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隋自统一后，国势直线上升，声威远播，府库的充裕为亘古所未有；直到炀帝（文帝子）初年，富强达于极点。其后因炀帝的纵欲，使国家走上乱亡之途，总计隋的盛世，前后不过二十余年。但在此短暂的时间内，其政治及建设的各项成就，却极有光辉，后来唐代三百年的统一基础，也可说是隋替它奠定的。
📌 隋的所以迅速乱亡，与文帝也颇有关系，他虽然励精图治，但因学识过差，行事有许多不达大体之处。例如开皇初年，遇有水旱凶饥，文帝常以官仓的储粮放赈。但后来他日渐吝啬，开皇十四年（594），关中大旱，人民饥困，当时仓储充溢，竟不许赈。他对政治，本无多大理想，而又轻视教育，因此当时的政治精神，仍是彻底的功利主义，并无宏远的建国规模。加以他资性刻薄，猜忌臣下，以致奸佞用事，终于被奸臣劣子所愚弄，变易储位，覆其宗社。
📌 东汉时并无中书，到曹操秉政，专以尚书令参决国家大计，而另设秘书令起草诏令。到魏文帝受禅，改秘书为中书，用以出纳王命，敷奏万机，自此中书与尚书并置，而称中书省。魏时的中书之于尚书，颇像东汉的尚书之于三公，前者渐次夺取后者的职权，而成为政治中枢。至西晋时，政治中心由尚书移至中书，中书省长官中书监和中书令成为实际的宰相和副相，决定政令，尚书不过是听命受事而已。东晋时，中书省又成为国家的行政机关而非皇帝的私人秘书，因而又有门下省的成立。门下省的长官为侍中，侍中一职，始建于秦代，本是皇帝侍从之臣，但以其职司顾问应对，又有参与国家机密的机会，因此汉魏以降，地位渐重。门下省成立后，侍中权任益隆。到南北朝，侍中又成为掌握实权的宰相，中书不过秉承侍中意旨，起草诏令。但尚书令及中书监令虽无实权，名义上仍是宰相之职。
📌 隋代掌握实权的官，官品并不最高，三省长官阶级最高的尚书令，不过正二品。品位最高的官，则用以优礼元老重臣，并无实权。如三公（司徒、司空、太尉）、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位皆正一品，但皆虚衔而不掌实政，其制则沿袭自汉。
📌 孟子所说的“井田”便是一种理想的均田制。汉儒董仲舒曾力主均田，王莽曾加以实施而失败，直至北魏孝文帝以胡人行之，始告成功。孝文于太和九年（南齐永明三年，485）开始行均田之法，当时北方经大乱之后，地旷人稀，田籍户口容易调查，遂能顺利成功。当时规定男丁年十五以上，受露田（种植五谷）四十亩，妇人二十亩，身死还田于政府；另给桑田（植桑及果树）每丁二十亩，不必归还。北齐、北周和隋均大体承北魏之制，仅若干小节略有出入。隋时规定男丁年十八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身死还田；外给桑田每丁二十亩，不须归还。
📌 此文帝于开皇四年（584）命宇文恺督率水工，在渭水以南开一条渠，引渭水入渠内，从首都大兴（今陕西西安市）东流至潼关而入黄河，全长三百余里，与渭水南北平行，成为渭水的支流，名广通渠。它大体循着汉代所开的漕渠故道，而非完全以人力凿成。自广通渠完成后，关中的交通大为改进，大兴城的重要性益见增加，直到唐代，还利赖这条运河。炀帝时所开的运河，大部分动机是为了游乐，并且还遗留下些悲惨的开河故事；但至少在无意之中，使后世得到不少便利
📌 隋代五条运河开凿成功后，使帝国内部南北东西的交通都大为增进，南方人可以从余杭乘船北行直达涿郡，西行直达洛阳和大兴。而运河所贯穿的地带，又皆是经济文化发达之区。南北朝以来南北横断的地形，至此打破，它们对统一基础的奠定，无疑有帮助。隋以后，它们更成为唐帝国的经济命脉。
📌 到隋灭亡，东西突厥均趋于极盛，在隋末唐初的十余年中，它们变成东亚大部民族的主人。
📌 六年（610），炀帝派陈稜、张镇周从义安（今广东潮州市）率兵渡海进攻，费时月余始达流求；其王欢斯渴剌兜派兵迎战失败，隋兵攻入流求都城，杀渴剌兜，俘其人民数千而回。经过这一次突然降临的浩劫后，流求在中国史书里，淹没了一个长久时期，直到南宋，才又出现。当朱宽二度赴流求时，曾携回一种流求布甲，据当时来朝的倭国使者说，这种布甲是“夷邪久国”人所用之物。由此可知，隋时倭国和流求之间，当已有直接或间接的交通。
📌 开皇二十年（600）废勇为庶人，而立广为太子。仁寿四年（604），文帝死，太子广嗣位，是为炀帝。史书曾隐约指出文帝为张衡所害，主使者自然是炀帝。至于炀帝几个兄弟的结局是：秦王俊于文帝时病死，故太子勇于炀帝嗣位时被害；蜀王秀于文帝时为杨素所谮废，汉王谅则于炀帝时谋反失败，两人都被幽禁以终其身。
📌 文帝的易储，不但造成家庭的惨变，同时更促进隋帝国的迅速瓦解。炀帝觊觎已久的皇位既已到手，便完全暴露出本来面目；他父亲所遗留下的这么一大笔财产，正好供他恣意的挥霍。他兼有南朝昏主和北朝暴君的特性，一方面博学能文，奢侈放荡；另一方面又猜忌凶忍，果于杀戮。像建有大勋的高颎、贺若弼，为他筹划夺嫡的张衡，都先后被他处死，杨素也是仅保首领以终。甚至有人作一两句他认为好的诗，也会遭到他的敌视。
📌 大业二年（606），炀帝命何稠设计他与皇后的仪仗以及百官的礼服，一切力求华丽，所用的工匠有十万多人。他并命州县奉献鸟兽的羽毛，以作羽仪，因此水陆鸟兽凡生有合乎制造羽仪的羽毛的，都被捕捉干净。他每次出外巡幸，仪仗队长达二十余里。同年，因突厥启民可汗行将入朝，他为夸示中国的富乐，下令征集旧日周、齐、梁、陈的乐家子弟，一律充当乐户；六品以下的官吏和平民有擅长音乐的，也可以赴太常报名；因此四方的音乐，都集中于京师。后来太常所辖的乐工，达三万余人。
📌 因为炀帝经营西域过分浪费，帝国西部的人民首先感到失业与饥饿的痛苦。其后因筹备征伐高丽，调兵集饷，弄得全国骚动，结果大败而回。人民不特被徭役冻馁逼迫得无路可走，中央政府的威信，在他们的心目中也大为低落，当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依赖俱归乌有的时候，他们所能做的事便只有造反。
📌 大业十二年（616）炀帝南游江都时，李渊正任太原留守。他的次子世民，素具雄心，见国家大乱，乃与晋阳令刘文静结纳，图谋大举，并厚结李渊的老友裴寂，劝渊起兵。次年，突厥来侵，李渊遣军拒之，未能取胜，深恐获罪。于是世民等乘机劝渊举事，经过屡次的催促，他才决心采取行动。这是李渊起兵最通行的说法，但从若干史事的迹象看来，李渊本人可能是这次起兵的发动者，他富于才略，久蓄叛志，世民只是为其效力建功而已。
