它看作一个要素进行审查,手机一直在努力克服这种休止。当下手机已经可实现200W快充,从电量0%充电到100%仅用十分钟。留给人类喘口气儿的时间已经不到一刻钟。
📌 现代人过冬,通常用手机交取暖费,交完钱就能温暖地过冬,一度让家里的小朋友误以为是手机吹出了暖风。在有暖气之前,人通常要劈柴烧火,燃炭取暖。
📌 反观暖气,从功能上来说,它也是壁炉,都是取暖的工具。暖气的最高级形式是地暖。它时刻提供热量,但拒斥你对它的凝视。和观火壁炉不同,不存在一家人坐在地上感受地暖的情况。既然没有这种情境,也就没有一家人围绕壁炉所建构起来的那种丰富的存在处境。在有地暖的家里,你坐在客厅刷手机,你爱人在房里哄孩子,家猫蹲在窗口发呆。外面的大雪纷飞也变得单调,因为它不再是构成温暖的一个成分,堕落成一种天气现象。
📌 政治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曾经提过一个快乐机器的假想实验,这一实验近来又被心灵哲学家查莫斯做了不少改进。假如有一台快乐机器,当你接入后,就可以自此充实且幸福地生活在虚拟世界中,请问你愿意接入吗?在我看来,手机就是这样一部快乐机器的1.0版本,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这台体验机器会逐渐变得完美。
📌 纯粹的学术辩论并不适合在朋友圈或群里发表,只适合发表在杂志上。群里的人不可能都是专家,迅捷的沟通也不可能引经据典,过于深入。就好比在街头表演昆剧不如表演耍猴一样。在群里讨论谁究竟懂不懂罗尔斯,在我看来就是一场学术耍猴。人们想要争吵、污蔑、狡黠和快人快语,没有一点和学术有关
📌 微信所带来的观望文化让人显得非常卑劣。我发现,一个群里只要人足够多,就一定会有妖怪,要有人把屁股当脑袋用,处处讲立场不讲道理。
📌 据说萧伯纳讲过,“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彼此交换,每人还是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彼此交换,每人可拥有两种思想”,可见,思想因分享而繁盛,分享是增加,不是减少
📌 年俗逐渐淡了。人们见面只聊车房和结婚生娃的情况,话题集中在挣了多少钱。所有的谈论都挤在此岸,彼岸的话语是零星的。人和人之间没有连接,亲戚之间都成了竞争对手,人人都需要确保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胜出
📌 微信带来一种虚假的分享感。人们通过呼朋引伴、互相点赞和彼此吹捧来组织各种活动,让人觉得好像并不缺乏真诚的连接。然而,每个人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常是微信所带来的社交负担,而不是分享的愉快。微信并没有让我们“在一起”。它对真正分享的替换,就像杜鹃在喜鹊窝里下了蛋一样,一直在到处,并且可耻地发生着。
📌 为了反抗囤积,日本作家山下英子写了一本《断舍离》,成了中年人尤其是中年主妇的枕边书。我第一次看到媳妇读这本书,吓得以为婚姻出现危机。翻开才知道是要抛物不是要抛人。
📌 想真正摆脱物品的困扰,断舍离是不大做得到的。断舍离一旦走火入魔,就罹患仇物症,就像减肥者不幸得了厌食症一样。以为通过对物的排斥,就能纯化自己的精神世界,是一个特别单纯的错误。人都是物品依恋者,“物”是走入精神深处的梯子。我们经常说待人接物,接物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反映待人的态度。如果你真的去践行断舍离,反倒可能会变成一个冰冷的人,没法自然地待人,要过一个很萧条的人生。任何一个中年人都知道,断舍离是无法维系家庭生活的。
📌 也是最神奇的是,这些满载过去的物件,其实是储存在未来之中的。老人们经常说,这些东西不要扔,以后还能用得到。这提示我,未来用不到的东西,就真的无处安放了。对老人来说,旧物实际上是不是将来用得到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将自己看成一个有未来的人!
📌 每个人在生命意义上都是一位老人,我们真正持有的只有“过去”,每当你注意到自己的“当下”,它其实已经成了过去。就是这样一个生活在过去时的物种,却要用最大的野心去盘算未来。有时候我想,每一次母亲掏出一个藏好的塑料袋去买菜,都是一次心灵的治愈活动,它确凿地说明旧物可以新用,枯木也可以逢春。
📌 世界上大多数人渴望别人能读懂自己,从青春期的少女到两鬓斑白的老头,都愿意倾诉并接受善意的揣测。唯独有些学院人士,自觉被普通人读懂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他们认定,获得教职的两条标准是:获得博士学位和令人一头雾水。
📌 据说有崇拜维特根斯坦的人,向他咨询怎么切入哲学。维特根斯坦自己路子比较野,很抵触人学哲学,他想要让人回头去关注那些自己生命中的真问题。陈嘉映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觉得就不该有哲学本科专业,因为哲学要面对生命问题。但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问题,他们的年纪对学哲学来说过于清白,就好比一个船长需要独眼,一个大哥需要刀疤一样,哲学需要沧桑。
📌 广告商让我们在一堆废物当中选择。生活中大量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物品,它们如此廉价,如此众多,又如此脆弱,使得人养成了把所有东西当成快消品的习惯。我们已经不大接受一个东西用十年的观念。所有物品最后都成了“电子用品”,不管它有没有电池,它的活力都应当随着年月自然衰减。哪怕是一把椅子,好端端的,也会过时。
📌 在八九十年代的路上,一个常见的景象是,丈夫骑着车,妈妈抱着孩子坐在后座上。如果有俩孩子,还有一个要坐在前面的大杠上。一家人坐上车,还有空同时驮一些物品。可见,自行车虽然是父亲来使用,但整个家庭都受益。自行车将家庭紧密地凝聚在一起,它的功能要远远超过通勤,它是一种伯格曼谈到的焦点物,不是简单的工具。它能够帮助组织生活关系,生出很多意义感。
现在倒好,所有的东西都变成自己的,甚至连本该分享的住房都私人化了。比方说,因为居住环境的巨大改善,中国人的人均居住面积有40多平方米了。房子大到贵妇们要和老公分居,以便较为均匀地填充庞大的空间。一个人一间房,要进对方的屋,先要默契地敲敲门。这种情况非常新鲜,谁能想到在大平层里还能分家呢?为了捍卫这种新鲜,进而还发展了一种哲学,宣称即使是夫妻也要有自己空间,以后可能要发展到分别有自己孩子的地步。
📌 今天,肉作为一种技术人工物被不断地生产出来。如果你了解小牛是怎么诞生、成长和死亡的,你不大可能会买这块肉。恰恰是因为无知,我们才能足够残忍。生产小牛肉和八十年代农村杀年猪早已不是一回事了,让一个八十年代的农民这样对待自己的牲口,他们多半是下不了手的。
📌 营养学的发展把食物丰富的关系性内容简单还原成一堆微不可见的营养物质,这对饮食本身或许是极大的冒犯。尴尬的是,在营养学出现之前,人们往往能够吃得非常健康。据《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说,原始人甚至一度吃出了健康饮食的模板。他们很少吃到很甜的食物,而且食物都是有机的,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也不存在工业加工食物和各种添加剂。恰恰是使得现代营养学成为可能的现代化学促进了加工食物的大发展。而现在的不少健康风险之所以存在,常常又是因为人吃了太多二次加工的食物。 ^225207353-7OsSC2QOb
- 💭 哈哈,有道理。
- ⏱ 2024-01-24 21:11:49
📌 据说男女距离小于20厘米而不排斥彼此,就有潜力成为情侣。据此理论,北京西二旗地铁站就会非常浪漫。那个地方,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经常在10厘米之内并保持半小时之久。作为一名平庸的青年教师,我每天要从郊区坐地铁到市内,因此和不少容貌端庄的人保持过相当亲密的距离。 ^225207353-7Ot4NzT1o
- 💭 笑死
- ⏱ 2024-01-25 00:17:53
📌 雌火鸡照顾下一代的过程中有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所有这些哺育幼儿的行为几乎都是由一个信号引起的:小火鸡“嘁噗-嘁噗”的叫声。而小火鸡的其他特征,像气味、感觉、相貌等,却很难唤起它们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母爱。如果一个小火鸡发出“嘁噗-嘁噗”的声音,它的妈妈就会照顾它、疼爱它;否则的话,它的妈妈就会忽略它甚至把它杀掉。
📌 但同样是这只模型,当里边放上一个发出小火鸡“嘁噗-嘁噗”叫声的录音机时,雌火鸡却不仅允许 它走近,而且还把它藏到了自己的翅膀下面。而录音机一关上,鸡貂模型马上又遭到了猛烈的攻击。
📌 “对不起,我有五页纸要复印一下。能不能让我先用一下复印机?因为我有急事。”这个合情合理的请求几乎总是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94%的人让她插到了前面。如果她不说理由,效果就差多了。“对不起, 我有五页纸要复印一下。能不能让我先用一下复印机?”当她这样问时,只有60%的人应允了她。
📌 初看之下,这两个请求的关键差别在于第一个请求提供的额外信息,“因为我有急事”。但蓝格又试了第三种请求方式,证明这个推断并不对。真正的差别不在于额外的那一句话,而在于“因为”这一个词。蓝格设计的第三种请求包括了“因为”这个词,但却没有包含任何额外的信息,“因为”的后面只是一个明显事实的重复而已:“对不起,我有五页纸要复印一下。能不能让我先用一下复印机?因为我要复印几页纸。”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没有任何真正的原因和新的信息来支持蓝格请求的合理性,但几乎全部的人(93%)都答应了让她插到他们前面。正如小火鸡“嘁噗-嘁噗”的声音——甚至当这种声音是从鸡貂模型中发出来的时候——可以启动雌火鸡下意识的母性反应一样,“因为”这个词也启动了蓝格的实验对象下意识的依从反应,尽管并没有什么值得让他们依从的原因出现在“因为”这个词后面。卡嗒,哗!
📌 心理学家最近发现了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捷径 (Chaiken & Trope,1999; Kahneman,Slovic,Tversky),他们把这些捷径称为“启发式判断”。这些捷径起作用的方式都是与“昂贵=优质”的公式大同小异的。它们提供给我们的那种简单化的思考方式在大多数时候都非常有效,但有时候也会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 实验的结果很清楚:当人们觉得事不关己时,他们完全依赖“专家的话一定是对的”这一规则,说服他们的不是讲演本身,而是讲演者在教育领域的造诣和地位;而当人们会受到这一主张的影响时,他们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他们基本上忽略了讲演者的专家身份,说服他们的是讲演本身的合理性。
📌 如果我们在鸡尾酒会上刚与一个漂亮女人说过话,马上又遇见一个姿色平平的女人,这第二个女人就会比实际的显得更缺乏吸引力。[8]
📌 当一个男子走进一间时髦的男装店,想买一套三件头的套装和一件毛衣时,如果你是售货员,你应该先带他看哪一种衣服,他才比较可能花更多的钱呢?服装店告诉他们的销售人员,应该先给他看贵的那一种。 我们的直觉也许恰恰相反:如果一个人刚刚花了很多钱买一套套装,他愿意再花在毛衣上的钱一定会很有限。但服装商却胸有成竹,因为他们的策略正是与对比原理相吻合的:如果首先卖套装的话,等到挑选毛衣时,即使是贵的毛衣也显得不贵了。当一个人看到一件毛衣要95块钱时可能会望而却步;但如果他刚刚花495块买了套装,95块的毛衣就不会显得太离谱了。
📌 好,既然我已经向你们通报了我的最新消息,我要告诉你们我的宿舍没有起火;我没有得脑振荡或头骨破裂;我没有住院,没有怀孕,没有订婚,没有感染,也没有男朋友。但是,我的美国历史得了“D”,化学得了“F”,我希望你们正确地看待这些分数。
爱你们的女儿,
📌 对做生意的人来说,先给顾客看比较贵重的物品是绝对必要的。否则的话,对比原理不仅帮不了他们的忙,而且还会帮倒忙。先把一件便宜的物品拿给顾客看,然后再给他们看贵的,只会使后者显得更加昂贵
📌 很显然,雄性被交配信号所迷惑的现象在人类身上也可以看到。两个维也纳大学的生物学家,阿斯特里德·居也特和卡尔·格莱默悄悄地在空气中散发了一些模仿人类阴道气味的化学物质,然后让一些年轻男性根据妇女的脸部照片给她们的吸引力打分。结果,由于处在充满这种化学物质的空气之中,这些女性外表吸引力上的差 别变得没有那么显著了,所有的人都得到了这些男性较高的评价
📌 免费试用品也是一种礼品,因此也可以把互惠原理潜在的力量调动起来。当推销商品的人看上去是诚心诚意地要消费者们品尝和了解他们的产品时,他们却可以是用真正的柔道大师的方式,把与礼物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让人产生负债感的自然力量释放出来。
📌 一个最好的提供免费试用品的场所是超级市场。在这里,顾客们经常可以品尝一小块奶酪或是一小片肉。而很多人都觉得,如果从那个笑容满面的工作人员手中接受了免费品尝的食物,就不好意思把牙签或杯子一还,然后转身离去。
📌 出乎意料地出现在敌军战壕中一个落单士兵的面前。这个毫无警戒的敌兵正在吃东西,一下子就被缴了械,手中只剩下一块面包。这时候,这个吓破了胆的士兵做了一件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他分了一些面包给面前的德国兵。这个德国人被这个举动深深地感动了。虽然他知道上司会大发雷霆,但还是转身离开战壕,穿过无人区,两手空空地回到了自己的营地: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个施恩于自己的人当俘虏抓回去。
📌 拒绝—退让策略
📌 一个可以增加你的胜算的办法就是先提出一个比较大的、我极可能会拒绝的请求。然后,在我拒绝了这个请求之后,你再提出那个小一些的、你真正感兴趣的请求。如果你的请求提得很巧妙,我就会认为你的第二个请求是你做出的一个妥协,因而会觉得我也应该做出一个妥协。
📌 我本来没打算今天晚上就交钱的,因为我实在是穷得要破产了,因此准备等到下一次开会时再报名。但你的朋友一开口,我便知道最好现在就把钱交了。如果我现在不交的话,回家以后就会去琢磨他的那些话,那我恐怕就永远也不会加入了。”
这一下我才恍然大悟。这些人都是带着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和困扰来参加这场演讲的。他们迫切地希望演讲人的宣传是真实可信的,因为这样他们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可是,我的同事却用理性的声音闯了进来,指出他们新找到的答案根本站不住脚。他们一下子就慌了神!在自己变得理性起来因而再一次失去希望之前,一定要做点什么。快,快,马上筑起一堵高墙来抵挡理性的进攻,哪怕这堵墙是完全愚味的也不要紧。“快,找一个可以逃避思考的地方!给,把这些钱拿去吧。啊,一下子就觉得安全多了,再也不用考虑这件事了。”
📌 这种技巧背后的理论是这样的:人们刚刚才声明了自己的处境优越——即使是作为一种例行的社交性对话的一部分——然后马上就显得吝啬是件很令人窘迫的事情。
📌 在朝鲜战争中,有很多被俘的美国兵被投入了中国人管理之下的俘虏营。很快地,他们就发现中国人对待俘虏的方式与他们的北朝鲜盟友非常不一样。中国人采用所谓的“宽大政策”,而这种政策实际上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心理战术。战争结束以后,美国的心理学家向归来的战俘提出了很多问题,想知道在战俘营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之所以会进行这种密集的心理调查,部分的原因正是由于某些中国战俘政策的成功非常地令人不安。比如说,中国人可以成功地让美国俘虏通风报信,而且也很有效地使战俘们看到了朝鲜战争与二战战俘的不同之处。由于这些原因,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因素,俘虏们逃跑的计划经常都暴露了,逃跑的企图往往不成功。“当俘虏打算逃跑的时候,”中国在朝鲜战俘改造项目的首席调查官埃德加·薛恩博士写道,“中国人经常都以奖给告密者一袋米的办法发现了这些计划”(Schein,1956)。负实上,几乎所有在中国俘虏营中的美国战俘据说都与中国人合作过。[1]
📌 他们经常要俘虏们做出一些看上去无伤大雅的很温和的反对美国或支持共产主义的声明(“美国也并不完美。”“共产党国家不存在失业问题。”)。但是一旦答应了这些小小的要求,这些战俘马上就发现自己面临着答应类似的、但更加实质性的要求的压力。如果一个人刚刚向他的中国审讯官承认了美国并不完美,审讯官马上就会要他列举一些这样的不完美之处。一旦他举出了一些这样的例子,他又会被要求列出一张“美国存在的问题”的清单,并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以后他们又要他在与其他战俘组成的讨论小组中宣读自己的这个清单,并问他,“你的确相信这些,是不是?”再后来,他们又叫他以这个清单为基础写一篇文章来更详细地讨论这些问题。
然后中国人就会在一个反美广播中提到这个战俘的名字和他写的文章,而这个广播不但整个俘虏营的人听得到,北朝鲜其他俘虏营,以及在南朝鲜的美国军队也鄯可以听到。于是这个战俘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名给敌人帮忙的“合作者”。由于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写那篇文章并不是出于胁迫,他就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以便让自己的形象和所作所为符合新近贴上的“合作者”的标签,而这又导致了更多更广泛的合作。
📌 而且要作者在战俘们的讨论会上,甚至在俘虏营的广播上,宣读这篇文章。他们的意图很清楚:这样的承诺要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因为越是公开的承诺效果就越好。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原来,在一个人公开选择某种立场之后,马上就会有一种维持这个立场的压力,因为他想在别人眼里显得前后一致
📌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我结结巴巴地对她表示赞同时我的胃痉挛的感觉。这是一个清晰的信号:“嘿,你被耍了!”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困境是我自己造成的。在这个时候拒绝她的提议可以有几种做法,而每一种都是令人不快的。如果说我其实并不是自己刚才描述的那种活跃人物,就等于承认我说了谎;但如果仅仅是拒绝她,又会显得像个傻瓜,因为我居然不想节省这1200块钱。结果我买下了这一整套娱乐计划,尽管我知道我中了计:我被自己的话套住了。
📌 而且有了一个对付这些用一致原理来算计我的人的办法: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一招成了我反击他们的利器。一旦我的胃告诉我自己就要成为一个傻瓜——因为我答应他们的请求仅仅是因为我想与先前被引诱着做出的承诺保持一致——我就把这一点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我并不想否认保持一致的重要性,只是想指出愚蠢地保持一致的荒谬。而不管那个提出请求的人是羞愧地离开还是困惑地撤退,我都感到很满意。我赢了,而那个想要盘剥我的人输了。
📌 漂亮女子:……像你这样有这么活跃的社交生活的人是一定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机会的。
齐阿迪尼(信心十足地):错了。你看,我已经看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了你的所谓调查只是一个引诱人们告诉你他们经常外出参加各种社交活动的圈套。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夸张一点也是很自然的。我拒绝被锁进那套做出承诺然后又保持一致的机械程序中去,因为我已经看出来了那样做是错误的。“卡嗒,哗”那一套对我不起作用。
漂亮女子:什么?
齐阿迪尼:好吧,不妨这样解释吧:第一,只有傻瓜才会去花钱买自己不想要的东西;第二,根据可靠的权威消息来源,即我的胃发出的信号,我知道我不想要你的娱乐计划;第三,因此,如果你还以为我会买你的娱乐计划,那你就天真得像还在相信“牙仙子”的故事。像你这样一个聪明人应该完全可以明白这一点。
漂亮女子(像一只落入陷阱的年轻漂亮的老鼠):我……呃……我想大概是吧。
📌 来自心灵的信号
胃并不是一个感觉特别灵敏的器官,只是在很明显我们要受骗上当时它才会意识到并传达这个信息。
📌 所有这些人都厌恶配音笑声,认为它愚蠢、虚假、肤浅。这个调查的样本虽然不大,但我敢说调查结果很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美国人对笑声声道的负面印象。
📌 科学研究的结果而已。研究表明,配音笑声能使观众在观赏幽默题材时笑得更频繁也更持久,认为这些内容更加滑稽有趣(Fuller & Sheehy-Skeffington,1974;Smyth & Fuller,1972)。而还有一些证据则表明,配音笑声对蹩脚的玩笑最有效(Nosanchuk & LightSume,1974)。
📌 两位心理学家推测,当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如果有许多旁观者在场,那么任何一个旁观者出面帮忙的可能性都不大。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当周围有几个可能帮忙的人时,每一个人的责任感便降低了:“也许其他人会帮忙的,甚至他们已经这样做了”。每一个人都以为其他人会去帮忙或已经帮了忙,而结果却是没有一个人帮忙。另一个原因建立在社会认同原理的基础上,而且与多元无知效应有关,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也更加有趣。有时候要判断一件事是否紧急并不容易。比如说,倒在路上的这个人是心脏病患者还是睡着了的醉汉?隔壁的喧哗是需要警察来解决的打斗,还是不欢迎外人介入的声音较大的夫妻争吵?到底在发生什么?碰到这种情况时,很自然的做法是先看一看周围其他人的反应。从其他人的反应,我们再对这件事的紧急程度做出判断。
📌 只有一个旁观者在场时,他得到帮助的概率达到了85%,而当有五个旁观者在场时,他得到帮助的概率则只有31%。由于几乎所有单个旁观者都向他伸出了援手,要再说我们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冷酷社会”就显得有点牵强了。很显然,正是由于其他旁观者的在场,人们向受害者提供帮助的概率才降到了令人汗颜的程度。
📌 根据我们已经看到的研究结果,我的建议是从人群中仅仅挑出一个人来,注视着他,指着他,直接对他说:“你,穿蓝茄克的先生,我需要帮助,请叫一辆救护车来。”通过这简单的一句话,你可以消除所有可能妨碍或延误救助的不确定性。你已经把穿蓝茄克的人摆到了“救援者”的位置。他现在应该明白,紧急帮助是必要的;他也应该明白,是他而不是别人有这个责任;而且最后,他也应该准确地知道要怎么办。所有科学证据都指出,这样做的话,你将迅速地得到有效的帮助。
📌 小孩子们在看了一部关于一个小孩看牙医的愉快经历的电影之后,自己去看牙医时的紧张情绪便降低了,尤其是当他们与电影中的小孩年龄一样的时候
📌 独立思考的年轻人
我们常常认为青少年是反叛的、不受约束的。但要知道他们仅仅对父母才是这样的。在相似的人群中,他们紧跟社会认同原理,人家怎么办他们就怎么办。
📌 琼斯体会最深的似乎也正是这一点。他的高明之处是决定把人民圣殿从旧金山迁移到南美这个赤道附近的遥远地方。在这里,不确定性和成员们特殊的相似性使得社会认同原理能最大限度地为他所用。一般来说,一个1000人的集体是很难由一个人的力量维系在一起的。但在这里,1000人的群体则由追随者变成了一群失去个人意识的动物。正如屠宰场操作工早就知道的那样,畜群意识使得牲畜们更容易被控制。只要使它们中的一些朝我们所希望的方向移动,其他的——可能并不是跟着领头的那只跑,而是效仿自己周围的那些牲畜——也将平静地、机械地跟着移动。因此不是从他戏剧性的个人风格,而是从他深厚的社会柔道知识入手,才能最透彻地了解吉姆·琼斯的惊人力量。
📌 大家一般都承认外表漂亮的人在社会上有很多优势。但最近的研究表明,我们对这种优势的深度和广度估计得还远远不够。外表漂亮的人能够让旁观者自动地、不假思索地产生一种“卡嗒,哗”的反应,这就是社会科学家所说的“光环效应”。所谓光环效应,是指一个人的一个正面特征会主导人们对这个人的整体看法。而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外表的吸引力就是这种正面特征中的一个。
📌 研究结果表明,我们经常会下意识地把一些正面的品质加到外表漂亮的人头上,像聪明、善良、诚实、机智等等(Eagly,Ashmore,Makhijani,&Longo,1991)。更有甚者,当我们做出这些判断时,我们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外表在这个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 研究人员发现,要使这群小男生相互之间产生敌意是很容易的。只要把他们分到两个宿舍中去就足以造成一种“我们和他们比”的心态;让他们给两个宿舍取名字(雄鹰和响尾蛇)又加剧了这种对抗心理。过不了多久,这些小男生就开始了经常性地贬低对方的素质和成就。
📌 无政府状态从来就被认为是不利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哲学家汤姆斯·霍比斯就说过这是一种让生命变得“孤独、贫穷、污秽、残忍和短暂”的状态。因此,我们从一出生就被告知,服从权威是应该的,而违抗权威则是不对的。这个信息在父母对我们的教导中,在学校的童谣中,在我们童年时代读过的故事和唱过的歌中无处不在,而且一直延伸到我们成年后所遇到的法律、军队和政治系统中。在所有这些教诲和经历中,对规则的服从和对权威的忠诚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 这样,当一个医生犯错误时,就会出现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没有一个在等级制度中位置较低的人会对这个错误进行质疑,因为一旦一个合法的权威给出了命令,下属马上就停止了思考,开始了行动。如果以这样一种“卡嗒,哗”的方式在复杂的医院环境里工作,错误是在所难免的。美国保健财政管理局所进行的一项研究的确也表明,仅仅在给病人开药这一项上,每一天的出错率就达到了12%。
📌 谁是真正的王?
研究沟通和传播的学者发现,在对话中,人们总是会下意识地改变自己的声音和说话的方式,使之与更有权力和威望的对话者的声音和说话方式接近。为了验证这一论断,一些研究人员特地分析了“拉里·王现场电视直播”中所做的采访。当王采访一些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的来宾时(比如说,比尔·克林顿、乔治·布什、芭芭拉·史翠珊),他会改变自己的声音来接近他的客人的声音。但是,当他采访一些社会地位略低的人时(像丹·奎尔、斯派克·李、朱丽·安德鲁斯),他则维持自己本来的说话方式,而改变声音的是他的客人(Gregory & Webster,1996)。
📌 父母的压力造成青少年反弹的最好例子恐怕要算所谓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了。罗密欧·蒙泰古和朱丽叶·E·凯普莱特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悲剧人物。因为家族之间的世仇,他们的爱情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为反抗父母拆散他们的企图,他们双双自杀殉情,以一种悲剧的方式维护了自己的自由愿望。
📌 在社会学家看来,也许罗密欧和朱丽叶之间的恋情开始时并没有强烈到可以超越家族设置的障碍的地步,反而是家族的阻挠使他们的恋情燃烧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假如他们没有受到任何干涉,说不定他们燃烧的爱情充其量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初恋的感情冲动呢。
📌 研究人员首先让学生们看一部小说的广告,然后询问他们对这部小说的看法。但其中一半的学生看到的广告宣称这是“一本仅限于21岁或以上的成年人阅读的书”,而另一半学生看的广告中则没有提到对阅读者年龄的任何限制。结果这些学生也表现出对禁令的两种典型反应:与那些认为可以毫无限制地阅读这本书的学生相比,那些以为有年龄限制的学生更想读这本书,并相信他们会对这本书更加喜爱
📌 父母如果不是所有时候都禁止小孩子在两顿饭之间吃零食,便会无形中给予小孩子一种吃零食的自由。到了这时候,要再禁止他们吃零食就困难多了,甚至会引起他们爆炸性的反应,因为他们不再是仅仅缺乏一种从未拥有过的权利,而是失去了已经得到的东西。正如政治自由和巧克力小甜饼一样,当一样东西得而复失时,人们会比在一直缺乏这样东西的情况下更想得到这样东西。研究表明,前后不一致的父母特别容易培养出具有反叛精神的小孩,这也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 假如我们发觉自己在依从环境中被短缺的压力所困扰,我们最好有一个包括两个步骤的应对方法。一旦我们感觉到短缺引起的情绪冲动,我们应该利用这种冲动作为使其立即停下来的信号。一个明智的依从决定中是没有恐慌和狂热的位置的。我们应该冷静下来,重新恢复理智。做到这一点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二步了,也就是问一问自己,我们为什么想要这样东西。假如回答是我们的目的主要是拥有它,那么我们就应该根据它的短缺程度来决定它的价格。然而,如果回答是我们之所以想要它,主要是为了它的功能(即我们要的是可以驾驶、吃、喝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应该记住,不管这样东西的供应是有限还是充足,它的功能是一样的。很简单,短缺的小甜饼吃起来并不会味道更好
📌 英国经济学家、政治思想家、科学哲学家约翰·斯蒂瓦·弥尔死于125年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据说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知道当时人类所有知识的人。今天,连我们中间有人能够知道人类所有知识的想法都是荒谬可笑的。经过长时间的缓慢积累,人类的知识已经像滚雪球似的进入了一个以惯性驱动的成倍增长的时代。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中,大部分的知识都才出现了不到15年。在某些科学领域,比如说物理界,知识量据说每八年就翻一倍。
📌 1972年,诺曼·麦克瑞,《经济学家》杂志的一名编辑,对将来做了这样的预言:
我们将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任何一个笨蛋都可以坐在实验室、办公室、公共图书馆或家里的计算机终端前,挖掘一个大得不可想象的储存在一个大规模集成起来的数据银行里的信息库。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计算机所用到的注意力和计算能力比爱因斯坦这样的大脑还要强上几万倍(Macrae,1972)。
📌 一旦下了注,他们对自己挑中的马立刻信心大增起来。当然,这些马得胜的概率一点也没变。同样是这匹马,站在同一个赛马场的同一条跑道上,但在这些下注人的心目中,彩票一买,它的前景马上变得乐观起来。 ^225207353-7Op6ch6gC
- 💭 类似于买股票
- ⏱ 2024-01-22 09:32:33
📌 他挑选了一些怕狗的幼儿园小孩,让他们每天花20分钟观看一个小男孩高兴地与狗玩耍。结果这一观察使怕狗儿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仅仅四天之后,67%的儿童就已经愿意爬进有狗的围栏了,而且当其他人离开房间后仍然呆在那里,亲热地拨弄、抚摸那条狗。 ^225207353-7OqCtEF7m
- 💭 想起了发条橙
- ⏱ 2024-01-23 09:32:07
📌 在北卡罗莱那州做的一个实验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在称赞面前是多么不可救药。这个实验让人们听一个想要得到他们帮助的人对他们的评论。但有一些人只听到了正面的评论,有一些人只听到了负面的评论,而有一些人则好的坏的评论都听到了一点。结果这个实验有三个有趣的发现。第一,那些只提供了正面评论的人最为人们所喜爱。第二,即使人们完全明白这个评论者有求于他们,他们仍然最喜欢那些称赞他们的人。最后,正面的评论不一定要准确。不管一个人的奉承是否合乎事实,奉承者都同样会赢得被奉承者的好感(Drachman,DeClarable,&Insko,1978)。 ^225207353-7Os82MjVJ
- 💭 被帮助后要称赞👍
- ⏱ 2024-01-24 09:20:46

📌 当场发言是必要的,不管是致辞、法庭申辩,还是参加私人聚会……那些受人尊重、能够即兴演讲的人,仿佛拥有神祇的智慧。
📌 即兴演讲是一种少数人掌握的艺术。然而,对于领导者来说却是一项重要的技能,这里的领导者绝不仅指那些有着顶级头衔的高层管理人员,还包括那些希望自己待人接物周到、言谈有说服力的各个层级的领导者。善用即兴演讲使我们有能力在日常情境中施加影响、激励别人。
📌 你在上述情境中都不能照着稿子念,而需要在当时选择、组织语言,但你必须事先做一些准备工作。实际上,准备即兴演讲和准备正式讲话一样,都需要练习。
掌控即兴情境,需要端正心态、了解素材、明确核心信息、搭建合理的结构、使用清晰的语言及采纳吸引观众的方式、方法,而所有这些都需要事先准备。
📌 杰出的即兴演讲者不会在讲话中用“嗯”“啊”,他们的演讲从一开始就思路清晰。
📌 更糟糕的是,有些想法不如不说,诸如对他人的批评或是对当下正在讨论的话题的一些不成熟的见解,都属于需要严加控制的有害言论。对此,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想好再说。
📌 会议发言也同样,一定要等到吸引全场观众的注意力后再讲话。获得关注的过程比较有挑战性,首先需要调整自己,让自己保持在预备状态中,当对话出现暂停,马上抓住机会开始讲话。而一旦开始讲话,就一定要语气坚定,并继续抓住大家的注意力,比如你可以这么说,“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和大家说”。放心,观众会接受你的暗示,全然跟着你的思路走的。
📌 进行任何对话前,都需要假设你所说的话会被墙外的人听到。
📌 保持专注的方法之一是“追踪”他人思路,比如列出讲话者的思路要点或者在讲话过程中做笔记。
📌 即使有人做了一些冒犯你的事,你也需要超越这件事,不要启动情绪反应,否则只会造成更多的压力和抵触。聆听并尝试理解对方的动机。
📌 以下为大家介绍如何使用模板。
第一,用抓手来吸引听众。抓手内容可以是对听众友好的问候,或是对前面讨论的引述,或是延续某人的观点。本书第13章将详细讨论抓手。
第二,陈述要点。这部分涉及你的观点,是即兴讲话脚本的核心所在。本书第11章将探讨讲话要点的作用和内容。
第三,建立结构体。本部分为讲话要点构建令人信服的案例,并提供明确的、有说服力的论据。请参阅本书第12章有关结构体的讨论。
第四,以呼吁行动结束。讲话要点要转化为行动,这部分讲话即起到唤起行动的作用。本书第13章将对此进行详细的探讨。
📌 举个例子,假设你马上要和老板见面汇报项目最新情况,那么会前10分钟,你应当快速写下脚本的关键要素。在抓手部分,可以这么说——“我知道你对X项目非常感兴趣”;然后继续说要点部分——“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项目进展非常顺利”;现在需要在结构体部分给出论据——为什么说项目进展顺利;最后以呼吁行动结束——你想让老板做什么?或者接下来你会做什么?