📌 十月，李渊到达长安附近，部下已增至二十余万人。十一月，李渊攻克长安，尊代王侑为皇帝（后谥恭帝），改元义宁，而自为大丞相，封唐王。继而又派世民底定巴蜀之地。既陷，隋室也就注定了覆灭的命运。
📌 十四年（义宁二年，618）三月，也就是李渊打下长安后的第五个月，江都的骁果将领司马德戡、元礼等与朝臣宇文智及（宇文述子）共谋叛变，推智及兄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为主；德戡等率兵入宫，缢死炀帝于寝殿上。政变告成后，化及立秦王浩（秦王俊子）为帝，其余宗室外戚，被叛军一起杀光，化及自称大丞相，他接收了十余万的隋军和炀帝的六宫粉黛，自奉一如炀帝。既而他命陈稜留守江都，自行率众北返。四月间，炀帝遇害的消息传到长安。五月，代王侑“禅位”于李渊。渊即位后，改元武德，国号唐，是为唐高祖。
📌 九月，化及鸩杀秦王浩而自立，国号许。武德二年（619）正月，化及因受唐兵的攻击，从魏县逃往聊城（今山东聊城市）。二月，为窦建德所灭。四月，王世充废越王侗自立，国号郑。世充于前一年十月击破李密，密投降唐室，不久以谋反被诛。黄河以南的大敌既除，世充因而称帝自娱，至此隋室乃正式结束，国祚凡三十九年。
📌 这里所说的盛唐，大致指从太宗贞观初年，中经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直到玄宗天宝末年的一段时间，共有一百二十多年之久，正是唐帝国的极盛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唐帝国的文治武功，都足以震烁千古，太宗则是这个盛世的创始者。太宗在位不过二十三年（627～649），但他一方面结束了隋末以来率土分崩的乱局，一方面奠立了唐帝国长期富强康乐的基础，蔚成后世所谓的“贞观之治”。他虽是中国史上希有的贤君，但他的皇位，却是凭藉着一次骨肉相杀的政变取得的。
📌 。高祖即帝位后，以建成为太子，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因为世民功大，不但声势足以威胁太子，而他本人也确有夺嫡的野心，建成的不安，自可想见。至迟从五年（622）起，建成和元吉联合，与世民对立。他们的办法，是曲意联络高祖的妃嫔，求他们为内助，尤以张婕妤、尹德妃与建成等来往最密。这办法甚为有效，高祖本来不喜建成、元吉而喜世民，至此大为改观。同年，建成采纳东宫属官魏征的计策，亲自统兵击刘黑闼，以分世民之功。
📌 玄武门是长安太极宫城的北门，它是宫廷卫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具有坚强的工事与雄厚的兵力。谁能据有这个地方并运用它的兵力，谁便可以控制整个宫廷乃至整个首都，因为玄武门驻军的实力远较首都城防的军力为大。这次政变，便是世民利用玄武门的地势，首先消灭建成元吉；然后利用它的守军，抵抗东宫齐府的军队，终于获得胜利。至于世民所以能轻易据有玄武门，则是因为他与玄武门屯军将领夙有勾结的关系。
📌 六月三日，世民向高祖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并诉说两人意图加害的情形，高祖回答明天处理这个纠纷。四日，世民与他的妻兄长孙无忌、府僚张公谨等九人埋伏于玄武门内，等待建成元吉入朝而突击之。世民告状的事，已被张婕妤通知建成（自然她不知伏兵的事），当日元吉劝建成不要入朝，勒兵以观动静。但建成认为随从的兵备已严，而玄武门守将又是他的旧部，料想无事，因而决定入觐。二人入玄武门，至临湖殿侧，才发觉有变。这时他们的侍卫，均在门外，二人想策马逃回，世民自后赶来，与元吉以箭互射，建成首先被射死。既而尉迟敬德率骑兵七十人赶来，与世民夹射元吉，元吉也被射死。接着东宫和齐府的精兵二千人，由建成的僚属冯立、薛万彻等率领，向玄武门进攻，守兵拒战，敬君弘、吕世衡战死，但宫府军始终无法攻入。最后尉迟敬德出示建成元吉的头颅，宫府兵才溃散，至此胜利完全归于世民。建成元吉被杀后，世民派尉迟敬德入宫“宿卫”。那时高祖正在御湖中泛舟，当他听到建成元吉因“作乱”而被杀的消息，惊愕万分。在他身边的朝臣萧瑀、陈叔达告诉他把国务交给世民，便可无事；高祖说：“此吾之夙心也”，于是立即下令内外诸军，都听秦王的节度。当时尚有零星的战斗，这个敕令宣布后才完全平息。接着世民入见，号恸良久。三天后，高祖立世民为皇太子，处决一切军国庶务。建成元吉的诸子，都在这次政变中被诛杀净尽，但东宫齐府的僚属，则大都得到宽赦。同年八月，高祖传位于世民，自为太上皇以终其身，他死于贞观九年（635）。
📌 世民于武德九年（626）即位后，是为太宗，那时他只有二十九岁。次年，改元为贞观。唐帝国经这位少年皇帝的适宜领导，蔚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贞观时代唐帝国的版图，大为扩展；社会秩序的安定，人民生活的美满，都不可多见。从唐初的各项制度看，太宗只是遵循前代的旧轨，但他在位时的唐帝国，仍然具有开国的新气象，这完全由于他的过人才识与气度所造成的。有人认为，太宗是胡族尚武精神和中国优美开明文化混合的条件下所产生的怪杰；而大唐帝国的事业，也是胡族与汉族合作而成的。
📌 有人劝他重法以禁盗，他回答说：“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
📌 太宗共有十四子，皇后长孙氏所生者三子，即太子承乾、濮王泰和晋王治。承乾幼甚聪敏，及长喜声色，又好效突厥语言及服饰，嬉戏无度。泰则好士爱文学，甚得时誉，为太宗所宠爱。泰也颇有夺嫡之意，因此与承乾各树朋党，渐生嫌隙，以致朝局不安，群臣日有疑议。但太宗最初并没有废太子之意，他于贞观十五年（641）特以魏征为太子太师，以绝天下之疑。及魏征死，局面大变，两派斗争益烈，承乾的荒唐也益甚。同时承乾因仇泰日深，渐有不轨的企图。十七年（643），有人告太子谋反，按验得实，承乾乃被废为庶人。为此事牵连而被诛者，有汉王元昌（太宗弟），朝臣侯君集和杜荷（杜如晦子）等。太宗原有立泰的意思，既而恶其凶险，也弃而不立；最后因长孙无忌的力赞，遂立晋王治为太子，时年十六。治当时有“仁孝”之称，其实为人懦弱，才智也甚差。其后数月，太宗又有悔意，想改立英果类己的吴王恪（恪母为隋炀帝女），但因长孙无忌的反对而未果。当承乾被废嗣位未定时，太宗的精神极为烦闷，曾当众表演自杀，这也许是他在位期间最感痛苦的一件事。