📌 众多业界专家也被它征服:原本不看好它甚至在2019年微软投资OpenAI的决策中投了反对票的盖茨,现在将ChatGPT与PC、互联网等相提并论;英伟达CEO黄仁勋称它带来了AI的“iPhone时刻”;OpenAI的山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将它比作印刷机;谷歌CEO孙达尔·皮柴(Sundar Pichai)说它是“火和电”……这些说法都与腾讯创始人马化腾认为ChatGPT“几百年不遇”的观点不谋而合,总之都是说它开启了新时代。阿里巴巴CEO张勇的看法是:“所有行业、应用、软件、服务,都值得基于大模型能力重做一遍。”以马斯克为代表的很多专家更是因为ChatGPT的突破性能力可能对人类产生威胁,呼吁应该暂停强大AI模型的开发。
📌 2015年,30岁的山姆·阿尔特曼和28岁的格雷格·布罗克曼(Greg Brockman)与马斯克联手,召集了30岁的苏茨克维等多位AI顶级人才,共同创立OpenAI,希望在谷歌、Facebook等诸多巨头之外,建立中立的AI前沿科研阵地,并且雄心勃勃地把构建与人类水平相当的人工智能作为自己的目标。那时候,媒体报道基本上都以马斯克支持成立了一家非营利AI机构为标题,并没有多少人看好OpenAI。甚至连苏茨克维这样的灵魂人物,在加入前也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
📌 前三年,他们在强化学习、机器人、多智能体、AI安全等方面多线出击,的确没有取得特别有说服力的成果。以至于主要赞助人马斯克对进展不满意,动了要来直接管理的念头。在被理事会拒绝后,他选择了离开。
📌 在科研方面,2014年,富兰克林·欧林工程学院本科毕业两年的亚历克·拉德福德(Alec Radford)加入OpenAI,开始发力。作为主要作者,他在苏茨克维等的指导下,连续完成了PPO(2017)、GPT-1(2018)、GPT-2(2019)、Jukebox(2020)、ImageGPT(2020)、CLIP(2021)和Whisper(2022)等多项开创性工作。尤其是2017年关于情感神经元的工作,开创了“预测下一个字符”的极简架构结合大模型、大算力、大数据的技术路线,对后续的GPT产生了关键影响。
📌 2020年底,OpenAI的两位副总达里奥·阿莫迪(Dario Amodei)和丹妮拉·阿莫迪(Daniela Amodei)(同时也是兄妹)带领GPT-3和安全团队的多位同事离开,创办了Anthropic。
📌 当年11月中旬,本来一直在研发GPT-4的OpenAI员工收到管理层的指令:所有工作暂停,全力推出一款聊天工具,原因是有竞争。两周后,ChatGPT诞生。这之后的事情已经载入史册。
业界推测,OpenAI管理层应该是得知了Anthropic Claude的进展,意识到这一产品的巨大潜力,决定先下手为强。这展现出核心人员超强的战略判断力。要知道,即使是ChatGPT的核心研发人员也不知道为什么该产品推出后会这么火(“我爸妈终于知道我在干什么了”),他们在自己试用时完全没有惊艳的感觉。
📌 2023年3月,在长达半年的“评估、对抗性测试和对模型及系统级缓解措施的迭代改进”之后,GPT-4发布。微软研究院对其内部版本(能力超出公开发布的线上版本)研究的结论是:“在所有这些任务中,GPT-4的表现与人类水平接近得惊人……鉴于GPT-4的广度和深度,我们认为它可以合理地被视为AGI系统早期(但仍然不完整)的版本。”
📌 在综合能力上,OpenAI仍然一骑绝尘,唯一可以与之抗衡的,是Anthropic。
📌 为了更方便地做与元胞自动机相关的计算机实验,他开发了数学软件Mathematica(这个名字是他的好友乔布斯取的),进而创办了软件公司Wolfram Research,转身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Mathematica软件的强大,可以从本书后面对ChatGPT解读时高度抽象和清晰的语法中直观地感受到。
📌 沃尔弗拉姆经常为好莱坞的科幻电影做技术支持,用Mathematica和Wolfram编程语言生成一些逼真的效果,比较著名的包括《星际穿越》里的黑洞引力透镜效应,以及《降临》里掌握以后就能够超越时空的神奇外星语言,非常富有想象力。
📌 首先需要解释,ChatGPT从根本上始终要做的是,针对它得到的任何文本产生“合理的延续”。这里所说的“合理”是指,“人们在看到诸如数十亿个网页上的内容后,可能期待别人会这样写”。
📌 值得注意的是,当ChatGPT做一些事情,比如写一篇文章时,它实质上只是在一遍又一遍地询问“根据目前的文本,下一个词应该是什么”,并且每次都添加一个词。[正如我将要解释的那样,更准确地说,它是每次都添加一个“标记”(token),而标记可能只是词的一部分。这就是它有时可以“造词”的原因。]
📌 好吧,它在每一步都会得到一个带概率的词列表。但它应该选择将哪一个词添加到正在写作的文章中呢?有人可能认为应该选择“排名最高”的词,即分配了最高“概率”的词。然而,这里出现了一点儿玄学的意味。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有一天能用科学解释—如果我们总是选择排名最高的词,通常会得到一篇非常“平淡”的文章,完全显示不出任何“创造力”(有时甚至会一字不差地重复前文。但是,如果有时(随机)选择排名较低的词,就会得到一篇“更有趣”的文章。
📌 这里存在随机性意味着,如果我们多次使用相同的提示(prompt),每次都有可能得到不同的文章。而且,符合玄学思想的是,有一个所谓的“温度”参数来确定低排名词的使用频率。对于文章生成来说,“温度”为0.8似乎最好。(值得强调的是,这里没有使用任何“理论”,“温度”参数只是在实践中被发现有效的一种方法。例如,之所以采用“温度”的概念,是因为碰巧使用了在统计物理学中很常见的某种指数分布,但它与物理学之间并没有任何实际联系,至少就我们目前所知是这样的。)
📌 举例来说,我们知道,如果句子中有一个字母q,那么紧随其后的下一个字母几乎一定是u。
📌 在网络爬取结果中可能有几千亿个词,在电子书中可能还有另外几百亿个词。但是,即使只有4万个常用词,可能的二元词的数量也已经达到了16亿,而可能的三元词的数量则达到了60万亿。因此,我们无法根据已有的文本估计所有这些三元词的概率。当涉及包含20个词的“文章片段”时,可能的20元词的数量会大于宇宙中的粒子数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永远无法把它们全部写下来。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最佳思路是建立一个模型,让我们能够估计序列出现的概率—即使我们从未在已有的文本语料库中明确看到过这些序列。ChatGPT的核心正是所谓的“大语言模型”,后者已经被构建得能够很好地估计这些概率了。
📌 要确定输入的图像是否对应于特定的数字,可以逐像素地将其与已有的样本进行比较。但是作为人类,我们似乎肯定做得更好:因为即使数字是手写的,有各种涂抹和扭曲,我们也仍然能够识别它们。
📌 面对一个模糊的图像,并且不知道其来源,人类会用什么方式来识别它?
如果函数给出的结果总是与人类的意见相符,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好模型”
📌 能“用数学证明”这些函数有效吗?不能。因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拥有一个关于人类所做的事情的数学理论。如果改变2的图像中的一些像素,我们可能会觉得,仍应该认为这是数字2。但是随着更多像素发生改变,我们又应该能坚持多久呢?这是一个关于人类视觉感知的问题。没错,对于蜜蜂或章鱼的图像,答案无疑会有所不同,而对于虚构的外星人的图像,答案则可能会完全不同。
📌 我们终于准备好讨论ChatGPT的内部原理了。从根本上说,ChatGPT是一个庞大的神经网络— GPT-3拥有1750亿个权重。它在许多方面非常像我们讨论过的其他神经网络,只不过是一个特别为处理语言而设置的神经网络。它最显著的特点是一个称为Transformer的神经网络架构。
📌 ChatGPT(或者说它基于的GPT-3网络)到底是在做什么呢?它的总体目标是,根据所接受的训练(查看来自互联网的数十亿页文本,等等),以“合理”的方式续写文本。所以在任意给定时刻,它都有一定量的文本,而目标是为要添加的下一个标记做出适当的选择。
📌 它的操作分为三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它获取与目前的文本相对应的标记序列,并找到表示这些标记的一个嵌入(即由数组成的数组)。第二阶段,它以“标准的神经网络的方式”对此嵌入进行操作,值“像涟漪一样依次通过”网络中的各层,从而产生一个新的嵌入(即一个新的数组)。第三阶段,它获取此数组的最后一部分,并据此生成包含约50000个值的数组,这些值就成了各个可能的下一个标记的概率。(没错,使用的标记数量恰好与英语常用词的数量相当,尽管其中只有约3000个标记是完整的词,其余的则是片段。)
关键是,这条流水线的每个部分都由一个神经网络实现,其权重是通过对神经网络进行端到端的训练确定的。换句话说,除了整体架构,实际上没有任何细节是有“明确设计”的,一切都是从训练数据中“学习”来的。
📌 ChatGPT像人类一样,经常在数学领域遇到困难。
📌 因此,使用(不能咨询Wolfram|Alpha的)ChatGPT做数学作业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它可以给你一个看似非常可信的答案。

但是如果ChatGPT没有“真正理解数学”,就基本上不可能可靠地得出正确答案。所以,答案又是错误的。

ChatGPT甚至可以为“它得出答案的方式”(尽管并不是它所“做”的真正方式)编造一个非常像样的解释。此外,迷人(和有趣)的是,它给出的解释里存在不理解数学的人类可能会犯的错误。

📌 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不理解事物的含义”都可能会引起麻烦。
📌 是的,可以找到一种方法来“修复这个特定的bug”。但问题在于,像ChatGPT这样基于生成语言的AI系统的基本思想并不适用于需要执行结构化计算任务的情况。换句话说,需要“修复”几乎无穷多的“bug”,才能追赶上Wolfram|Alpha以其结构化方式所能实现的几乎无穷小的成就。
📌 但结果从来不是“完美”的。也许有的东西能够在95% 的时间内运作良好。但是不论怎样努力,它的表现在剩下的5% 时间内仍然难以捉摸。对于某些情况来说,这可能被视为失败。但关键在于,在各种重要的用例中,95% 往往就“足够好了”。原因也许是输出是一种没有“正确答案”的东西,也许是人们只是在试图挖掘一些可能性供人类(或系统算法)选择或改进。
📌 Wolfram语言的总体概念就是对我们人类的所思所想进行计算上的表示和处理。普通的编程语言旨在确切地告诉计算机要做什么,而作为一门全面的计算语言,Wolfram语言涉及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这一点。实际上,它旨在成为一门既能让人类也能让计算机“用计算思维思考”的语言。
许多世纪以前,当数学符号被发明时,人类第一次有了“用数学思维思考”事物的一种精简媒介。它的发明很快导致了代数、微积分和最终所有数学科学的出现。Wolfram语言的目标则是为计算思维做类似的事情,不仅是为了人类,而且是要让计算范式能够开启的所有“计算XX学”领域成为可能。

📌 邱师傅的丈母娘带着小姨子搭人家的骡车来了。
📌 他女人很想叫他小姨子一起上城来。他女人打定主意要给窦师傅做个媒,让两下里先都相相,看中意不中意。
📌 “抱着?我这做姐夫的……”
他老婆冷笑笑。“那有甚么,小时候你还不是抱过她看庙会?”
“小时候是小时候,那还说甚么!”
“想抱还不容易!压两天就送上门来了。”
📌 “除非天下男人都死光了,我妹妹找不到人家!”
他心里便会说:“不必等男人死光,只要一个女人死掉,那就有奔头!”这也是随便说说,玩笑玩笑,可不能说出口,妇人家顶爱的就是多心,尽管他一点也不承认自个儿安过那样丧天良的坏心眼儿,巴望他女人死掉。
📌 听着布谷鸟驮一身春暖,一声声叫春。连绵春雨,梦给檐水淅淅沥沥打穿了千个疮、百个洞,打碎了。翻一个身,褂子口袋里的铁壳烟盒碰在丝架子上,打更的大锣也没有这样响,不知是几更天了,春天长得夜连着夜,又那么多的骚扰,啼的,叫的,碰的,撞的,不是风时,就是雨时,人心比甚么都更骚。
📌 天亮老岳母扫地时,总嘀咕他姑爷烟瘾大。烟瘾大算甚么,要是知道他姑爷一头抽烟一头狠狠想着的歪心事,得用笤帚抽他的嘴巴子。
📌 “那怎么怪得上人家窦师傅!是她小姨嘛,甚么样的人都行,就是不嫁给抽丝的。还抱怨我呢,说甚么:‘一季下来丧掉多少命呀,杀猪的屠户也作不了那么大的孽!
📌 “怎么说?不是五百两?”
“她原告只告失掉二百两;就这二百两也是多报的,死无对证嘛!”
“那,这次捕房有油水了!”
“状子上业已改了五百,反正多出的三百两,彼此都落点儿罢。”
这些我都听不出门道。只觉得这哪儿是当新差?这像赶甚么夜市来了,听他们打着暗号谈买卖似的,我可一点儿也听不懂,给冷在一旁,不由得非常渴念起家里那个暖暖烘烘的窝,不知有多遥远。那窝儿里融融泄泄的老小。果然就是老话说的:“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
📌 这个女犯徐周氏,接不上气儿地诉说了。她说她生得好苦的命,爹娘贪图那五百两银子,十五岁就把她卖给徐家相公做小房;进了徐家门,一晃就是两年整,日子一天坏一天……
📌 “我把你……卖了,照本钱;没蚀……也没赚,净玩了你两年……便……便宜不是?”
男人红红的鼻头,分明是冻成那样子,倒像不知有多伤心。
“真的你舍得卖我?”
女的总还有空儿问那么一声,胃里已像烧火一样地饥荒,不那么一片一片揭着云片吃了,穷凶急恶地啃着吞着。那压在身上的男人也烧火一样地饥荒,那么穷凶急恶地啃咬。以物易物的小市场,各取所需了。尽管死去活来的小女人时时提防就会有甚么东西酸酸黏黏臭臭地泼她一脸一胸一枕头,总还是大口大口地吞咽着云片糕。或许真的就只这一夜的恩情了——还有甚么可恋?生就的这么贱哟!
📌 我算是吃不来这行饭,受不住这些。吃饭是要活着,吃这种饭要把人给吃死的。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忍心哟!就算这女人亲手杀了我爹娘妻儿,叫我耳听这样子嘶叫,又下辣手这么胡整,我也拿不出狠心。瞧大老爷叭嗒叭嗒抽不够的旱烟,不知多有滋味。大老爷以下,官爷差爷这一大堆,当真一个个都是铁打的心肠铜铸的肝!而那两个汉子踩在杉木杠子上,就有耍把戏卖艺的那种架势,卖弄他哥儿俩能站在老要滚动的杠子上而不跌下来的硬功夫。
📌 每天每天,总有一个天明;但这女犯该是一个甚么样的天明!她被架下去,脑袋深深地垂着,手深深地垂着,长发也深深地垂着,在堂口的烛光里闪转了一瞥,便沉进黑地里。那一双腿软软的,好像把骨骼抽去了,和着大镣拖曳在地上,嗤嗤地拉动,拉过天井里冰霜铺地的青石板。
“恐怕躲不掉要判一个凌迟。”
📌 这五十大板还能逃得掉。心里刚这么想,那毛竹板子业已暴雨似的打下来,我挣着喊叫,一阵子真像害了热病一样。可不大对劲儿,一点儿没感到疼痛,这不是给我挥身上的灰尘么?听那砰儿砰儿打在袍子后襟上的响声可又不小,这样子饶是打上一万大板也伤不了一个汗毛、一根布丝儿的。
我便恍然大悟了,真的这是个功夫,不简单,我算服了这些老衙门。五十大板打完,我被扶起来,望着闭目养神的大老爷。
📌 一九四九年
弃学从军,加入国民政府军队。
随军来台,居于高雄县凤山黄埔新村。官阶陆军上尉。 ^225207353-7Onzdl2EX
- 💭 真的是49年入国军
- ⏱ 2024-01-21 09:22:16

📌 两国数据结果的对比值得玩味:一方面,作为一个“舶来品”,星座文化在中国的流行程度竟然比在美国更高(至少从被调查样本来看);
📌 那为什么同样是处女座,在美国没有招来差评,在中国却不受欢迎呢?研究者推测,背后的原因可能非常简单——都是命名惹的祸。在英文里,巨蟹座(Cancer)的发音与“癌症”同音,由此可能激起某些负面联想,而在中文语境里,巨蟹座的人被认为热爱家庭,可能是因为螃蟹总是待在壳里。相反,“处女”在中文语境中莫名联结起了挑剔、完美主义等特征(如“老处女”),而这一联结在英文里并不存在。研究者对此推测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只要把“处女座”转而翻译成“室女座”,人们对于这个星座人的负面评价就会明显减弱。再比如,金牛座(Taurus)的英文在英语里并不带有“金”的含义,而当它传到中国恰好被翻译成了“金牛”,于是在中国,金牛座的人不仅被认为勤恳固执(对应于“牛”),还被认为爱财、吝啬、物质(对应于“金”)。也就是说,在西方的十二星座传入之前,中国尚不存在这样的人群分类,而当每一个星座的名称被翻译成中文,人们受到中文命名的强烈暗示,便开始对其进行演绎和解读,最后每个星座名称的中文含义就被对应到了相应星座的人群上,认为能够代表他们的性格特点。
📌 于是,分类既是一种多快好省的认知方式,又能满足人们的归属与认同需要,人们因此而喜欢它。但是,这种用类别来知觉自己的方式存在着潜在风险,最有害的风险之一即“自我标签化”——当我们将自己归到某一类别之中并对此深信不疑时,这个本来期待有助于自我了解和探索的框架就可能变成了自我设限的牢笼
📌 “内向”或“外向”的形容实在太过深入人心,先来看看它们的起源。1921年,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在其代表著作《心理类型》(Psychological Type)一书中首次提出并定义了内向(introversion)与外向(extraversion)。此处,荣格沿袭了前辈弗洛伊德的假设,即心理系统和物理系统一样是能量系统,不管是进行还是维持心理活动都需要能量,那么,心理能量从哪里来又被用到哪里去就构成了每个人适应社会活动的基本心理模式
📌 典型外向者的心理能量主要投注于外部世界(他人或事物),他们习惯于呼朋引伴,世界就是他们的游乐场;而一个典型内向的人则主要将心理能量投注于内心世界的感受和体验上,他们习惯于独处,一个人安静地阅读或思考对他们来说是最舒服的状态。在经历了能量消耗如一整天高强度的工作之后,两类人补充能量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典型外向的人可能还可以继续呼朋引伴参加聚会,而典型内向的人则更想自己一个人待着不被任何人打扰。也就是说,同样是为了“充电”,有些人开个派对就能满血复活,而有些人则需要自己静静来恢复元气。于是,在荣格看来,那些倾向于从外部世界和他人获取能量并释放于外部世界和他人的就是外向的人,而那些倾向于从精神世界和自己内心获取能量并也将能量投放于此的就是内向的人。
📌 这并不意味着偏于内向的人“社恐”。典型的内向者完全可以拥有良好的社交技能,他们只是不太想社交而已,而“社交恐惧症”(更准确的说法是“社交焦虑障碍”)患者则可能在社交技能上有所欠缺并对社交这件事情感到不必要的过度焦虑。此外,不热衷社交并不会导致内向的人没朋友,反过来,典型高外向的人虽然爱交朋友,但并不代表他们就一定能交到朋友或者总能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因为即便他们经常出现在社交场合,其他人愿不愿意跟他们做朋友却不完全取决于他们外向性的高低,
📌 焦虑来自自我对于本我、超我和现实威胁的无能为力;而根据现代心理学的观点,从本质上说,高神经质的核心是对存在于环境中的潜在威胁线索十分敏感并做出夸大反应。这里的敏感意味着一旦周遭出现消极信号,高神经质的人将很快觉知到并做出响应,此时,神经质很低的人可能压根没注意到有威胁来过,或者即便注意到了也不觉得那是威胁;而夸大则在于他们的反应与环境中真实存在的威胁程度并不相称(McCrae & Costa, 2003)。
📌 方法二,进行“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很多时候,困扰来自人们自动化的思考方式,如高神经质的人总是倾向于从消极的方面想问题,习惯给每件事都披上痛苦的外衣,不管是某人不接自己电话还是上司说了一句什么,而一旦做出消极评价就会更加凸显和强调那些让他们感到焦虑或悲伤的事情。此时如果反过来,对事件进行重新的积极评价则有可能减弱这些不利影响(Gross & John, 2003)。例如,当遇到很有压力的事情时,试试使用“至少……”开头的句子来进行思考:“虽然今天的工作不顺利,但至少和昨天相比我坚持下来了。”类似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人们找出被忽略的积极方面,并给予自己适时的肯定。
📌 方法五,加强与他人的联系。高神经质者有时难与他人建立和维持亲密关系,然而关系对每个人来说又如此重要,快乐、满足、幸福这些积极结果几乎不可能在关系缺失的情况下获得,于是加强一些人际互动的技巧就很有必要。
📌 基于日常经验,高宜人性的人既然如此注重人际和谐,好相处是好相处,但会不会因为太好说话和太轻信他人而更容易受人欺负或者被人占便宜呢?这听上去可能性很大,不过研究结果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例如,与低宜人性的青少年相比,高宜人性的青少年在学校遭遇霸凌的概率更小(Jensen-Campbell et al., 2002),原因在于,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成为重要的社会支持资源,帮助高宜人性的孩子更好地适应与应对学校生活。对于成人来说,高宜人性者的积极情绪更多、生活满意度更高(e.g., Wilmot & Ones, 2022),他们身上有一种“随遇而安”的气质,倾向于接纳自己、周遭环境及生活经历,再加上关系本身对他们已然是种奖励,因此即便自己的投入没有获得期待的回报,他们也会将注意力更多放在过程而非结果上。
📌 相对于其他人,高宜人性者根本就没有那么重视地位和金钱。在他们的价值排序上,对于金钱和成功的追求并不居于首位,与人为善、帮助他人的快乐对他们来说胜过出人头地的快乐
📌 但对于高度自恋者来说,喜欢还不够,他们想要别人认识、欣赏并崇拜自己的伟大。当然,这种“伟大”很可能没有切实的证据或可见的成就作为支撑,但并不影响他们抱持这样一种膨胀的自我信念。在此信念驱使下,高自恋的人倾向于认为自己应该享有特权,即受到有别于一般人的格外优待甚至他人的顶礼膜拜,他们渴望永远站在聚光灯下成为所有目光的焦点,“求表扬”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需要持续的赞美、无穷无尽的赞美并会不知疲倦地去搜寻赞美,以此来彰显自认为的卓越和成功,获得他们觉得自己应得的尊重和崇拜(McAdams, 2020)。
📌 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自然的生存法则和社会的普遍道德之间坚定地选择了前者,弱肉强食、成王败寇是他们的信条,与此同时,他们又小心翼翼地不让别人发现。他们狡猾且擅长伪装,经常表里不一,为了达成目标,他们可能不会像高自恋者那样总想占据中心位大出风头,而是可以策略性地躲在暗处,悄悄策划下一步行动。如果此时他们还拥有足够的智商能够真的控制住局面,就很可能给人留下沉稳和足智多谋的印象。
📌 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这些特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本土的概念即所谓的“厚黑学”:脸皮要厚而无形,心要黑而无色。这种对于权术和操控的强调与马基雅维利主义异曲同工,而当它们形成一种稳定的行为风格时就成了个人人格的一部分(汤舒俊,郭永玉,2015)。可以想见,历史上那些腹黑的政治家、巧舌如簧的诈骗犯以及一个个“庞氏骗局”的制造者们,其中很多都是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 新鲜的柠檬一枚,如果没有,可用浓缩柠檬汁代替(请注意要原汁,不能加糖加水);再来是一根双头棉签。好了实验开始,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吞咽三次,然后用棉签的一头在舌头上沾一下;接着在舌头上滴上四滴柠檬汁,再吞咽三次,用棉签的另一头在舌头上沾一下;之后用一根线吊住棉签的中点,看其两端是不是平衡。显然,棉签所记录的一头是基线水平的唾液分泌量,另一头则是在感受到柠檬汁酸味之后唾液的分泌量。如果说分泌唾液可以看作对于外界刺激所做出的反应,根据艾森克的假设,既然偏内向的人上行网状激活系统的功能较为亢进,那么他们就会在同等刺激下做出更加强烈的反应,也就是在酸味刺激下分泌更多的唾液。这个实验的结果与这一假设一致:那些越外向的人的棉签会相对保持平衡,而那些越内向的人的棉签则较不平衡且偏向于滴过柠檬汁之后沾过的那一端。
📌 研究告诉我们,改变对于压力的认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身体对压力的反应(Jamieson, Nock, & Mendes, 2012):受试者分为三组,在创设一个压力情境后分别接受不同的指导——一组有意回避压力,即不去想它;第二组将压力反应评估为“这是身体在帮助我应对挑战”;最后一组则什么也不做。结果发现,相对于其他两组,把压力反应评估为“身体在帮助我应对挑战”的受试者在后续表现出了更健康和更具适应性的心血管应激反应。
📌 于是在大脑的统治下,人类很难坚持饿成个瘦子,想要饿死自己更是一件技术含量极高的事情。许多本能反应还停留在石器时代的大脑并不知道,食物对于现代人来说不仅是生存物资更是享乐来源,它也不知道,曾经金贵无比的脂肪和糖类居然随处可见,对它们的过度摄入甚至成了危害健康的罪魁祸首。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建议使用忍饥挨饿的方式来控制体重,因为这有悖大脑的工作方式。
📌 一个男人如果有20个妻子可能生下200个孩子,然而女人有20个丈夫可生不出这么多孩子),因此伴侣数量对女性繁殖力的影响不大,她们更在意质量,故而在择偶时会更加慎重并注重养育的过程且在养育中投入更多,以确保每一笔投资都是成功的。同时,她们需要男性来帮助自己完成怀孕和照料孩子的工作,因此会更加青睐那些拥有资源和保护潜力的男性,如富有、高地位、身体强壮的男性,也更希望和他们建立长期稳定的配偶关系。
📌 反观男性,只要和女性发生性关系生成受精卵,理论上的繁衍任务就完成了,只要这个后代存活,自己的基因就能留存下来,这个成本代价相较女性显然小很多。于是相比于女性,男性无须关心养育的过程,而只要关心如何能繁衍更多的后代。因此,男性会比女性更倾向于使用短期择偶策略,也就是追求偶发单次的性关系,并更注重女性基因的质量,表现为偏好年轻貌美的女性。
📌 男性无法确认正在投资的亲子关系是不是真的为自己完成了基因留存的任务,于是会对潜在的同性竞争者更为警惕并对伴侣的忠诚更加重视。这一点在实证研究中表现为男性对于伴侣的身体出轨表现出更大痛苦,而女性则对于伴侣的情感出轨(这意味着投资于后代身上的资源可能被撤走)表现出更大的痛苦(Buss et al., 1992)。
📌 这样一个性别不平等的社会里,女性当然更看重男性的资源,而男性也当然更重视女性的生育相关特性,然而随着性别平等进程的发展,这种被进化视角认为完全由生物性所塑造的择偶偏好上的性别差异已被发现正在减弱甚至消失
📌 如果家里有3岁以上的孩子,你可能永远忘不了第一次送他上幼儿园时的情景,当他哭得撕心裂肺仿佛世界末日就要来临时,你却狠心地扭头就走,那一刻你心里一定充满了罪恶感,然而在揪心之余你可能又会忧心:这孩子这么离不开父母可怎么好!而在他更小的时候,你可能也还记得,某位朋友来家里做客,向第一次见面的宝宝友好地打招呼,在听到呼唤后,原本正在地板上欢快爬行的小家伙可能会先盯着这位不速之客看一会儿,然后小嘴一瘪甚至“哇”的一声哭出来,进而转身向你爬去并伸出双手,要求安抚他那颗受惊吓的小心灵。这时候你可能又忧心上了:这孩子这么怕生可怎么好!有趣的是,这种因为和所爱的人分开而感到痛苦的“分离焦虑”以及对陌生人充满戒心的“陌生人焦虑”却恰恰说明宝宝和你建立起了安全的依恋关系。
📌 婴儿与主要照料者的依恋质量在很大程度上由照料者的抚养方式决定(Ainsworth, 1979)。那些和婴儿形成了安全依恋的父母大概是这样的父母:他们可以敏锐地捕捉到婴儿发出的信号(如饿、渴、不舒服、求安慰)并且能够及时准确地予以回应,他们对婴儿表现出积极的爱和关心,可以为他们提供很多愉快的刺激和情感支持(de Wolff & van IJzendoorn, 1997),于是婴儿就能从互动中感受到舒适和愉悦进而形成安全依恋。
📌 所谓“心理控制”即父母企图控制儿童的思想和情感,限制儿童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表达(Barber & Harmon, 2002)。一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典型的比如,借由强调“我为你牺牲了多少”来引发孩子的内疚感,暗示“因为孩子做得不够好令自己面上无光”来挑起孩子的罪恶感,频繁拿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进行比较,威胁孩子如果不按自己说的做就收回对他的爱,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孩子身上,将孩子作为实现自己未竟梦想的工具……这些很明显是对儿童自我意识的侵犯,但往往以爱之名。
📌 参与各种培训班并不能提高成绩(数据来自“双减”政策出台之前),反而会令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和主观幸福感降低,而如果父母可以拿出同样的时间陪伴孩子,不管是一起玩还是共同做一些其他活动,都能促进孩子的发展,包括学习成绩在内。这可能就是“不做/少做什么”的意思,过度的在意可能过犹不及,拳拳的爱子之心不妨转换一些方式来表达,比如变控制为倾听与陪伴,变永远想做更多为放松一点,做孩子的避风港而不是训练师,将孩子当作礼物而不是作品,这样不但对孩子好,对父母自己也是一种减压和解绑
📌 父母们放轻松,丢掉那些教养神话,爱你的孩子,只是因为他们很可爱,享受养育孩子的过程,教给他们你所知道的一切,这些就够了,他们是属于明天的。”
📌 父母是普通人,孩子也是普通人,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是普通人就会犯错,就会有弱点有挣扎,当接受这一事实时,也许我们就能回到一个相对平等的关系上甚至以一个跳脱的视角去看到父母身上不是作为父母而是作为一个人的部分,不再是充满崇拜的仰视,也不是满心愤懑的鄙视,而是可以平视
📌 从记忆的角度来看,一生中最能被记住的时期不是童年,而是青春期到25岁左右,这段时间会出现一个“回忆高峰”(reminiscence bump; Berntsen & Rubin, 2002)。原因是,这段时间是大脑真正成熟的时期,也是稳定而持久的自我出现的时期,当我们慢慢长大,儿时的记忆将随着大脑神经元突触的自然被修剪而逐渐模糊,后来的经历则会不断改写大脑的神经回路,令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得到积极的重塑,我们完全有能力在不断学习、体验和思考之下带自己走出童年。
📌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似乎有三件事情是没有学过的:第一件事是怎么谈恋爱,基本靠自学成才;第二件事是怎么做父母,很多人直接把父母对待自己的方式拿过来对待自己的孩子;第三件事是怎么面对死亡,全社会对这件事讳莫如深。
📌 提到禅宗里一个有趣的词叫“啐啄同时”:啐和啄是两个动作,“啐”是小鸡在蛋里吮吸蛋壳的动作,而“啄”是母鸡在外面助力小鸡叩击蛋壳的动作,一里一外同时发力,新的生命方得以诞生。很可爱,也很有爱。任何人都曾经是孩子,也都有可能成为父母,不管是哪种角色,两边都减压,两边也都尽力而为,毕竟世间所有美好的爱都是双向奔赴的
📌 我们的社会规范中,“男孩像个女孩”要比“女孩像个男孩”承受着更大的压力,男性去担任照料者的角色(如护士、幼儿园老师等服务性工作)也背负着污名(e.g., Croft, Schmader, & Block, 2015)。这看上去似乎是人们对于男性做出偏离性别刻板印象的行为更为苛刻,然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传统的女性化职业通常收入更低、社会地位也更低,于是当男孩做所谓女孩做的事情时便意味着失去权力与地位(Serbin, Powlishta, & Gulko, 1993),故而更不被父母或他人期待与接受。这是性别等级制度在孩子早期生命中的体现,它反过来也恰恰反映出我们社会中的女性长久以来所经历的结构性困境。
📌 人类是创造意义的生物,当我们感到疲惫、挫败、无力时,需要一个出口来命名和表达自己的情绪体验,不管是厌食症还是抑郁症都是这样的出口。
📌 本我是与生俱来的原始心理能量的大“水库”,是潜意识中一大锅沸腾着的亢奋欲念,包括吃的需要、排泄的需要、逃避痛苦的需要,以及更重要的,获取性(生本能)快感和释放攻击性(死本能)的需要。这些原始的欲念时刻在骚动不安,而本我引导这些心理能量的功能非常简单,那就是追求它们的直接满足:释放能量、缓解紧张、获得快感。