📌 太宗死，太子治继立，是为高宗；长孙无忌、褚遂良受遗语辅政。太宗自然以为太子继位后，得此二人的辅助，政治当无大问题；却没有想到，因高宗的易后，竟使唐室江山短期的易主。远在高宗作太子时，一次入侍太宗，看见太宗的才人武氏，对她甚为悦慕。太宗死后，武氏与其他宫人同被遣送于长安的感业寺中为尼。永徽五年（654），太宗五周年忌日，高宗赴感业寺行香，又逢见武氏，二人触景伤情，相对而泣。这件事被高宗的皇后王氏听到，那时她正与一位淑妃萧氏争宠，正想找一个人来转移高宗的意向，因此密令武氏蓄发。就在那一年，高宗因王后的敦劝把她从寺内召入宫中。
📌 武氏性巧慧多权术，入宫不久，便得到高宗的极度幸爱，拜为昭仪。王后萧妃都因而失宠，于是二人又联合攻击武氏，但已无效。其后武氏又用一个残忍的计策，亲手将她在襁褓中的女儿扼死，诬指为王后所做，而致引起高宗废后的意思。但这件事首先遭到外廷大臣的反对，长孙无忌、褚遂良都公开表示异议，遂良争执尤烈。此外如大臣韩瑗、来济，也都力谏。迎合高宗和武氏的意旨而主张废后的，则有礼部尚书许敬宗、中书舍人李义府等，但他们的主张并没有发生多大作用。具有决定作用的则是李的意见，他于太宗死后不久被召回中央政府，当高宗以废后事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回答道：“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于是高宗决定废后。
📌 六年（655）十月，王后萧妃以“谋行鸩毒”被废（后均被武氏惨杀），接着武氏被册立为皇后。其后数年间外朝的重要事件，便是长孙、韩、来等人的相继贬死和许敬宗等人的跃居高位。据旧史说，武氏作皇后后，王后萧妃的鬼魂，时出为祟，逼得她不得不迁居。显庆二年（657），唐以洛阳为东都。四年（659），她与高宗迁居东都，此后她一直留在东都，仅于她的末年，曾返长安小住。至于她迁居的真正原因，近人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关中食粮不足，迁居为了就漕运之便；有的认为是在掩盖她过去为尼的事迹，易地以恣行淫乐。这些理由，似乎都不太充分。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是她为了摆脱关陇集团朝臣大本营的长安，迁居东都，一方面延揽拔擢关东籍的朝臣，以为己用，而排除朝臣中的关西分子。一方面以科举为手段，就近吸收关东的人才，造成其新政权的拥护势力。同时，她的迁居东都，也颇有一点儿“衣锦还乡”的意味。
📌 武后天资明敏，通晓文史，处事甚为得当，渐而高宗把全部政务交给她。她专权后，便肆无忌惮，擅作威福。高宗对此也不免愤恨，他曾于麟德元年（664）命朝臣上官仪草诏废掉武后，但又畏惧未行。上官仪原为太子忠的僚属，忠为高宗后宫所生，于永徽三年（652）立；显庆元年（656），为武后所谮废，改立她的亲子弘为太子。至此武后又命许敬宗诬奏上官仪与废太子忠谋逆，结果忠赐自尽，仪下狱而死，朝士因此遭流贬者甚多。此后高宗每次上朝，武后总是垂帘于后，在内潜听，所有政事，她都预闻，这时她已隐然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而高宗实际上是个政治傀儡。上元元年（674），高宗称“天皇”，她也称“天后”，当时号为“二圣”。次年，太子弘以不满武后的行为而被后鸩死，更立次子雍王贤。但到永隆元年（680），武后又把贤废掉而立三子英王哲。弘道元年（683），高宗死，太子哲即位，是为中宗。高宗遗诏命中书令裴炎辅政，军国大事，请天后参决。这时唐初的开国大臣，早已零落殆尽，继而登用的，道德才能都远逊于前。中宗即位后，想以其后父韦玄贞为侍中，与裴炎发生争执，炎告知武后，后乃于嗣圣元年（684）废中宗为庐陵王而立幼子豫王旦，是为睿宗。睿宗对政治并无兴趣，即位后，居于别殿，不问政事，由武后亲自接见百官，一切事务都取决于她。她继而杀掉废太子贤，迁庐陵王于房州（今湖北房县）。一面引用诸武用事，尤以她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二人最受亲任，此外并追封她的父祖为王。
📌 自李敬业起兵，武后为了镇压反叛，开始采取恐怖政策。她大开告密之门，以高官厚赏奖励告密者。同时任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用种种酷刑与罗织方法来对付异己，宰相裴炎、刘袆之和名将程务挺等，都是初期的牺牲者。垂拱四年（688），宗室韩王元嘉（高祖子）的儿子黄公譔，诈作中宗诏书，分告诸王，命他们起兵讨伐武后。于是瑯玡王冲（越王贞子）募兵击武水（今山东聊城市西南），越王贞（太宗子）闻讯也于豫州（今河南汝南县）起兵，均以失败遇害，宗室因此事牵连被杀者甚多。接着武后于永昌元年（689）和天授元年（690）两年间，大事屠杀宗室诸王，被害的达三十余人，还有不少流放岭南的。诸王亲党被杀的有数百家，大臣被杀的则有宰相魏玄同、名将黑齿常之等。与扫荡反对势力同时并进的还有其他种种措施，例如她建立崇先庙以享武氏祖考，自加尊号为“圣母神皇”，此外并改易历法，这些都是她称帝的准备工作。
📌 假如在儒家思想盛行、蔚成风气的时代，武曌的称帝野心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儒家对男女地位的看法，在许多方面足以阻挠或压制女子称帝的野心。但她适逢儒学衰敝的时代，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便是玄学与佛学的世界，唐初佛道仍是思想的主流。太宗时一度提倡道教，但武曌因为她的母系杨氏累世奉佛，她本人自幼便受熏染，（据近人考证，她在十四岁入宫以前，即曾正式或非正式的作沙弥尼。）年长又在感业寺为尼，所以到她掌握政权时，便重兴佛法。［参看陈寅恪《武曌与佛教》（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二分）］当时僧尼的声势，可算得煊赫一时，洛阳白马寺主僧怀义，便是她的男宠之一。同时她更利用佛教经典作她称帝的理论根据，以之为普遍宣传，如上面所说以《大云经》颁布全国的事。她称帝后更公开宣称：“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