📌 在弗洛伊德看来,新生儿只有本我(自我和超我是在本我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不过,在成人当中似也不乏“本我主导的人”,如那些只顾眼前不顾未来的人,“今朝饮酒醉,明天无家归”,他们更愿意得到即刻的欢愉,而不愿为未来长久的快乐暂时牺牲哪怕一点点眼前的快乐,他们通常以自我为中心、冲动并难以延迟满足,整体社会化程度较低。
📌 自我防御机制的特点是只关注情绪、不关注情境,只改变认知、不改变事件,因此是自欺欺人的,但这对于缓解焦虑、暂时拯救深陷水火的自我来说又是有效的。而且这一过程常由潜意识运作,不知不觉便完成了,如果旁人点破那个实施防御的人,还很有可能受到强烈否认甚至被一阵痛斥,这或许也是一种防御。
📌 近年来,网络上流行一个说法叫“恐同即深柜”,意指一个激烈反对同性恋的人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同性恋者。这一说法本身符合反向形成的逻辑,但也体现出值得思考的另一面,即有一些动机不被自我接纳是因为来自社会文化的巨大压力,一个社会对于如“性取向”般原本正常事物的禁忌、偏见和歧视越多,类似这种反向形成的所谓虚伪“两面人”就会越多。
📌 自己生病却让别人吃药。于是,根据投射的逻辑,一个人对他人感到极度厌烦的地方有可能恰恰体现的是其自身的担忧;如果老是注意到别人身上有什么毛病,多半是自己也有;如果一样东西极其让我们不快,可能只是它碰巧戳穿了我们想拒绝的真相。
📌 弗洛伊德还在书的封面上豪气十足地引用了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的一句话:“如若不能震撼上苍,就要搅动地狱。”——这很“弗洛伊德”,他从小就是一个胸有大志、野心勃勃的人。然而天不遂人愿,这本书面世之初销量可谓惨淡,前八年总共才卖出三百多本。但是,在多年以后的世纪之交,当人们回头翻看整个20世纪时,不负其所望,《梦的解析》被认为是这个百年里最重要的划时代巨著之一。
📌 在世人汲汲营营地期待从梦中预知未来的利益时,弗洛伊德看重的却是过去的意义。无论梦境多么绮丽诡谲,在他看来只是潜意识的碎片和线索。一旦进入梦乡,束缚我们的社会良知就不再那么强劲有力,换言之,压抑的力量变弱,被“打入冷宫”的潜意识欲望得以找到绝佳的上场机会,弗洛伊德因此称梦为“通往潜意识的捷径”。
📌 弗洛伊德的梦理论充满着戏剧的张力,所以毫不意外,它在文学艺术领域成为一个大“IP”,成就了无数文艺作品。随便说几个:希区柯克的代表作之一《爱德华大夫》(Spellbound,1945),其中有关梦和释梦的情节设置简直如梦理论教科书般工整;大卫·林奇(David Lynch)执导的《穆赫兰道》(Mulholland Dr.,2011),如果不以精神分析的梦理论的视角去理解,很容易看得一头雾水。还有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执导的《盗梦空间》(Inception,2010),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一定会对其中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印象深刻,而在绚烂的视觉特效之外,它也不失考究的细节与有关梦的科学原理,特别是精神分析理论(尤其是有关压抑和梦的理论)所奠定的故事内核。
📌 在司法领域,警察、法官及律师的问话方式很可能影响证人证词的准确性。以上这些证据都在表明,人类的记忆是不断重构的产物,在暗示的作用下尤为脆弱。但是,另一方面,面对以上质疑,一些心理治疗师和临床心理学家表达了强烈的愤慨,他们认为这是对真实受害者的排斥,他们相信被恢复的记忆绝不是虚妄之词,而是深埋的梦魇在当下的投影,对这些记忆的否定只会让受害者承受更大的压力与污名,从而更不敢站出来发声并背负难以想象的痛苦。
📌 弗洛伊德曾12次被提名诺贝尔医学奖,然而直至他去世,12提0中。不过,在其他领域,他倒是有所斩获:1930年,弗洛伊德被授予德语文学最高奖“歌德奖”;1936年,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等提名他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然而,这些文学界的荣誉似乎更像是一个讽刺,意指精神分析学说里艺术创作的成分多于科学研究的成分。
📌 科学真理的胜利往往不是因为说服了反对者,而是因为反对者们最终去世了,而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了起来。”弗洛伊德和他的精神分析却似乎没有这样的幸运,在他活着的时候,同时代的人批评他肮脏下流,而在他死去之后,今天的人则批评他不够科学。
📌 克制自己吃了一整天健康餐的人也容易在晚上缴械投降,屈服于放纵一下的诱惑。人们常说“控制不了自己身体的人怎么能控制自己的人生”,这句话过于绝对了。因为以自我损耗效应的逻辑来看,特别能控制自己身体的人反而可能在人生的其他方面控制不住,因为在前者上已经消耗了太多。研究的确发现,长期节食者比不节食者更容易自我损耗(Wang et al., 2016),因为他们在控制食物摄入量上动用了太多的意志力,于是在面对其他诱惑时反而更容易失去自制。研究甚至还发现,人们在晚上做出不道德行为(比如欺骗)的可能性要比早上更高(昼伏夜出的人除外),因为一整天的活动可能耗尽人们抑制自己做出对自己有利但有违道德的行为的能力(Kouchaki & Smith, 2014),这似乎也从侧面说明“做个好人”或者“不为恶”是一件需要付出意志努力的事情。
📌 人们经常崇拜那些具有坚强意志和超凡自控力的人,他们往往能在常人难以抵御的诱惑下全身而退(如“坐怀不乱”“视金钱如粪土”),又或者在常人难以忍受的重压下力挽狂澜(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但是,大量研究发现,那些被公认拥有高自控力的人其实并不比一般人更擅长抵制诱惑或处理压力,他们擅长的只是避免诱惑或躲闪压力,也就是说,他们更少将自己置于需要动用自我控制资源的麻烦情境里。例如,知道自己一到晚上就会忍不住大吃大喝就不在家里储备零食,知道自己经不起考验就少在“河边走”或不“立于危墙之下”,明知山有虎那就不要去“明知山”……总之,尽量不和诱惑狭路相逢,自然也就更少体验到损耗,进而留下更充沛的资源来做计划和执行计划。于是,这些人并不是“杀敌”有多厉害,而是很聪明地不给自己制造“敌人”,或者根本就不给“敌人”机会,这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法
📌 睡觉前想了目标人物却不能写的受试者会更多地报告自己梦到了目标人物。于是,如果想让一个人梦到你该怎么办?或许可以在他睡觉前跟他说十遍:“千万不要想我!”
📌 我们越想抑制一个想法,就越需要在脑海里进行检查以确保自己并没有在想它,然后就会想得越多(Wegner & Zanakos, 1994)。这也提醒人们,有的时候,过度控制可能适得其反,抑制并不会让欲望消失,对抗可能激起更大的反弹,或许越是如临大敌般严防死守,就越显示出自身的虚弱。
📌 “内隐态度”(implicit attitude)。有些态度我们可以清晰意识到并很容易将其报告出来,但这不是全部,还有些态度隐藏在潜意识中,可能连我们自己都不知晓。例如,如果问一个人对艾滋病患者存有偏见吗?他很可能说没有,特别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并自诩公平正义的人。然而,真的没有吗,还是自以为没有?会不会有一些我们不愿承认的态度被隐藏了起来,或者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某些影响而自己都没有察觉到?
📌 《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 1976)中所指出的:“自然界中最令人敬畏的智能设计恰恰是通过盲目的自然选择过程产生的。”或许对于自然和人类来说,“潜意识”是规则而不是例外。
📌 有个学生向他的老师请教了一系列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教授,什么是科学?”教授停顿了一下,稍作思考后回答:“科学,就是在一间黑屋子里找一只黑猫。”学生表示了然——科学就是发现未知。紧接着,他又想到第二个问题:“教授,什么是哲学?”教授皱了皱眉,思考时间明显比刚才长了一些,然后回答说:“哲学,就是在一间没有黑猫的黑屋子里找一只黑猫。”学生恍然,最后问出了他的终极问题:“教授,什么是精神分析?”“精神分析……”教授沉思半晌才做出回答,“精神分析,就是在一间没有黑猫的黑屋子里找一只黑猫——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一只!”这个故事相当高级地讽刺了一把精神分析同时充满哲思。讽刺的点在于,第一,精神分析理论经常做出超越其所掌握证据的过度解释,这就像错把影子当作了物体本身,或者以为发现了那只黑猫的胡须,而其实看到的只是自己的睫毛。
📌 在弗洛伊德之前,几乎所有精神病学家都认为歇斯底里的女人是疯女人、手淫的孩子是变态、同性恋是堕落的……是弗洛伊德打通了正常与病态之间的联结,提示人们疾病和健康处在一个连续体上并可采用温和、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和治疗。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正在寻求或接受过心理咨询的人都要感谢弗洛伊德和他的理论。
📌 阿德勒先是提出了一个名为“男性反抗”(masculine protest)的概念,意为不论男女都有一种要求强壮有力的愿望,以补偿自己不够男性化之感。阿德勒认为,所有孩子都会因其相对弱势和从属的社会地位而体会到明显的“女性化”的软弱感,因此,不论男孩女孩都会经历“男性反抗”,即努力变得独立且有力量以获得自主权、不再做父母的附庸,进而在他们的小世界中争取到和成人平等的地位。虽然阿德勒解释说自己并非贬低女性特质,只是在当下的社会文化中,“强大”和“力量”总是与男性联系在一起,如果一个社会是反过来的,也会出现“女性反抗”,但是“男性反抗”这个词依然因为存在潜在的误导性而受到批评。
📌 阿德勒的后继者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说法生动地区分了这二者的区别,将它们分别称为“横向”努力和“纵向”努力(Sicher, 1955)。想象有两个人,一个人在水平面上跑,每跑一步都比之前的自己更进了一步;而另一个人在一个垂直的梯子上爬,每爬一格都要看一下自己超过了多少人。前者就是横向努力者,他们以任务为中心,聚焦于如何解决问题和自我成长,关心的是“我做得怎么样”“我有没有做出什么贡献”,于是他们追求卓越的方式是参与到他人与世界中去,通过融入、创造、爱与合作来实现目标。相比之下,纵向努力者追求的是领先和隔绝,是战胜他人以让自己高人一等,于是就会以自我为中心,聚焦于对名声和地位的追求,只关心“我看起来怎么样”“我有没有落后”。因为和其他人生活在一个水平面上,横向努力者不必对相对地位过度在意,要做什么和可以做什么也不用取决于别人的想法或行动,于是想做得更好和更有贡献的愿望永远不会被挫败;相反,因为生活在一个垂直面上,纵向努力者始终有跌落的危险,也就无法获得满足和平静,因为无论成功与否,由时时刻刻与他人比较导致的自卑感永远不会根除。
📌 弗洛伊德对于人性的基本假设是“精神决定论”,这使得其整个理论是向后看的,一切当下的行为均由潜意识里被压抑的过去所决定;而在阿德勒看来,应该向前看,只有往前去理解一个人期望达成的目标,才有可能理解其人格,于是他采取的是“目的论”立场,即当前的行为受到未来目标引导,目标很重要,哪怕只是虚构的也会让人有力量
📌 其次,弗洛伊德强调各种生物性驱力对于人类行为的决定作用并主要关注发生于个体心理内部的过程;而阿德勒则着眼于社会背景下的人,认为社会方面的因素包括家庭环境、人际关系等对行为的作用更大,人类行为的目的也不是追求各种生物性冲动的满足,而是归属于群体并为社会做贡献。换言之,弗洛伊德眼中的人是生物人,而阿德勒眼中的人是社会人。
📌 虽然阿德勒也同意潜意识的存在,但他更关注有意识的行为,他相信一个人的人生目标是有意识的,人也是有选择的,他的理论的关键任务就是帮助人们看到这些选择,而不是成为失序的内在驱力的无助受害者。
📌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对立和冲突是主旋律,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格内部各成分之间总是剑拔弩张;而阿德勒则认为,人与人可以和谐相处,个体的内心并非各路力量撕扯冲突的战场,我们的身体、思想、情感以及潜意识和意识都可以朝着同一个目标协同工作,所以人格不是一些部分的集合,而是一个整体。换言之,一个看重冲突,一个强调和谐。
📌 此外还有一个可能是,老大们经常有照顾弟弟妹妹的经验,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他们的智力成长。
📌 父母的资源不是无限的,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投资在每个孩子身上的资源会相应减少(Blake, 1981)。本质上,孩子们在争夺家庭资源尤其是来自父母的爱。不论父母如何努力地“一碗水端平”,这种竞争都是存在的,此时出生顺序就会对竞争策略的选择产生影响。一般来说,最年长的孩子可以优先选择自己的生存策略,他们通常会得到更多亲代投资,于是倾向于努力维持现状并认同权威,表现为尽可能满足父母的期望并顺从父母的意愿和价值观,在人格上循规蹈矩、有责任感、胸有大志同时传统且保守;而后出生的孩子则需要探索并创造自己独特的生存策略,他们无法复制兄姐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于是倾向于表现得叛逆和反传统,这样能够对已经建立的秩序发起挑战进而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并获得父母投资。
📌 在父母资源有限和中国传统父权制社会的双重背景下,一个重要的研究结论是,相对于儿子,女儿从独生子女的身份中受益更多(
📌 这是一种在中国社会中比较特有的性别不对称的兄弟姐妹效应,即女孩因拥有弟弟而处于不利地位,而男孩则因拥有姐姐而受益更多(Liu & Jiang, 2021)。
📌 在当时的弗洛伊德看来,心理能量的核心就是力比多,它只追求性欲的满足(后来他对此进行了拓展);而荣格认为,力比多是一般的生物性能量,旨在追求全部心理需求的满足以及整个个体的发展,在这其中性欲扮演的仅仅是次要角色,人们在包括理性和精神追求在内的其他方面投入了更多力比多。
📌 荣格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即便到了人生的后半程,人格依然可以由未来的希望引导而得到塑造和改变,换言之,和只关注前半生的弗洛伊德相比,荣格更愿意肯定后半生的力量。
📌 如果说弗洛伊德看到了人的生物性,阿德勒强调了人的社会性,那么荣格则把人的精神性提升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为了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相区别,荣格的理论被称为“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
📌 在荣格看来,人生来就有一个完整的人格称为“心灵”(psyche)。可以将之想象为一个蛋,处于最外层相当于蛋壳的部分,也是心灵中唯一能被个体直接感知的部分是“意识”(conscious),它由各种感知觉、记忆、思维和情感组成
📌 将“蛋壳”剥开,就进入了心灵的内核即潜意识,它又包含两个部分。处于潜意识外围的“蛋白”是“个人潜意识”(personal unconscious),与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差别不大,里面是一些曾经在意识层面但因为被压抑、遗忘或者当前不够活跃不足以进入意识的内容
📌 剥开潜意识的表层,终于来到了“蛋黄”——心灵的精华亦是荣格理论的精华部分“集体潜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
📌 此种“双性化优势”的观点也得到了现代研究的支持。研究表明,和那些高度男性化的所谓“纯爷们儿”和高度女性化的所谓“软妹子”相比,那些在心理上“双性化”的人行为更具灵活性,他们也更能根据当前的情境需要来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因此更为适应环境,心理也更健康(Martin, Cook, & Andrews, 2017)。简单来说,他们拥有一个更为丰富的心理“工具箱”,可以灵活取用、刚柔并济。这一结论还得到了神经影像学研究证据的支持,即“双性化”大脑更具可塑性,拥有“双性化”大脑的人,焦虑与抑郁程度甚至都更低(e.g., Zhang et al., 2021; Luo & Sahakian, 2022)。
📌 勃莱还提到,每个小朋友原本都是一颗饱满的“能量球”,里面装着旺盛的生命能量。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父母不喜欢这颗球的某些部分,于是他们总能听到“你就不能安静一点吗”或者“不可以不喜欢你弟弟”再或者“男(女)孩子就要有男(女)孩子的样子”。为了维持父母对自己的爱,孩子们身后慢慢拖起一个看不见的口袋,那些父母不喜欢的部分被放进了口袋里。等到上学的时候,那个口袋已经相当大了,接着又听到老师说“好孩子不会因为这种小事而生气”,于是又把愤怒或别的什么东西放进了口袋里……再后来是同伴,再再后来我们开始自己做这件事,所有让我们觉得拖后腿的东西都被扔进了口袋里。一遍一遍长此以往,一个完美的人格面具打造完成了——礼貌、乖巧、人见人爱,然而那颗曾经饱满的能量球已然干瘪,只剩下薄薄一片。反观那个拖在身后的长口袋,那些被分离出来的东西,那个暗影,却越来越大,人们不得不负重前行,直到有一天再也无法承受而被这些力量所吞噬,就好像海德之于杰基尔、浩克之于班纳。
📌 如果问普通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很可能会回答说是实现自我,而如果问荣格,他一定对此不以为然,自我的实现充其量只是适应社会,这是一个过于低水平的追求。在荣格看来,人生的意义在于“实现自性”(realization of Self),这一过程称为“自性化”(individuation)。自性化的目标是“精神整合”(psychosynthesis)而绝不仅仅是适应社会。
📌 如何整合?答案是从对外部价值的追求返回到对内在价值的追求上,即探索与体验心灵中潜意识的部分。例如,一个男人开始理解他的“阿尼玛”如何使他以挑剔的方式对待妻子,一个教徒开始理解自己的暗影如何使他变得冲动和情绪化,换言之,将潜意识的内容带入意识,这些曾经未知的东西将让我们变得完整。这听上去是不是有点讽刺?我们先花费了大量时间无数次痛苦地抉择要把自己的哪一部分放进口袋里,然后再用余下的时间想办法将它们一点点地从口袋里拿出来。
📌 MBTI使用强行分类的方式确定受测者的所属类型,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失了细微的个体差异信息,同时导致测验的重测信度较低(e.g., Harvey, 1996),而且这一测验的效度证据也不足(e.g., Boyle, 1995; Pittenger, 2005)。再次,未有证据表明MBTI测得的人格分类可以指导人们的职业选择等生活方向,事实上,不同职业中每种MBTI类型的占比接近于随机抽样人口中的类型占比(Pittenger, 1993);另外,MBTI类型与各种工作表现之间的关联也非常微弱(Gardner & Martinko, 1996)。最后,和星座一样,简单粗糙的分类可能导致“自我标签化”,这其实有违荣格理论对于平衡的强调。
📌 分类与此背道而驰,对于标签的深信不疑将让人们自我固化进而难以去接触和发展另一面。换言之,把自己固守于某个类型之中并非认识自己,在荣格看来,吸纳“不是你”的那一切才能做到真正完整的你。
📌 这部分源于荣格本人堪称恐怖的阅读量和知识储备,他的研究几乎涵盖了人类一切文化精神现象,跨越了诸多学科领域,涉及心理学、精神病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考古学、文学、哲学、神学、历史学、人类学、各类宗教甚至炼金术和占星术,很少有学者或读者能够拥有与之比肩的精神兴趣、思考视野与知识水准
📌 弗洛姆提出了一个有些奇异地融合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理论——“人本主义精神分析”(Humanistic Psychoanalysis)。一方面,他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大部分概念,包括潜意识、压抑、防御机制、移情以及将童年视为许多心理障碍根源的观念;然而另一方面,他无法接受弗洛伊德仅仅将人类视为一个机械性的生物实体,于是吸纳了马克思所捍卫的原则——人类受到文化和经济制度的制约,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人格。弗洛姆的理论充满了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热切关怀以及深邃洞察,可以说,他是心理学家也是社会学家,甚至是哲学家,或者把以上头衔综合在一起,他是一位从社会哲学的观点探讨人性的理论心理学家。
📌 个体化使人走向自由,孤独却令人失去安全感,疏离、不安、焦虑随之而来,这就是自由和安全的矛盾,它造就了现代人最基本的困境。于是,自由的悖论出现了——从前社会的安全是不自由的安全,现代社会的自由是不安全的自由。自由是一件很难拥有的东西,我们以为一旦得到它一定会将其奉若珍宝,然而,当我们真的拥有了它却开始逃避自由。
📌 “集体自恋是一种最具政治意义的现象……一个无名小卒,如果他的社会身份和国家绑定在一起或者将他的个人自恋转移到群体,那他就不再是无名小卒,而是地球上最美妙的团体的一员。”(Fromm, 1973)换言之,通过鼓吹群体的强大可以弥补自身脆弱的个体自尊。
📌 集体自恋不同于“民族主义”(nationalism)或“爱国主义”(patriotism)。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对内群体占据主导地位的渴望,所以会不断通过展示军事、经济或政治力量来使他人臣服(e.g., Blank & Schmidt, 2003; Pehrson, Brown, & Zagefka, 2009);而爱国主义是对国家的依恋(Kosterman & Feshbach, 1989),其中“盲目的爱国主义”(blind patriotism)强调坚定的忠诚和对国家不容置疑的积极评价,而“建设性的爱国主义”(constructive patriotism)则欢迎将批评作为国家进步的动力,不需要依托外部认可就可以获得对于群体的认同以及价值感(Schatz, Straub, & Lavine, 1999)。与这些皆有所不同的是,集体自恋者最在意的是本群体有权获得特殊对待,于是会不断搜寻本群体遭遇外群体不公或威胁的证据,然后以敌对和攻击性的方式对外群体表示不满。
📌 在弗洛姆看来,集体自恋也能起到避免被孤立的作用,因此也具有某种逃避自由的功能。“如果一个人只是个体自恋,说自己如何聪明、善良、勤劳、勇敢、伟大,别人如何愚蠢、恶毒、懒惰、怯懦、渺小,那么他定是令人生厌的。但当他把‘我’换成‘我们’,或者我的国家、民族、宗教,这时候再对其他群体加以贬斥时,他就会受到拥戴。一个有天赋的自恋者,往往就可以这样而成为一个领袖。”(弗洛姆,1988:69)
📌 “过去的危险在于人们成了奴隶,而未来的危险在于人们成了机器。和奴隶相比,机器不会造反。”的确,现在的人们一方面在想尽办法希望把机器做得越来越像人,然而与此同时,人却在变得越来越像机器。
📌 但在我的观察下,很多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却开始想念原本那种生活目标和内容极其单一,生活步调高度确定、简化和结构化的环境。骤然丰富起来的大学生活意味着比以前更有趣,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纠结、怀疑与不确定,因为与自由选择和自己做决定一并出现的还有自行承担后果——是考研还是工作?是走这条路还是那条路?即便各个选项在旁人看来都相当不错,他们依然会因为这个抉择可能影响未来而感到痛苦甚至恐惧。此时,如果有别人替自己做选择或者干脆交给命运,反而会如释重负。于是,为了躲避自由的代价也就是升高的不安全感,他们也会开始逃离自由。
📌 人们不断通过对于商品的占有来定义和彰显自己并沉湎于这种占有,从中获得满足。“to have”(拥有)完全压倒了“to be”(存在)。更夸张的是,不仅人与物的关系是异化的,人与人甚至人与自己的关系也是异化的。人们互相视对方为可利用的工具,评价他人的标准不是这个人是否自由充分地发展,而是看其在社会中取得的权力、地位、财富即成功程度。然而,这种成功本身并不具有生产力,只是一些可供复制和批发的空洞的东西,但正是这些东西定义了这个人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具有多少交换价值。人们甚至也将自己视为工具,以换取金钱、地位、名声、尊重以及更大的安全。人人都变成了商品待价而沽,金钱成了万物的尺度,而爱、幸福、尊严、创造力这些人性化的东西则被丢弃在了角落。于是,凡此种种的异化所带来的自由只会是消极自由。
📌 被动等待无条件的爱砸到自己身上,那是婴儿式的方式,婴儿只会将他人视为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总是以自己为中心来建立与他人的关系,而不是将他人视为值得尊重的、与自己平等且独立的人,这不是爱而是自恋。所以,成熟的个体必须意识到自己需要对关系负责,并通过谦逊、自律、爱他人的行动来赢得友谊和爱。更重要的是,爱他人的前提是要爱自己,爱应该是鼓励人们成为更好的人的引擎。在爱的关系中,两个人合二为一但又都还是自己,并愿意为自身、对方及关系的成长持续努力。于是所谓成熟的创造性的爱,是在保持自己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同时与他人结为一体,这样一方面可以克服孤独感和疏离感,另一方面又不需要付出损害自身独立和自由的代价,于是这是一种与他人共享、共同拥有一个世界并使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更有力量也更幸福的状态。
📌 华生将俄国生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的经典条件反射理论奉为圣经,认为所有的人类行为与动物行为别无二致,均可依此原理而得到控制与改变。对此,马斯洛曾经大为倾倒,然而在他第一个孩子降生时,他突然意识到,一个个体的生命是如此美妙神奇并充满无限可能,他无法说服自己继续相信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说,即人们只是在简单、僵化、机械式地对外界输入的刺激做出反应。马斯洛甚至说:“我敢断言,任何一个有孩子的人都不可能成为行为主义者。”(Maslow, 1968)
📌 马斯洛正式成为心理学“第三势力”(third force)即“人本主义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的旗手与发言人。所谓的“第三势力”是相对此前的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来说的,精神分析把人看作生物本能与社会文化冲突的牺牲品,行为主义将人视为外界环境中奖励与惩罚的被动接受者,它们都持某种决定论(精神决定论或环境决定论),而人则是那个被决定的卑微无力的存在,这显然有失偏颇并将心理学局限在了对人性中黑暗、消极、病态、动物性一面的理解上。马斯洛倡导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则关注人的积极面,研究健康的功能完好的人,关切人的进步与尊严,目标是让心理学回归真正的“人学”。在这场强调个人价值的心理学运动中,作为领袖的马斯洛身先士卒,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对健康卓越的人的研究中,一扫此前晦暗、冰冷、阴沉的人性图景,而为他整个学说“打底”的基石便是需要层次理论。
📌 对于人类而言,各种需要按照其效能呈阶梯状排列,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马斯洛相对完整地总结了这些需要,如果说在弗洛伊德那里,是“掘地三尺”让我们看到了潜意识这个地下室的地下室,那么在马斯洛这里,则是从地下室一直建到了阁楼,顶天立地。
📌 一旦生理需要与安全需要大致得到满足,“爱与归属的需要”(love and belongingness needs)就会凸显出来,它包括对于支持、陪伴、友谊、亲密关系以及群体认同等的需要。这些需要如若受挫,人们就将陷入空虚、孤独甚至抑郁。
📌 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非人化”(dehumanization),它的本质就是贬低他人的心理需要。非人化又分两种(Haslam, 2006):一种是把人当动物,即“动物性非人化”(animalistic dehumanization),与人不同,多数动物只追求生理和安全需要的满足,监狱里的犯人就经常被这么对待;另一种是把人当机器,即“机械性非人化”(mechanistic dehumanization),相比把人当动物,这种非人化则是连最底层的需要都被剥夺,比如,有些企业连员工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要监控,这就是在将员工当作全然的机器使用了。
📌 聪明的老板永远明白两件事:第一,员工只有在感到安全的时候才会表现出进取心和创造力;第二,有了安全感的员工会期望得到除钱以外的更多东西(Funder, 2010)。
📌 ,研究发现,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些人需要的就是钱及最基本的生理需要满足,因此,如果此时有两个捐赠计划,他们更愿意捐赠给提供这些人餐食的“膳食计划”而不是帮助他们提升积极情绪的“幸福计划”。然而,当研究者找到那些真实的无家可归者询问时却发现,他们自己并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自己的高级心理需要和他人一样重要,他们更愿意参与“幸福计划”而不是“膳食计划”(Schroeder & Epley, 2020)
📌 这一结果暗示着人们或许存在着普遍的心理倾向,认为穷人不需要甚至没资格满足高级心理需要,然而,正是这些看似“非必要”的高级心理需要在证明我们生而为人,因此是值得保护与捍卫的。
📌 如果感受到被他人当工具会怎么样?研究表明,发生在各种关系(如老板对员工、导师对学生、父母对孩子、亲密关系的伴侣之间)中的客体化经验将使人感到自我的真实性下降,即对自己还是不是那个真实的自己感到怀疑,进而导致更低的幸福感(e.g., Cheng et al., 2022)。如果说老板和员工之间因为雇用关系的本质不谈爱和尊重也就罢了,但在师生关系、亲密关系与亲子关系里,爱与尊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如果老师把学生当作发文章和做项目的工具,妻子或丈夫把伴侣当作买房买车、阶层跃升的工具,父母把孩子当作养儿防老、炫耀攀比和实现自己未竟梦想的工具,不得不说相当悲哀。
📌 父母之于孩子是权力不对等且难以挣脱的,于是在极端情况下就将看到最为悲剧的以死抗争(类似于哪吒的“我把我的命还给你”),这真的非常令人难过。
📌 在被他人当作工具的同时,自己也主动忽略自己的人性和高级心理需要,将自己“降维”成一个工具,例如,认同自己就是“没有感情的赚钱机器”,这是一种“自我客体化”(self-objectification)的过程。有些时候,这种自我客体化是对逼仄且异化的系统的无奈适应,例如,当自嘲为“社畜”“打工人”“科研狗”“小镇做题家”时,人们似乎是在试图通过消解掉那些属于人的高级心理需要来躲避身处其中的痛苦,仿佛只要自己先行一步否认自己的情感需要,在遭到他人或环境贬低时便不再那么难受。对于个体而言,这么做确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心理冲突,令自己更能忍受被他人客体化对待并专注于实现赚钱、升学等“底线”目标,因此自我客体化可被视为一种无力改变现状时的主动适应。对此无意苛责个体,但与此同时也想提醒从整体来看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其中最严重的便是剥削将一直持续,因为,既然我们已然主动放弃了自己高级心理需要的满足,那么对我们的客体化对待也就彻底获得了正当性与合理性。
📌 很多人之所以没能走上自我实现的道路,是受到“约拿情结”(Jonah complex)的影响。约拿的故事出自《圣经》,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直渴望得到神的差遣以为神效犬马之劳。有一天,神终于被他感动,赐予他一个光荣的任务。然而,面对梦寐以求的使命,约拿却临阵脱逃了,神的力量就到处寻找他并试图唤醒他,最后,约拿几经反复终于悔改,完成了他的使命。借用这个故事,马斯洛以“约拿”来指代那些渴望成长却因为某些内在阻碍而害怕成长的人,这种在成长机会面前的恐惧、茫然、纠结就叫“约拿情结”,用马斯洛自己的话说,即“对自身伟大的恐惧,对自身命运的逃避,对自身最优秀才能的远离”(Maslow, 1971: 34)。由于“约拿情结”阻碍人们成为可以也应该成为的人,故而就成了自我实现的绊脚石。
📌 高峰体验的特征:请回忆一下曾经在你生活中感受过的奇妙时刻,那可能是最快乐的时刻、狂喜的时刻、全神贯注的时刻,可能是因为爱情,或欣赏音乐,或突然被一本书、一幅画打动,或出于一些伟大的创作。先把这一时刻记下来,然后尝试着描述在这个美妙的时刻你的感觉如何,它与你在其他时刻感受到的有何不同,以及在这个时刻你在哪些方面成了一个不同的人。
📌 第一,通常来说,高峰体验是由积极情绪主导的,人们可以在其中感受到全然的快乐。这种积极体验甚至具有心理疗愈功能,它所带来的美妙感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抚慰心灵创伤,使人振奋向上。第二,在高峰体验中,人们的认知状态将发生深刻变化,表现为从“匮乏性认知”(deficient cognition)转变为“存在性认知”(being cognition)。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认知经常是功利性的,即以自我为中心和出发点,视某一事物之于我们的效用价值来生成对它的态度,比如,因为我们需要某个东西而喜欢它,这就是匮乏性认知。相对地,存在性认知则无所谓该事物与我们的关系如何或能否为我们服务,而仅仅因为其存在本身即认同、欣赏和喜爱它。换言之,这种认知是超越自我、忘我甚至无我的,高峰体验中的认知便倾向于如此纯粹,此时感知到的是事物的本真,而不会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去歪曲它们。
📌 多年以后,匈牙利心理学家米哈里·希斯赞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 1990)提出了一个和高峰体验些许相近的概念——“心流”(flow),意指人们在从事某项具有挑战性和难度的活动时完全投入的状态,这种状态会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流畅与忘我的体验。
📌 他说:“我非常明白,出于恐惧或防御,一个人可以也确实会做出某些可怕且残忍的行为。然而,令我最印象深刻的经历便是,和这样的人一道努力,进而发现他们内心深处强烈的积极趋向,就如同所有人都具有的那样。”(Rogers, 1961: 27)换言之,他不否认人会犯错或做出消极行为,但在他看来,这些行为并非人的本性,而是出于恐惧和防御所做出的反应,此时个体展现的并不是真正的自己,一旦允许他们自由发挥功能和展现真实本性时,他们就会是一个良善、值得信赖和富有建设性的人(Friedman & Schustack, 2016)。
📌 在所有关于我的体验中,有两个方面至关重要:一个是有关我的认知印象,也就是我是什么样子的,称为“自我概念”(self-concept);另一个是有关我的情感评价,也就是喜不喜欢我的样子,称为“自尊”(self-esteem)。
📌 那么,如果遇到了与自我概念不一致的外部经验,比如,一个自认为很聪明的人考了个不及格,一个自觉特友善的人发现自己内心对某人充满了仇恨,此时将发生什么?罗杰斯指出,自我概念相当保守,人们通常只愿意接受那些与自我概念相一致的经验,而与之相违背的则会被选择性忽视,忽视不了的则进行防御,如进行否认或曲解。于是,考砸了的“聪明人”可能会质疑老师的打分不公,恨意上头的“老好人”也可能拼命找出对方身上“罪大恶极”的地方以解释自己的恨意并没有那么不可接受。在这些例子里,自我概念是积极的,而外部经验是消极的,出于维护自身积极形象的动机,扭曲一下现实来为自我服务好像可以理解。然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自我概念是消极的,而外界传递过来的经验是积极的,此时人们依然可能拒绝那个积极的经验以维护消极的自我概念,比如,一个认为自己愚笨的人,可能不接受别人对其能力的肯定并将其解释为是在安慰自己。总之,人们会排斥与自我不一致的经验,通过否认或曲解它们来抗拒接受它们也是属于“我”的一部分,在罗杰斯看来,这将造成人格的“不和谐”(incongruence),进而会阻碍实现趋向,导致人们远离真正的自己。