📌 进士科本是唐代取士的多种考试科目的一种，是隋炀帝时开始设立的。这种考试，主要试时务策，并试经和杂文。武曌本人喜爱文史，因而渐把进士科的考试变成完全着重文章。史称高宗永隆（680）时，开始以进士科的考试为取士的主要程序，到弘道元年（683），武曌以太后称制，朝中的主要官吏，无不由文章进身。因此造成了举国喜好文墨的风气，一直持续到唐亡。这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既是武曌一手造成，自然大体是忠于她的。
📌 武曌也有传侄之意。但她终于被仁杰用下面的话所感动：“姑侄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庐陵王，则千秋万岁后常享宗庙，三思立，庙不祔姑！”［见《新唐书》卷一一五《狄仁杰传》］结果武曌于圣历元年（698），派人到房州迎回庐陵王，立为太子，而改封豫王为相王。她的迎立庐陵王，外族的压力也是因素之一，突厥契丹的入寇，均曾以中宗被废的事为借口。狄仁杰又荐张柬之、桓彦范、敬辉等数十人于朝，这批人便是后来拥护中宗复位的人。
📌 次年（神龙元年，705）初，柬之、玄等率羽林兵五百余人至玄武门（洛阳宫城的北门），分兵迎中宗，斩关而入。首先杀掉张氏兄弟，进至武曌所住的长生殿，以兵环绕，报告张氏兄弟“谋反”，太子派兵诛叛的情形，并请她立即传位于太子。此后三天内的事，是武曌的退位和中宗的复辟，退位后的武曌被尊称为“则天大圣皇帝”，迁居上阳宫。唐的国号，至此恢复，朝政由张、崔等人掌握。同年十一月，这位旷世女杰死去，享年八十二岁。总计她掌握政权前后凡四十六年，以皇后预政者二十四年，太后称制者七年，称帝者十五年。
📌 中宗的昏愦，似乎较他的父亲高宗更胜一筹，因此三思在极短的期间便从柬之等手中夺回政治实权。神龙元年（705）五月，中宗封张柬之、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崔玄五人为王，罢除他们的政府职务。三思又进一步命百官修复武曌时的制度，并以亲附武氏与否为标准，对朝臣分别加以引用或排斥。次年，三思又贬窜五王于远州，他们的最后命运自不必问。朝臣中的异己既已完全排除，三思又在皇室中找寻迫害的对象。
📌 重俊积恨难消，于景龙元年（707）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定谋，发动政变。他们矫制发羽林兵和千骑（皇室卫队的一种）三百余人，先杀武三思崇训父子及其亲党十余人，然后勒兵入宫。中宗得知消息，立即与韦后等登玄武门楼（长安宫城的北门，中宗于神龙二年即706年由东都返长安）避难；以玄武门的屯兵迎战，结果多祚兵溃被杀，重俊亦遇害。
📌 隆基率羽林将士入玄武门，捕杀韦后、安乐公主、武延秀（安乐公主的第二任丈夫）和上官婕妤。当时相王旦对此事并不知情，次日，始由隆基迎他入宫辅政，一面收斩韦氏亲党。政变成功后，隆基受封为平王，掌理国政，余人也都分典要职；接着少帝传位于相王旦。唐宗复位，改元景云，立隆基为太子。太平公主的权势也日见增大，不久又发生公主与太子姑侄间的冲突。
📌 太极元年（712），睿宗传位太子而自为太上皇。太子即位后，是为玄宗，并改元先天。这时太平公主以太上皇为后盾，仍专大权，当时的宰相七人，就有五个出自她的门下。她仍然不放弃对玄宗的敌视，和她的党羽大臣窦怀贞、岑义、萧至忠、崔湜等密谋废立，甚至有毒害玄宗的企图。玄宗的心腹王琚、张说等，都劝玄宗早自为计。开元元年（713），玄宗与他的弟弟岐王范、薛王业，宰相郭元振，宦官高力士等一同定计，又以宫廷卫军的力量，诛除太平公主，她的党羽被处死的有数十人。接着太上皇下诰道：“朕将高居无为，自今后军国刑政，一事以上，并取皇帝处分。”［见《旧唐书》卷七《睿宗本纪》］从武曌以来五十余年唐室妇女干政的潮流，至此告一结束。
📌 开元是玄宗的第二个年号，共二十九年（713～741），它是太宗贞观以后唐朝第二个盛世。玄宗为人英断多艺，通晓音律，擅长书法。他自诛太平公主，政府已不再有政敌存在，乃得专意于政治的兴革。自高宗以降，经武后中宗，六十年间，唐的政治日趋败坏，其最大的病象，大致有三：一是政治上形成奢淫贪纵的风气，这种风气的形成，与武韦二后大有关系。二是科举制度过分膨胀，加上武后的滥赏以及韦后安乐公主等的卖官，因而形成官多的现象；官吏的素质，也自然日渐低落。三是因官多而且贪纵成风，必然的造成经济上的紊乱与财政上的危机。玄宗得志后，便针对着这三种政治病象，加以改善。
📌 官多是盛唐政治上的最大缺点，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唐代仕进之途过多。除了五花八门的科举考试外，尚有门荫、纳财、诠选等办法，因此官吏越来越多。高宗武后时官赏之滥，前面业已详述。到中宗韦后时，更变本加厉，正式官员外，又有所谓“员外官”，自京司至诸州共有二千余人；又有“斜封官”，任何市井小人，只要缴钱三十万，即由皇帝别降墨敕，斜封交中书省，委一官职。玄宗对于这种现象，并未能彻底改革，主要因为科举已成风气，无法取消
📌 安禄山是营州的“杂胡”，也就是西域胡人与突厥人的混合种。他因通晓六种蕃语，曾于开元时在幽州边境上任翻译官（当时叫“互市郎”）。
📌 756）正月，禄山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并遣其将史思明赴河北击擒颜杲卿，黄河以北的地盘，几乎全为禄山所有。但接着郭子仪自朔方统军东征，与其将李光弼连败史思明军，河北十余郡都杀禄山守将降唐。这时安禄山的地盘，不过黄河以南数郡，进退失据，军心大为动摇。正值紧急关头，禄山在潼关方面获得一次大胜利，扭转了危殆的形势。
📌 玄宗以亲征为名，在一个细雨的清晨，离京师西行，随行的人除了宰相韦见素、杨国忠、贵妃姊妹和少数禁卫军外，王公妃主及大臣们大都没来得及跟随。次日，车驾至马嵬坡（在今陕西兴平县境），将士饥疲，在愤恨声中杀掉杨国忠，并逼迫玄宗将贵妃缢死，然后才肯前进。但关中父老，遮道请留太子以取长安，结果玄宗命太子前往朔方军总部所在地的灵武（今宁夏灵武市），而自行入蜀，这件事颇有些政变的成分存在其中。接着叛军攻下长安，杀唐室妃主皇孙数百人，大臣也有不少投降禄山，但叛军过于残暴，人心不附。禄山部将又没有远虑，只知一味纵情于声色货利，而不以全力急速西进，因此玄宗与太子都没有受到追迫。七月，太子到灵武，不久因部下的劝进并获得玄宗的允许而即皇帝位，是为肃宗。
📌 至德二载（757）正月，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庆绪刺杀于洛阳，帝位也为庆绪所得。二月，肃宗至凤翔（今陕西凤翔县），准备反攻。继而唐以郭子仪东进，回纥援兵四千人也于这时到达。九月，唐军克长安。叛军乃改变方向，南击江淮地区。十月，屏障江淮的重镇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失陷，守将张巡、许远被害。幸而郭子仪进攻洛阳，才牵制住叛军，使他们未再南进。同月，唐军克洛阳，安庆绪北逃至邺（今河北临漳县西），至此两京都告克复，肃宗与太上皇先后返抵长安。史思明见势不佳，投降唐室，唐以他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这时河南关中地区的叛军，已全被肃清；黄河以北则只有安庆绪盘据邺城及其附近数郡，此外至少在名义上大体归唐。
📌 思明击败唐军后，又把安庆绪杀掉，收其余众，派人驻守邺城而自回范阳。四月，史思明称燕帝，改元顺天，以范阳为燕京。九月，史思明率兵向河南地区进攻，李光弼放弃洛阳，移军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与思明相持年余。上元二年（761），光弼反攻洛阳大败，河阳等地亦陷，光弼退保闻喜（今山西闻喜县）。史思明获捷后，不久为其子朝义刺杀。思明部下，大都为安禄山旧将，对朝义并不信从，而洛阳及其四周数百里的地方，尽成废墟，空无所有；因而叛军气焰，大为低降。宝应元年（762）四月，太上皇与肃宗相继去世，太子豫（即广平王俶）立，是为代宗。既而代宗命其子雍王适为兵马元帅，仆固怀恩副之，会诸道节度使与回纥援兵于陕县（今河南陕县），进讨史朝义。同年十月，唐克洛阳及河阳城。朝义北逃，仆固怀恩亲自领兵追逐，朝义至莫州（今河北任邱县），守将田承嗣以城降唐；于是北走范阳，守将李怀仙也降。广德元年（763），朝义想东奔奚契丹，为怀仙的兵所追杀。至此河北悉定，连亘八年的大叛乱，算是告一结束。
📌 唐的经营西域，可分二期：一是太宗时代，二是高宗至玄宗时代。太宗时在西域所辟的土地，仅及今新疆的东部和中部，但开辟西域的基础，则自太宗时奠定。到高宗时，唐室向西拓展至波斯（今伊朗），直到安史之乱，唐才丧失西域的霸权。
📌 唐以侯君集督率诸军讨之，败吐蕃于松州城下。弄赞谢罪，并求婚，唐室始答应他。十四年（640），弄赞派他的大论（吐蕃的宰相有“大论”、“小论”之称）禄东赞献纳聘礼。次年，唐以宗女文成公主下嫁弄赞，弄赞为她另筑城郭宫室以居之。公主厌恶吐蕃人以红色涂面的陋习，弄赞下令暂时停止；同时他本人也脱去毡裘，被服中国的绸缎，渐渐染上华风。他派遣豪酋子弟，入唐国学，以习诗书，并聘请中国士人，为他典掌表疏。
📌 调露元年（679），赞普死，子器拏悉弄立，时年八岁，仍委政于钦陵。次年，文成公主死，吐蕃对唐帝国西陲的寇扰，从此变本加厉。
📌 安史之乱已爆发。其后唐帝国内部陷于战乱之中，吐蕃乘机占据帝国西部的广大地区，成为中唐以后唐室的最大敌人。
📌 大宗贞观初，玄奘赴天竺取经，尸罗逸多因而有朝唐之意。贞观十五年（641），尸罗逸多自称摩伽陀王，（摩伽陀Magadha，地名，在恒河下流。）开始遣使朝贡，唐室也遣使抚慰之。二十一年（647），唐派王玄策使中天竺，其他四天竺也都入贡。既而尸罗逸多死，中天竺大乱，其臣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攻击玄策，玄策率从骑三十人奋战，全数被擒。玄策宵遁，至吐蕃，发精兵一千二百人，连同泥婆罗国骑兵七千余，进至中天竺国城，连战三日，大破叛众，擒阿罗那顺，叛众死者及被俘者各万余人，城邑聚落投降的五百八十余所。从此天竺震惧，直至玄宗时，仍朝贡不绝。此外位于今中南半岛一带的占婆、真腊、扶南等国，以及西南边徼诸蛮，也都归诚于唐室。
📌 龙朔元年（661）百济旧将福信据周留城（今全罗北道扶安），迎义慈之弟扶余丰于日本（即倭奴，唐时改名日本），立以为王，并围唐将刘仁愿于百济都城。当时日本天智天皇初即位，想在朝鲜半岛扩展势力，因而派水师援助百济，与唐抗衡。唐派刘仁轨率水师赴援，日本也增援百济，前后出动四万数千人。三年（663），唐军大破百济余众，并大败日军于白江口（今锦江口），烧其船舰四百艘。日本准备三四年的兵力，为唐军扫荡无余，因此不得不放弃其大陆政策，而仅求自保。
📌 总章元年（668），唐军又下数十城，进围平壤。高丽王藏投降，李将高藏及泉男建等送至京师，于是高丽悉平。当时高丽共分五部，有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余户；唐以其地设置九都督府四十二州，并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
📌 唐室对整个朝鲜半岛的统治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因为吐蕃的炽盛，使唐室不能不以全力经营西北，对东北乃采取消极的维持现状的政策，新罗便在这种政策下坐大。仪凤二年（677），唐以高藏为朝鲜王，遣其返国，以统高丽余众；并移安东都护府于辽东（今辽宁辽扬县北）。那时大同江以南地区已非唐所有，唐室只保留着名义上的统治。
📌 盛唐时代帝国的兵员重心，大部时间在关中地区，因此对外战争的成就，以北方和西北方为大，东北方面，则成功不巨。高丽经太宗高宗两代的征伐，始得平定，但不久失去；而奚、契丹小丑，也竟能倔强一时，这些都与帝国兵员重心距东北边疆过远有关。唐室对南方，并没有多少经营的兴趣，也可以拿这个原因来作解释。
📌 太宗高宗二代是唐帝国版图扩张的极盛时代。在这段时间内，唐室为了对所征服的异族土地作有效的控制
📌 从高宗后期起，领土便开始削减。高丽平定后不过两年，唐师便有大非川之败（670），吐谷浑、党项（今青海省一带地）均陷于吐蕃。东北方面也因新罗的兴起，迫使唐室逐渐退出朝鲜半岛。高宗以后，东突厥和回纥相继复兴，时入长城，唐室无以制之。中宗景龙二年（708），唐室在河套以北筑中、东、西三受降城，以遏其锋。
📌 唐帝国的版图，时有变迁，到玄宗时才成了定型，但较极盛时期已颇有逊色。其后安史乱起，吐蕃乘机攘夺了唐帝国西域的霸权和西部的广大土地，使唐的版图，大为削减