📌 为什么还会有人不喜欢自己?罗杰斯认为,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总是拿自己现在的样子与期待中的理想样子进行对比,进而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而对自己感到不满
📌 霍尼(1950)首次提出了“理想自我”的概念并创造了一个异常精准且生动的短语叫“应该的暴政”(tyranny of the shoulds)
📌 于是在理想自我的左右下,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是全知全能的,应该是永远充满斗志、不知疲倦、没有弱点并从不失败的。这种强迫性的“应该”想法令他们备受折磨,让他们的现实自我在理想自我面前永远相形见绌,且这种对于完美的偏执追求注定以失败告终,神经症就这样产生了
📌 一旦价值有了条件,重要的就不再是自己真正想做什么,而是他人如何评价自己,行动也不再是自我导向的,而是为了获得认可和赞许,那些每个人身上不可避免的弱点和错误也会被隐藏起来,久而久之,这些被排斥的部分或许就变成了一只只小怪物(或者装进了身后的“口袋”里)。
📌 有一点想要提醒,当父母们用各种外部奖励(包括用爱作为手段)去激发孩子做出期待中的行为时可能奏效,但行为的持久性常常堪忧,而更重要的是,外部奖励可能侵蚀掉孩子原本存在的对做这件事的内在兴趣。例如,除了爱以外,金钱是人们最常用的激励手段,它有时候很有效,然而很遗憾,可能并不是以人们期待中的方式起效。
📌 老人成功解决难题的秘诀是——用钱把游戏变成了工作。工作和游戏的区别就在于,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奖赏(包括钱在内),而一旦工作的理由不再存在即奖赏终止,工作也就很自然地停止了
📌 很多父母经常挂在嘴边的,“你今天要是进不了前一百就进不了重点高中,进不了重点高中就进不了重点大学,进不了重点大学这辈子就完了”。这是一种典型的“滑坡论证”,即在推导的每一步均将可能性替换成了必然性,然后层层累加,最后滑向一个恐怖的灾难性后果,目的是危言耸听以震慑对方。
📌 说回罗杰斯,不管是“胡萝卜+大棒”还是以爱为名进行的交换与控制,它们的恶果都是令人们不接纳自己本来的样貌,导致与真实的自我相疏离甚至否定自己的价值。然而人生而有价值,不应该因为他是谁、是否获得成就、是否听话、是否让父母脸面有光才值得被爱,而应该仅仅因为他是他本人就值得被爱。于是,罗杰斯格外强调一种去价值条件的方法,那就是变有条件的积极关注为“无条件的积极关注”(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请注意,无条件并不意味着父母要对孩子放任不管或者予取予求,而是主张应该在意识和实践上均分辨清楚“我不喜欢你的行为”和“我不喜欢你”之间的区别。孩子难免有时会做出一些不恰当的行为,父母也有责任让他们知道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做,此时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这些行为不被赞成。
📌 孕育高自尊的教养环境应该是一个能够提供给孩子心理安全、心理温暖和心理自由的环境。在此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不害怕拒绝和犯错,他们深信自己是有价值的人,即便被人拒绝或犯了错误也不是世界末日,他们可以自己爱自己。当然,相比“胡萝卜+大棒”的简单粗暴和立竿见影,为孩子创设这样的环境将更加考验父母的耐心以及智慧。
📌 当然,我们未必都具有心理治疗师那样高超的共情力和准确的表达力,但是至少可以做到一点,那就是用倾听来表达共情
📌 有一个笑话问:“要多少个心理学家才能换下一个灯泡?”答:“一个就够了,但前提是那个灯泡自己愿意!”这个笑话反映的就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观点,即人有自由意志且有能力让自己改变与成长,但必须是内部驱动的。那么治疗师要做什么?他们的工作不是去改变来访者,而是提供一种支持性的心理氛围令来访者有勇气同时感到安全地去探索自我,接纳此前不被自己接受的部分,进而不再以取悦他人为己任,而是相信自己的体验并认同自己与他人不同的事实,这样也就不再会为自己设置一些无法实现的目标,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差异也将随之缩小。
📌 相比绝对财富,人们更在意相对财富,即和别人拥有的财富相比,我们自己拥有的财富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对于我们感到幸不幸福影响更大。
📌 ,假设有这样两份工作:一份工作一年可以赚9万,而其他同事平均赚7万,另一份工作一年可以赚10万,而其他同事平均赚12万,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哪一个?假若人们在意的只是绝对财富,毫无疑问选后一个,因为赚得更多,然而却会有很多人选前一个,因为虽然它的绝对值更低,但相对别人可以赚到更多。这显然非常不理性,但研究的确表明,相对收入要比绝对收入更能预测幸福感
📌 二者的比较对象不同,银牌得主倾向于和金牌得主比较(只差一点点就是我第一了!),而铜牌得主则倾向于和第四名比较(差一点点我就没牌了!)。于是,价值是相对的,幸福有时候也的确是比出来的,当然,要看跟谁比,向上比可能会令客观上过得更好的人在主观感受上却更糟。
📌 仅仅做出数钱这一动作便能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进而让人们更不觉身体疼痛
📌 对多数人来说,赚更多的钱是为了过上更健康幸福的生活,然而在实现的过程中却不知不觉地被本末倒置了,人们开始以应该拿来爱的自己去爱应该拿来用的金钱,进而自己将自己工具化。
📌 适应原则”提示着,一方面,人们高估了收入下降可能带来的幸福感受损的程度;另一方面,人们也高估了收入上升可能带来的幸福感提升的程度。事实的确如此,相对大起大落,对幸福感更有帮助的是,收入缓慢但稳定地增长(Diener, 2009)。
📌 进化玩的一个小把戏。幸福只是一个工具,进化借此来激励人们去从事让基因利益最大化的事情,那些在一次次达成目标后继续保有雄心壮志的祖先留下了更多的后代(e.g., Kenrick & Krems, 2018)。正是因为人们如此渴望幸福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如果我们一直幸福下去,那么这个工具就失效了,换言之,是永不餍足在激励着人们不断进取。这样看来,已经拥有的幸福并不是幸福,期待中的幸福才是最大的幸福。
📌 第二,为别人花钱,胜过给自己花钱。人际关系是真正具有进化意义的事物,已有无数研究证明,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与社会支持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e.g., Regan, Radošić, & Lyubomirsky, 2022)。同样的一笔钱可以用在自己身上,也可以用于他人,后者如给家人一个惊喜、送朋友一个礼物,或者帮助有需要的人,不管哪一个,哪怕花费的数额很小,这些“亲社会消费”都将带来比为自己消费更大、更持久的幸福感(Aknin et al., 2013)。
📌 生活中没有多少幸福是现成的,幸福的人不过是会幸福罢了。
📌 正如意义疗法创始人维克多·弗兰克尔所说,“痛苦在找到意义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是痛苦”,
📌 积极心理学常常遭到误解,比如,认为它只是简单地将一切消极都变为积极,甚至将丧事也当作喜事办,并非如此。积极心理学所谓的积极并不是要消灭消极,而是肯定人们即便在经历消极事件时依然可以迸发出积极的力量,是对此种积极力量的赞美。并且,积极心理学希望找到各种办法帮助人们获得积极的生活状态,对于环境的改变亦为其中之一,而单纯让个体在痛苦状态下“想开点”绝不是积极心理学的主张。因此,试图用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去一味粉饰太平或回避真实存在的痛苦是对积极心理学的误读甚至滥用。
📌 想象一下,如果马上将获得两周的假期,你打算如何度过?各人会有各人的计划,比如,什么也不干呼呼大睡,或者吃喝玩乐四处游荡,再或者去做某件已经计划很久却一直没时间做的事。等盘算完毕,你惊讶地得知,等到假期结束,你必须喝下一瓶药水,它会将你脑中有关这段假期的记忆全部抹除。此时再问你,你会修改之前的计划吗,你想如何度过这注定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两周?这其中涉及一个关键性问题——假如记忆无法保留,那些我们期待中饱含价值的事情还有多大意义?是不是还不如及时行乐?呼呼大睡或者吃喝玩乐就是最好的选择?卡尼曼通过这个假设性的思想实验提示人们,我们似乎拥有两个“我”——一个是“现在我”,它是一个快乐寻求者,它希望此时此刻是愉悦、舒适、满足的;而另一个是“未来我”,它是一个意义寻求者,它希望的是当有一天回忆起此时此刻时,能想起自己做了不少有价值的事,即便当时经历时并不愉快。
📌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但生活是由一粥一饭组成的,因此意义在于星辰大海,也在于一粥一饭。如毛姆所言,“倘若一个人能够观察落叶、羞花,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把他怎么样”。于是,一个真正幸福的人既可以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又能在普通而日常的生活中收获超越性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并不是心理学家们所定义的某个整齐划一的东西,每个人各有各的幸福,或许更准确地说,幸福就是每个人自我发现的过程,又或者是我们在自我发现过程中的附带所得。
📌 基于建构对事物的理解就能对接下来的行为进行预测。当一个人对着这件衣服说:“哇,真好看!”那么可以预测他买下这件衣服的可能性大,而如果另一个人脱口而出的是:“哇,太贵了!”(此时动用的建构是“昂贵—便宜”),那么大概率他的钱包就得救了。此时便可观察到个体差异,面对同一个事物,两个“科学家”动用了不同的“理论”(建构)对该事物做出了不同的理解,进而产生了迥异的行为反应。可想而知,如果一个人长期以某些建构去理解他人和世界,与之连带的反应就会成为这个人惯常的行为模式,也就是人格特征。
📌 比如,对于家族意识浓厚的人来说,“同宗—异姓”就是一个“不可渗透的建构”(impermeable constructs)。可想而知,在一个人的建构系统中,如果这样不可渗透的建构很多,就会表现得异常顽固甚至油盐不进,因为他们会排斥新经验。强迫症患者的不可渗透建构通常很多,如“对—错”这一建构可能既是他们建构系统的核心建构,也是不可渗透建构,对他们来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相当绝对和僵化,好比鞋带的结只有系到某个角度才算是对,否则就是错。
📌 在凯利的理论中,那些常见的心理学名词(如情绪、动机、需要、潜意识)统统不见,一切均由建构来解释。那么是否可以用建构来理解一些常见的情绪感受呢?比如焦虑。焦虑经常发生在人们感觉没有把握、失去控制或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对此,凯利的解释是,之所以感到焦虑,是因为一个“科学家”拿“旧理论”来解释“新问题”,那些以往能够有效理解和预测世界的建构在新的环境中失效了,进而感到焦虑。于是解决办法就是去创设新的建构,或者改变原有建构的适用范围以让它们能在当下的环境中发挥作用。这一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它暗示着,我们用来理解世界的建构或视角越多,适应性便越强,也就越不会感到焦虑不安;反过来,如果建构太少或太不可渗透又或太过紧缩则可能导致问题,尤其当生活快速运转,我们想要尽快理解它时,这样的建构就可能造成束缚、带来麻烦。
📌 将个人能动性视为无所不能的神话,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焦虑——如果他们可以那么我也可以,如果有人可以那么我也应该可以,如果我做不到便是我的错——无数人在这样的信念之下逐渐感到无力、倦怠甚至抑郁。相信自己可以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但是请只用这种信念来激励自己,当遭遇失败的时候,分清楚哪些是自己的责任、哪些不是,不必对不是自己的错感到自责;同时,也请当目睹他人遭遇失败时同样看清这一点,不必将不该他们承受的苛责于人。
📌 当一个社会接纳普通、赞美平凡的时候可能才真的是文明与进步了,希望有一天当别人说“为什么别人行就你不行”“你就不能像那谁谁一样”“别人都可以所以你也应该可以”时,我们可以坦然地回答“我不行”“我不可以”“我做不到”,同时不用说“对不起”。

📌 中国“文化大革命”时的“语录体新闻”、攻击对方时有意地断章取义,都是省略的操纵方式。重复也是重要的符号操纵,“谎话讲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发现,仅仅简单的重复也能造成受传者对传播内容的好感。
📌 逻辑谬误是利用大众思维的盲点,使用类比、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模式、混淆因果、混淆充要条件、忽略第三方变量等方式,造成受众判断失误,得出错误结论。转移和联系则是指在符号与符号之间建立并不必然的联系,比如在某一符号与刻板印象、感情因素(恐惧诉求、寻找替罪羊等)、令人喜爱或憎恨的对象(如明星、可爱的儿童、优美的环境、邪恶的人物)之间建立联系,使人们对某一符号的认知或感情转移到另外一个事物之上。意义赋予则是通过将某个符号的意义或语境进行改造,使其在受众心目中产生不同的理解,比如把“亏损”叫作“负赢利”、“撤退”叫“转进”(引发正面感情),把“遗产税”叫作“死亡税”(引发负面感情),把“气候变暖”叫作“气温变化”(混淆是非)——当然,“宣传”概念被妖魔化也是通过意义赋予来攻击对方的一个例子。
📌 在现代的政治、商业宣传中,假大空的官话套话盛行,它们既不传递任何实质性的信息,也不对现象进行判断,只是在重复一些无关紧要的陈词滥调。这种看似无伤大雅的“废话”后果却十分严重,甚至超过了欺骗,因为前者至少还承认真相,而后者则完全转移了受众对真相的关切,让公众变得麻木不仁。
📌 九一一事件为例,其主要目的不是杀害美国公民,而是通过戏剧化的事件引起世人关注或者恐惧,宣传目标远远大于杀害人质的目标。事实上它确实起到了极大的宣传效果。恐怖主义是现代传媒体制与政治体制共同产生的一个怪胎,尽管许多国家制订了报道恐怖事件的规则,英国撒切尔夫人在任期间甚至禁止BBC报道北爱尔兰恐怖袭击事件,因为对恐怖事件的报道仍然间接地传递了恐怖分子的诉求。
📌 如果一个行为表达的目的性超过了行为本身的目的性(比如游行)就可以算作宣传,而如果行为的目的性超过了表达的目的性(如刺杀),则不属于宣传。
📌 勒庞认为,个体一旦聚焦成为群众,便失去了理性。他们只接受形象、词语和套话。他们相信表面的幻象,不相信逻辑论证,认为只要通过重复,改变符号在群众心中的形象,群众就会乖乖地接受控制者所说的一切。群众虽然主宰着世界,但是如果缺乏领袖,他们就像是没有了头羊的乌合之众。对女性充满歧视的勒庞说,群众像女人一样,臣服于强权,鄙视懦弱。
📌 弗洛伊德将集群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比较稳定的长期的集群(如民族、阶层、职业等),另一类是暂时性的集群(比如革命期间临时形成的暴民)。勒庞只重点讨论了后者。弗洛伊德想要发展一种理论,同时解释这两种集群中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形成,以及成员与领袖之间的关系如何形成。弗洛伊德根据精神分析理论推导出:这一切源自“力必多”(libido),即包含在“爱”的名称下关乎本能的能量。集群中的个体之所以形成了相互之间的联系,是因为他们把本能的力必多转移到了群体成员身上。
📌 弗洛伊德对于宣传观念最大的影响是他对潜意识的发现。这打破了理性人的神话,揭示出人类非理性的脆弱一面,为现代宣传的出现提供了理念依据。
📌 正是《乌合之众》等一系列著作的成功,证明了大众心理的存在。阅读着《乌合之众》频频点头、自以为洞悉了网络暴民心理的读者并不一定意识到,自己的阅读行为才真正地展现和承认了自己作为乌合之众一员的特性。
📌 我们看过了某次美丽的黄昏日落,但是一旦想起印象中的这次日落,头脑中浮现的还是客厅里挂着的油画所描绘的那个情景。只要不断地灌输,就会形成或改变刻板印象。这种印象一旦产生,人们就会依赖它们来选择性地认知、判断和记忆。李普曼有一个精辟的见解:“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
📌 信息审查(censorship)是造成媒体歪曲地反映现实的原因之一。“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审查制度,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宣传。为了进行某种宣传,就必须在公众与事件之间设置某些屏障。
📌 李普曼这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下层民众的不信任。从19世纪开始,大批欧洲移民进入美国。同时伴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潮流,社会秩序出现了混乱。这些具有异质文化和教育水平较低的新移民成为中产阶级眼中的“群氓”。如果把国家重大决策交给他们,肯定会天下大乱。为了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由精英来决策,再说服不能理解这些政策的大众似乎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 杜威认为民主不是一个结果,而是过程;不是去寻找正确答案而是建立起伟大的共同体。他也不同意李普曼对于公众能力的悲观看法。他认为公众之所以容易被操纵或无法作出理性判断,不因为他们的能力不足,而是因为社会没有为公众提供足够条件,使他们发挥自己的能力。
📌 列宁关于宣传的观念中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有效的宣传必须是整合的宣传(propaganda of integration):不仅要对公民进行政治教育,令他们厌恶资本主义制度,认同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要使全体党员参与到政治宣传之中,通过主动的信息传播,巩固党员之间的联系。