📌 中国的造纸术，发明于东汉和帝时（89～105），到魏晋时代，流传到天山南北路。唐时，大食人已使用中国麻纸，但不会制造。怛罗斯一战，在大食所虏获的数千唐兵中，有一部分是造纸工匠。大食把这批唐人，集中于萨马尔干（Samarkand），设厂造纸，造纸业渐成为大食人的新兴工业。从9世纪到12世纪，萨马尔干纸风行中东近东，并远至西班牙各地。12世纪以后，欧洲各国才逐渐知道造纸。
📌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死，太子诵继立，是为顺宗。他因夙患风疾，于同年八月，传位于太子纯而自号太上皇，并改元永贞。太子纯即位，是为宪宗。次年，改元元和。元和共有十五年（806～820），在唐史上号为“中兴”时期。宪宗最可称述的中兴事业，便是打平若干抗命的藩镇，使国家再度统一。但这次中兴时期是非常短暂的，只与宪宗本人相始终。
📌 元和十四年（819）春，全国的藩镇，至少在名义上都服从中央，这时可算宪宗中兴事业的最高峰。但宪宗对国事已有些荒怠，渐着意于池台馆宇的营建崇饰。同时他又染上迷信的恶习，祈求长生，服“不死”之药。他服药后，性情暴躁，常罪责近习，终于十五年（820）为宦官陈弘志所害。他死后，河北三镇（卢龙、成德、魏博）又乱，唐室从此未能收复。
📌 宪宗死，子恒立，是为穆宗。他即位后不久，河北藩镇又叛，最先叛变的是卢龙。
📌 自穆宗时河北再失，其后经敬宗（825～826）、文宗（827～840）、武宗（841～846）三朝的二十余年间，卢龙、魏博二镇，内乱相继
📌 宗以后的宣宗（847～859），唐室更一度有复兴之象。但继之以懿宗（860～873）、僖宗（874～888）的狂暴童昏，加以宦官擅权，政治日益腐败，又造成普遍的流寇之乱，尤以僖宗时的黄巢之乱，为祸最烈。唐室利用外族沙陀的军队讨平黄巢，乱平后，又以节度使的名位和广大的地盘，来安置沙陀首领和黄巢降将。因此黄河南北，又崛兴了两大割据势力：黄河以北的是沙陀部酋李克用，以南的是黄巢降将朱温。黄河南北原有的诸镇，其后渐被这两大势力所并吞
📌 此后德宗对吐蕃完全绝望，宰相李泌乘机进言，主张恢复联回抗吐的政策。德宗采纳这个建议，一面与回纥和亲，一面坚决抵抗吐蕃。贞元三年（787）以后，吐蕃仍有多次寇侵，唐室最大的损失，是安西、北庭两府于五年（789）为吐蕃所陷。从此唐帝国的西疆，仅及于今陕甘交界的陇山一带，陇山以西的领土，全部丧失。至于吐蕃向帝国内部寇侵的范围，除了北及长安外围的诸州，并南及今四川西部当时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辖区，不过始终未能给予唐室严重的威胁。从九年（793）起，唐室对吐蕃改变战略，北守南攻。
📌 天宝以后的中央政局，便与以前大不相同，大体可以说是皇帝与内廷宦官的联合。皇帝本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谁与他联合，谁便可以取得最大的政治权力，因此天宝以后的政治中心是宦官。外廷的宰相，变成政治上的二流角色，他们的权力，仅是一部分国事的执行，已无权参与国家的最后决策。宦官势力的膨胀，主要由于宦官参与唐室皇位继承的政治斗争。唐朝的皇帝，从太宗起，直到最后的哀帝，几乎每一朝都发生皇位继承问题，甚至引起政变。盛唐时期皇位继承斗争的参与者，大半勾结宫廷卫军，在京师发动政变，虽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但大体不出这个办法。像太宗、中宗、睿宗都是以这种方式取得皇位的。玄宗以后皇位继承的斗争，大半由参与者与宦官合谋而达到目的。如肃宗之立，便由于宦官李辅国的效力。肃宗以后的皇帝，除德宗外，无一不由宦官拥立，因此宦官逐渐成为中央大权的掌握者。其次是宦官掌握中央的军权，这现象也是玄宗以后发生的。
📌 宦官既握有军政大权，又处于“挟天子”的优势地位，因此在与外廷的斗争中，占尽便宜。代、德以后，宦官与士大夫的最大冲突共有两次：一是“永贞内禅”，一是“甘露之变”，这两次事变的胜利者都是宦官。
📌 宦官的首领俱文珍利用太子纯想早日作皇帝的心理，外结藩镇韦皋等，先后上表，以顺帝有疾不能视事为辞，请太子监国。顺宗不得已传位太子，自称太上皇，并改元永贞。太子即位，是为宪宗。他即位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贬逐王叔文，于次年赐死；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等，皆坐叔文党贬放远州。这是宦官与外廷斗争的第一次胜利。宪宗对宦官相当亲用，对外廷大臣的选拔也很慎重，总之他对宦官和外廷颇有驾驭和调协的能力。但他晚年因性情暴躁，为宦官陈弘志所弑，这件事的主使者，则是郭妃（穆宗母）和宦官王守澄。宪宗死后，王守澄奉太子恒即位，是为穆宗。穆宗在位四年而死，子湛立，是为敬宗，仍由王守澄专权。敬宗待宦官甚严，在位二年，为宦官刘克明所弑。克明并矫制以绛王悟（宪宗子）暂掌军国事，准备夺取王守澄等人的权力。王守澄闻讯，以兵迎立江王涵（穆宗次子），杀克明及绛王。江王即位后，更名为昂，是为文宗。当时宦官中权势最大的，首推王守澄，其次为陈弘志、仇士良等人，都是弑害宪宗、敬宗的逆党。
📌 李训率百官称贺，并劝文宗前往观赏。文宗先命李训去看，回来说不是甘露；于是又命宦官仇士良、鱼弘志往验。事实上这是李训预先布置的圈套，准备仇等到达左金吾卫，即加以逮捕，然后以兵抢出文宗。郭行余、王蹯并未赴镇，这时他们的兵已列于宫外，仇等去后，外兵随即入宫。仇等到达左卫，发现伏兵，因而迅速逃回，并率领宦官，急以软舆迎文宗回后宫。李训率金吾卫士与之争夺，罗立言也以京兆逻卒数百人助战，宦官死伤十余人，但文宗终于被宦官抢入后官。接着宦官所统辖的神策卫士五百人赶来，杀金吾卫士及诸司吏卒千数百人，李训、郑注也先后被杀，郭行余、王璠、罗立言等均被处决，亲属皆死。朝臣受牵连而遭诛贬的，为数极多。各地藩镇，除了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曾上表宣扬宦官之罪，其余大都无所表示。甘露之变后，文宗心灰意冷，数年后郁郁而死。宦官的权势，则较前更为扩张，国家大事全由他们决定，外廷的宰相一点不能过问。文宗以后的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莫不由宦官拥立，其中武宗和宣宗是唐室后期的令主，却无法消灭宦官的势力。宦官本来也分党派，互相攻击，因此皇帝和朝士尚可对其采用分化政策。宣宗以后，宦官自觉内部不合的危险，遂团结一致，对抗外敌。
📌 一、这段期间的政治中心是宦官，整个外朝不论是牛党李党，都是政治上的二等角色，都没有对国家大事的最后决定权。二、在宦官政治之下，外朝的士大夫如果不冒险与宦官斗争，便得依附宦官，因此牛、李两党各有自己的“后台”。三、宦官也分派系，互相斗争，其结果往往直接影响外朝党争的胜负。
📌 宣宗死于大中十三年（859），太子漼继位，是为懿宗，时年二十七岁。懿宗在位十四年，他为人好佞恶直，滥用刑罚；并且笃信佛教，不惜削减军费，搜括民财来崇饰佛寺。由于政治苛虐，他即位后不久，南方便发生寇乱。
📌 咸通十四年（873），懿宗死，子俨立，是为僖宗，年仅十二岁。僖宗乾符二年（875），东南又发生大规模的变乱。
📌 黄巢，曹州人，家世业盐。他曾屡应进士科不中，因而蓄养亡命，图谋不轨。王仙芝攻陷曹、濮时，他举众响应。其后他与仙芝分道窜扰，仙芝败死时，他正攻毫州（今安徽毫州市），仙芝余众投奔他的甚多，因此势力大盛。继而他率众南下，攻夺江西诸州，转入浙东，剽掠福建，并南陷广州（今广东广州市）。
📌 广明元年（880），黄巢北上，攻陷洛阳；接着突入潼关，进逼京师。这时宦官田令孜专权，闻讯奉帝逃往兴元（今陕西南郑县），其后又南避成都。黄巢入京师后，大肆屠掠，继而入宫即皇帝位，国号大齐。这时各地勤王之师赶到，于中和元年（881）克复长安。黄巢率众东走，途中探悉诸军号令不整，于是还师再陷长安。唐室无可如何，只得又借重沙陀兵。
📌 乾符五年（878），国昌父子因扩充地盘未遂，合兵叛唐，唐室讨之，国昌父子逃入达靼（属靺鞨种，时居阴山一带）。到黄巢陷长安，唐遣使赦克用之罪，并宠以官爵，命其入援。克用乃于中和二年（882）率沙陀兵一万七千人南下，会诸路援兵，进攻长安。克用入援前不久，黄巢部将朱温，以同州（今陕西大荔县）降唐，唐赐名全忠，其后唐室又以全忠为宣武节度使（辖今河南省东部、山东省西部、安徽省北部地；治汴州，今河南开封市）。次年，唐师克长安，黄巢东走，攻取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节度使秦宗权降。朱全忠的地盘陈州（今河南淮阳县），也为黄巢所围，贼势又盛。四年（884），李克用率兵赴援，解陈州之围，追击巢，大破之。黄巢逃入泰山，其甥林言斩之降唐。
📌 唐末藩镇的战祸，肇端于朱全忠李克用的交恶。李克用追击黄巢时，朱全忠款接之于汴州，克用因酒醉语侵全忠，全忠怀恨，夜间发兵围驿馆，克用发觉后逃出。当时克用任河东节度使，他逃回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后，上表唐室，控告全忠。唐室不辨曲直，仅下诏和解。于是双方视如仇敌，待机而战，并各与其他藩镇联络，以增声势，因此危机日深。
📌 文德元年（888）二月，僖宗始得回京。三月，僖宗死，宦官杨复恭拥僖宗弟寿王杰即位，更名晔，是为昭宗。而朱全忠、李克用也于这时展开恶战。
📌 僖宗以前，宦官是唐室的主宰，绝对控制着中央政府。但自僖宗起，因内乱频仍，皇帝屡次出亡，中央禁军的军力大损，宦官的凭藉渐失；加以藩镇的势力介入中央，宦官的势力乃大为削弱。是年，昭宗听崔胤的建议，杀掉专权的宦官宋道弼、景务修。既而宋等的党羽刘季述等谋乱，矫诏以太子裕监国而废昭宗。
📌 这时朱全忠的势力，远较李克用为大，他的性情也远较克用为狡狯。他密结中央政府的士大夫，致使唐室始终不敢亲任克用。同时他乘克用与关中藩镇对抗的机会，一意扩充地盘。在他统兵入关之前，业已威服河北诸镇，并于天复元年（901）并吞河中节度使王珂的辖地。三年（903），又攻取黄河以南的重镇淄青。此外，关中地区除李茂贞远处凤翔外，其余地区也大致是朱全忠的势力范围。
📌 崔胤发觉朱全忠对唐室有不利的企图，乃又密置兵备，以防万一。事为全忠得知，遂先发制人，于天祐元年（904），密表崔胤专权乱国，昭宗不得已免崔胤职，全忠乃将胤杀掉。同年，朱全忠迁昭宗于洛阳，并将昭宗的侍从皆换为己党，至此昭宗又落入军阀的掌握。昭宗至洛阳后，李茂贞等各举兵讨朱全忠，均以兴复为辞。全忠出师西讨，以昭宗有英气，恐于中途生变，因而想立幼君以谋禅代。于是派人弑昭宗，废太子裕而立昭宗的另一儿子辉王祚，更名曰祝，是为哀帝，年仅十三岁。哀帝即位后，以昭宗何后为太后。天祐二年（905）二月，朱全忠又杀裕及昭宗诸子八人。全忠的幕僚李振，因曾屡举进士不中，深恨以科第或门阀进身的士大夫，至此乃劝全忠诛除有声望的朝士。同年六月，全忠杀朝臣裴枢、独孤损等三十余人，遭贬逐的为数更多，外朝的士大夫阶级，至此也步了宦官的后尘，归于消灭。此后唐室中央政权，便直接操在朱全忠以及他的部将和幕僚手中。十二月，朱全忠又把何太后杀掉，仅剩一个哀帝是皇室的孑遗。四年（907），哀帝下诏“禅位”于朱全忠，唐室乃正式灭亡。哀帝被废为济阴王，迁居曹州，于次年被害。
📌 朱温篡唐后，改国号曰梁，并改元开平，定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是为梁太祖。梁虽然推翻唐室，却无法取代它的共主地位，更谈不到恢复盛唐时代的功业与荣誉。梁的中央政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藩镇型政府，除了军队，并未具有一个中央政府所必要的其他条件。换句话说，它只是一个割据中原的藩镇。这种割据性的政府，自然无法来收拾唐末那种率土分崩的局面。
📌 唐代的三省，仍是中央最高行政机关，三省的首长，均为宰相之职。隋时，三省的职掌尚没有明确的划分。直到太宗时，始告确定，以中书省制定法令，门下省审查法令，尚书省执行法令。但因权力的彻底分化，中书与门下，有时不免因成见的关系发生公务上的争执。太宗为补救这个流弊，因而设“政事堂”，作为三省首长联席议政的机关。最初政事堂设在门下省，后来移到中书省，改称为“中书门下”
📌 宰相的数目既多，其权力也自然因而削弱，所以唐代相权，平均不如西汉为重。但唐代也有掌握大权的宰相，因为同一时期，宰相虽有多人，其中受皇帝信任的，权力往往较他相为大。例如玄宗开元时，姚崇与卢怀慎同为宰相，而政事皆由崇裁决，怀慎只能“伴食中书”。又如天宝时的李林甫、杨国忠，其权威之重，也都不亚于汉代。