📌 列宁对“言论自由”一直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 苏联宣传体制的建立与覆灭,折射出现代社会宣传的困境——强调效率与民主自由的矛盾
📌 一体化宣传体制有效性的前提是各部分的合法性都得到公众承认。当任何一环出现问题,公众就将把罪过归因于整个政权,并对整个宣传体制的所有部分产生怀疑。戈尔巴乔夫所提倡的“公开性”放松了国家对于信息系统的管理,公众长期被压抑的不满得到发泄,并将所有社会矛盾的原因归结于政权本身,最终导致公民对社会制度和国家认同感的瓦解。
📌 戈培尔表面上允许媒体批评政府,但是却给批评加上了条件——不能损害政府形象和国家利益。但是判断媒体是否损害政府形象和国家利益的权力掌握在政府手中,这实际上就使媒体批评政府的权利变成了一句空话。
📌 如果谎言无法被证伪,谎言就是最有用的宣传。如果谎言容易被揭穿,就要巧妙地利用真相。在二战开始阶段到针对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德国节节胜利,宣传中真相占多数,但是随着战事的恶化,宣传中的谎言就越来越多。不仅如此,戈培尔并不认为可信性是一个客观的标准。对于民众来说,真相并不一定增加可信性。戈培尔对大众心理有着独特的洞察,他认为大众更愿意相信他们心目中的“真相”。如果现实的真相会对可信性造成损害,即使是对自己有利的真相,他也不轻易向公众发布,
📌 法兰克福重点定义了扯淡这样一种传播方式。扯淡不是说谎,说谎首先要有骗人的意图,而扯淡不一定是明确的欺骗。扯淡与扯谎最大的区别在于扯谎是为了隐瞒事实,隐瞒或歪曲事实必须在真实的引导下进行。因此扯谎必须关心和了解真相,再有意地反其道行之。但扯淡却不同,它根本不在意所说的内容是否具有真实性,既不叙述真相,也不掩饰真相。这种陈述缺乏一种在乎真实的关切。
📌 法兰克福认为,扯淡虽然不是说谎,但是正因为它似乎看上去无伤大雅,其后果反而比说谎更严重,是“真实”更大的敌人。更严重的是,现代社会对扯淡的容忍度越来越大,关注真相的习惯越来越差。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人们经常有责任或有机会对某些他不了解的话题发表见解,于是不得不扯淡;二是怀疑主义盛行,人们不把追求“对共同世界的准确表述”当成首要目标,转而试图提出忠于自己的表述,用“忠于自己”取代“忠于事实”,不再关心真相本身。
📌 旧式的农民起义虽然宣传自己的宗教,但很少明确排斥儒家学说。洪秀全虽然参加过多次科举考试,熟读儒家经典,但在起义之前,打翻孔子牌位,焚烧孔子书。在建都天京后,为了保证拜上帝教的绝对垄断地位,曾下令焚烧孔孟之书。因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劝阻,才改为删改儒家经典。其次,为了向民众灌输太平教,洪秀全提倡用通俗文体来发布命令和传教。甚至还为儿童编写了一本诠释教义的新《三字经》。罗尔纲甚至把洪秀全评论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劳动人民特地提倡通俗文体并且亲作示范的人”
📌 但是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太平天国在政治策略的选择上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对外的宣传活动也非常失败,既未争取普通文人和农民的同情,也未利用外交手段为自己争取发展空间。因此可以说太平天国具有了一些现代宣传意识,但在宣传实践上虎头蛇尾,最终并不成功。
📌 和列宁一样,毛泽东也把“理论工作”看成是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尤其被看重的是历史的书写与解释权力。从创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受苏俄领导的共产国际领导,要遵循苏俄革命领袖的理论与政策。毛泽东这样没有喝过洋墨水的本土领袖被认为缺乏“理论水平”,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掌握着话语权。毛泽东曾经有一段时间都不敢去中央党校作报告。
📌 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虽然意识到了基层动员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害怕群众运动破坏社会秩序,基层党组织薄弱等原因,对农村的宣传动员一直流于表面。直到共产党通过土改运动,才首次完成了现代宣传国家的理想受众的建构。全新的动员技术既使土改运动顺利进行,同时土改运动也成为新政权一次成功的行为宣传,为以后更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培养了理想的大众。
📌 一方面要表达对组织的忠心,另一方面又苦于不知道反省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目标。许多当事人处于极度焦虑之中,一遍又一遍地对照整风文件和反面典型,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进行无情地剖析。
📌 作家刘白羽后来回忆道:就在这种内心反复反省、搏斗的过程中,我又写了思想自传的第二稿、第三稿、第四稿,却一一都被张如心(时任党校三部,前中央研究院,副主任)驳退回来。一次退稿是一次打击,但我从哀恸中渐渐醒悟过来,我明白,我必须举起双手,向无产阶级投降。于是我痛下决心,举起锋利的解剖刀,从头细细地解剖自己。……我克制了怜悯自己的心情,毫不隐藏地挖掘自己灵魂中的痛疽与腐朽……可是我自己的审查都过不了关,我一遍一遍地做着思想的检查,我内心的矛盾——我的内疚与我的绝望已经发展到了极点。我多么想忠诚于自己,可是我又那样害怕自己,羞涩心加上耻辱感,使我整个灵魂都在颤抖。
📌 曾在延安保安处受过审查的李锐回忆,当时在审讯时采用苏联传来的疲劳战术搞“逼、供、信”。受审时长时间站立和坐矮板凳,有时还加手铐,最长的可以达到十五天十五夜。除此以外还使用老虎凳、鞭打、长时间戴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挨鞭抽、假枪毙等刑罚。这种对人的改造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信息传达的说服行为,而且加入了暴力。有西方的心理学家将这种说服称之为“强迫性说服”(coercive persuasion)。它指的是在剥夺个人自由的情况下,通过反复灌输、系统学习、集体的压力甚至拷打折磨,使个人放弃已有的价值观念,接受说服者希望达到的信念。其效果可以达到在解除这些外在压迫后,仍能够保持该信念。
📌 整风及其后的审干、抢救运动,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树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绝对权威。
📌 朝鲜战争让“洗脑”突然成为一个流行词汇。美国军方发现,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士兵中有70%的人写了悔过书或签署请愿书,号召中止美国在亚洲的战争,15%的人积极地与中国合作,只有5%的人完全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另外还有21名战俘拒绝回美国。这些数字均远远高于二战时期的战俘。更让美国人惊讶的是,当这些战俘恢复自由后,依然坚持自己在悔过书中的看法。这让许多人感到困惑,便用亨特所说的“洗脑”来解释上述现象。
📌 一开始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俘虏都会拒绝合作,甚至想自杀。然而在共产党干部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孤立的环境中,他们渐渐放弃了外层的心理防线。接受改造的日本普通战俘均享受连级待遇,他们的生活条件甚至高于那些管理他们的人。优越的生活条件让大多是普通士兵的战俘们产生内疚感。同时,在华的日本共产党员和经过改造的日本老战俘对新战俘的劝说和示范起到重要作用,打破了他们之前建立的日本军人“宁死不降”的刻板印象。
📌 他认为“洗脑”是一种模糊的、戏剧性的表达。用中国共产党的更准确的词汇应该是“思想改造”。它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是忏悔与再教育。
📌 通过对个案的研究,立夫顿从心理学的角度,把思想改造的步骤归结为以下12个环节:(1)对过去身份的攻击,剥夺其职业或身份的自信;(2)产生罪恶感;(3)自我背叛,接受已经改造成功的同伴的帮助或帮助“落后者”;(4)整体冲突和心底对完全毁灭的恐惧导致精神防线崩溃;(5)在经过一段痛苦煎熬之后突然得到宽大和改过的机会;(6)产生忏悔的冲动,只有忏悔才能生存;(7)罪恶感得到宣泄排解,从“人民的立场”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罪行”;(8)再教育:通过理论的学习,在理性上再次受到攻击和否定;(9)进步与和谐:不再被管理人员看作罪犯,而是当作平等的人看待;(10)最后的忏悔:总结与完成;(11)重生:再次回到原来的职业或岗位;(12)释放:重新回到原来环境,表面上恢复到思想改造以前的状态,但内心深入接受了共产主义观念,对过去的思想产生怀疑,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处于矛盾与痛苦之中。
📌 赵超构在1944年访问延安时就注意到这一现象:共产党的朋友虽然不屑提倡英雄主义,他们对于毛氏却用尽了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宣传拥护。凡有三人以上的公众场所,总有“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厂学校,都有毛氏的题字。今年春节,延安书店所发售的要人图像中,毛氏的图像不仅超过其他要人的图像,而且是两三倍的超过。
📌 将毛泽东身体的神圣化本身也产生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当作为普通的身体与象征符号的身体产生矛盾时,整个符号宇宙的正当性也会受到威胁。例如不止一人在回忆“文化大革命”时提到当意识到毛泽东也可能死亡、排便或者育有后代时,他们的整个信仰体系便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 1977年,一群雕塑家在北京为毛主席纪念堂塑像。毛泽东身体姿势的选择,让这些雕塑家争执不休。在供选择的两个方案中,一种姿势是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双腿分开;另一种姿势则是两腿叠起。在两种姿势中选择一个,这个看起来简单的问题却让身负重大政治责任的雕塑家们深感焦虑。当他们初步确定采用更为庄重的双腿分开姿势的时候,一种反对的意见让他们为难:由于塑像高度的关系,前来凭吊的人其头部视线正好对着双腿分开的毛泽东的裆部!踌躇再三,雕塑家们最后选择了第二种方案。
📌 第二年(1951)国庆,会场仍然只挂毛泽东像,但对游行时抬像的规定更加具体,第一排面向自左至右为毛泽东、孙中山;第二排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第三排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下是各国人民领袖像。而1954年国庆的抬像又有新的变化。第一排自左至右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第二排为孙中山;第三排为马恩列斯。这里并不想再探讨上述排列变化背后的政治意义,那已经超出本书的主题,这里想说明的是宣传部门对于象征资源的使用规定得十分细致,试图建立起一个标准的、各地完全一致的象征。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
📌 1952年五一庆祝活动时,规定游行时所抬画像安排为:第一排马恩列斯,第二排毛刘周朱,以下各国领袖。但十天后中央便对这个顺序进行了调整,改为第一排自左至右孙中山、毛泽东,第二排刘周朱,第三排马恩列斯。这种精致的象征符号语法慢慢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形式美学和政治学,以至于排名、形象本身成为宣传系统中象征政治权力的重要部分。
📌 除了通过领袖的个人形象建构新的权力体系正当性外,其他符号也被加以创造性地转化,比如当天安门广场的空间进行重新设计规划之后,天安门的意义被转化为领袖居高临下检阅群众的场所,天安门与领袖的这种关系使它同时具有了象征权力正当性的功能。除了建筑和空间外,一些事件也成为象征资源,其中最典型的是长征。通过50年代的叙事转换,长征的意义逐渐由宣传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向总结革命的历史经验、颂扬领袖丰功伟绩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向转移,成为政治正当性的主要来源之一。
📌 1961年中宣部就发布了不要用龙来象征中国的通知:帝国主义者常常利用龙的形象,和传说中龙的可怕,影射和污蔑中国。长时期中,龙是中国封建统治的象征。它的形象也很难看。因此,今后在文字、图画和其他形式的宣传品中,在对外宣传中,在展览会的布置和装饰中,在各种庆祝活动中,一律不要再用龙来象征中国和中国人民。
📌 类似“三反”“五反”“大跃进”“放卫星”“反右”等大量新的政治词汇被创造出来。有研究者还发现这些词汇本身成为一种具有魔力的象征,比如毛泽东的“冒进”,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再到毛泽东反击提出的反“反冒进”,以及像“左”与“右”的界定(如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初期批评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等都展示了语词本身所具有的强大政治力量。
📌 延安时期形成的一元化的宣传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断被强化,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并延续十年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看上去“文化大革命”中混乱的局面与延安时期纪律严明的局面相差甚远,但是就宣传观念来讲,二者一脉相承。当所有决策仅由少数上层领导决定,并且通过宣传令民众被动接受,这就增加了政治的风险。如果决策者能够头脑清醒,尚能够保证国家平稳运行,如果决策者头脑发热,就会出现失控局面。
📌 时任《人民日报》社长的胡绩伟在1979年3月的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公开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党报是党的报纸,是党的喉舌,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工作的。我们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另外其他的利益,因此,党委又要领导党报成为人民的报纸,成为人民的喉舌,党报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和监督下工作的,是全党办的、全民办的报纸。……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是一致的。”他提到,在“文革”期间,四人帮篡夺了《人民日报》的领导权,不代表人民的声音,党报变成了帮报。“文革”得出的一个教训就是党委应当领导党报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 “人民性与党性冲突”的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报纸的服务对象的问题,但实际上只是一个由语词概念引起的无解的语言学问题。“人民性”和“党性”一样,也是抽象概念。它想说明的是党如果不能及时反映人民的利益,有可能脱离正确的道路,新闻媒体应该缩小党的认识与人民的认识。如果新闻媒体能够自由、全面地反映人民的声音,党依据这些信息和意见,就可以作出正确的决策。因为所使用的话语过于抽象,而且采用了一个已经包含价值判断的二分法(人民大于党),这个表述方式实际并没有清晰地表达宣传体制中包含的真正矛盾。“人民性”这个概念的问题在于它把全体公民看作一个整体,并且认为新闻工作者可以通过某种直接的方式,发现人民的共同意见。
📌 宣传3.0无疑取得了相当成功,其中最典型的是近年来爱国“小粉红”群体的出现。这一群体是网络民族主义的一部分,是青少年通过网络的使用自发形成的在线爱国社群。他们自觉维护国家的形象,反对对中国不利的言行,并且在网络上频繁“出征”,几十万人到敌对者的社交媒体主页或官方网站发表“正义的”内容,或者对“卖国”的个人或言论进行讨伐,宣扬“正能量”。之所以称他们“小粉红”,是因为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红”,即接受官方的爱国主义宣传,把国家和民族身份看成崇高的客体,但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白”,即忽略国家和民族身份,缺乏爱国热情。和之前大家对于网络暴力的主体是盲目的乌合之众的印象不同,这个群体并不是非理性的盲目沙文主义者,他们中许多人是留学生。他们一方面熟悉西方的民主理论及其制度,甚至对其有过亲身接触,另一方面接受中国官方对于西方政治与社会弊端的批判,有的还能熟练使用西方的左派批判话语。他们对于西方公共外交的“和平演变”有着清醒的认识,那种接触真相和事实就可以解除宣传洗脑效果的策略对他们完全不起作用,他们将一切价值观和制度看作相对的,对西方制度的弊病有所认识,会用西方媒体的“妖魔化中国”消解对中国不利的报道。
📌 小粉红抛弃了传统爱国主义中将国家视为父母或其他崇高客体的正统观念,将国家视为娱乐消费文化中的偶像,希望参与到偶像的建构与养成过程,这种民族主义可称之为“粉丝民族主义”。作为带有反叛精神的青少年,他们厌恶中国主流社会的道德功利主义与犬儒主义,希望通过自己的爱国行为,重塑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自我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