📌 唐代中叶以前，相权有时遭受剥夺，其原因在皇室自身的把持政权。武后、中宗、睿宗三朝三十年间，由于武后、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等人的垄断朝政，以致三省无法充分行使其职权。当时的宰相，只能苟合取容，以保禄位而已。武后自高宗后期当国，竭力排斥前朝旧臣，起用新进；对旧有制度，也蓄意破坏。最初她引用文学之士，密参国政，以分宰相之权，渐至事无巨细，都由她本人决断。李敬业举兵后，她推行恐怖政策，恣意杀戮，宰相因细故而被杀的，先后达十六人之多。对亲附者则不次拔擢，例如首先向她劝进的侍御史傅游艺，于一年之间，由九品历升至三品。政事也由她独断专行，宰相并无置喙的余地，例如她的诏敕，不经鸾台、凤阁的审查颁布，即可行施。她对宰相的任遇既轻，礼数也薄，每当内庭宴乐，常命张易之兄弟，嘲戏公卿，以为笑乐。虽然她曾提携了不少贤士，但目的也只是供她本人的驱策而已。到中宗睿宗时代，韦后和安乐太平二公主相继乱政，三省旧制，破坏愈甚。当时宰相的除拜，多出于安乐、太平之门，所除的宰相，也多不循资格。皇室狎戏公卿的风气，也愈演愈烈，中宗时，竟有命大臣做拔河游戏的怪事出现。大臣的尊严，可谓扫地以尽。当时一切政事，均须取决于宫中，政事堂诸相的联席会议，徒拥虚名，所议的仅是些极其琐碎的事。中宗更以婕妤上官婉儿专掌制命，皇帝的制敕，也不必经中书门下，径自施行，甚至安乐公主可以自制敕书。至此，三省可以说陷入瘫痪状态，政治的败坏，达于极点。直到玄宗，三省才恢复旧观。
📌 中书舍人的职务既废，代之而起的为翰林学士。唐初，皇帝常选拔文词经学之士，值于别院，以备宴见，有时召入宫中，草拟制诰，但当时并无特殊的名目。高宗时，号为北门学士。玄宗开元以后，始有翰林学士之号，但并非正官，也无品秩，只是一种加置的职名。他们的职掌，本与中书舍人不同，只掌理四方表疏，撰写应酬文字和将相制命，中书舍人则草拟和署行诏敕。安史乱后，诏敕有时不经中书，而由翰林学士起草。德宗因酷爱文学，与翰林学士益加亲密。他出奔奉天时，以翰林学士陆贽等参决大政，时人称为“内相”，与政事堂分庭抗礼。此后翰林学士日益受亲重，成为宰辅的储备人员。从德宗到懿宗的九朝间，翰林学士凡一百五十四人；懿宗时最多，共三十人；顺宗时最少，仅二人；其中位至宰相的五十三人，约占总数的34％。但德宗以后，宦官的势力日益膨胀，翰林学士必须与宦官相结，才能居中用事，否则便无法久安其位。例如顺宗时的王叔文为翰林学士，但因受宦官的嫉视，终致失败；文宗时的李训，因有宦官的支持，而由翰林学士擢任宰相。
📌 节度使的任务，本是纯军事性的，目的在防御外族，保固疆土。但至迟到天宝后期，节度使已俨然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例如安禄山任范阳节度使，不但可任意调换部将，并可保举其辖区内的官吏。
📌 唐室灭亡后，整个中国成为藩镇军阀的世界，五代与十国，事实上只是一些大型的藩镇。
📌 唐朝前期的田制，大体承袭隋朝，由政府授田给人民而征其租赋。男子十八岁以上者授田一顷，即一百亩（高祖时规定，阔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用以种植榆枣桑等类的树，身死可以传后，不须归还国家；八十亩为“口分”田，用以种植农作物，身死必须归还。年老以及残废或生重病的人，给田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如是一个家庭的主持者，则另加二十亩。但这种授田办法，只限“宽乡”，“狭乡”则须减半。
📌 唐代货币，以钱为主，金银则不甚流行。当时全国大部地区，均通用钱币，惟边远如岭南地区，始以金银为货币。西南地区（今四川省南部及贵州省一带），则尚停滞于以物易物的阶段。
📌 中央的骑，因始终屯驻京师，缺少战斗经验，加以养尊处优，士气日见衰颓。而藩镇边兵，则经常与外族接战，实力始终强劲。同时藩镇士卒的数目又远较中央为多，因此造成内轻外重之局。到安禄山造反，骑不堪一击，全面崩溃。唐室所仗以定难的，乃是藩镇的边兵和回纥人。乱平后，全国遍布藩镇，对中央形成重大的威胁，而中央所靠的武力，只剩下禁军。
📌 所谓禁军，乃是皇帝的侍卫亲军，它自成系统，不属于卫。其任务是保卫宫廷，侍从扈驾，与卫兵的防守京城不同。这种禁军在唐初就有，但在府兵制实行的时代，它并非唐室中央的主要武力。直至安史乱起，卫兵（骑）大衰，禁军才成为唐室的最后力量。而宦官握有禁军兵权，也就成为唐室的实际主宰。
📌 德宗以后，若干皇帝与外朝士大夫想夺回宦官的兵权，都告失败。顺宗时，王叔文用事，曾用宿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使。以分宦官之权，结果酿成“永贞内禅”。文宗时，李训欲以京城卫军抢出皇帝，然后消灭宦官，但为宦官仇士良统领的神策军所破，而致功败垂成，发生“甘露之变”的惨剧。昭宗时，也曾以宗室典掌一部禁兵，以分宦官之权，又为藩镇李茂贞、韩建所破坏。直到朱温诛宦官，神策军才废，唐室也跟着灭亡。
📌 唐代法律，在形式上虽是因袭隋律而损益之，但在精神或实质上，却与隋律大不相同。隋律的精神是严酷的，而唐律则较仁厚。同时唐律经历朝修撰，其内容除因袭隋律外，更参以汉律，因此审慎精密，宽严适中，不但为当时若干外国所采用，且为唐以后历代法律的模范。
📌 唐律也承袭前代的“十恶”之条，用以惩叛逆，禁淫乱。十恶据唐律的解释是：（一）谋反，谓谋危社稷。（二）谋大逆，谓损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三）谋叛，谓叛国从伪。（四）恶逆，谓殴打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之祖父母及父母。（五）不道，谓杀一家非死罪者三人，或肢解人，以及制造蛊毒厌魅等。（六）大不敬，谓盗取重大祀典器物或御用物品；盗取或伪造御玺；配制御药，与处方不合或封题有误；调制御膳，误犯食禁；御用舟船，误不牢固；指斥皇帝，悖乎情理；以及对抗制使，无人臣之理等。（七）不孝，谓汗告或诅詈祖父母、父母；祖父母、父母在，而别籍异财，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而身自嫁娶，或释服作乐；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以及诈称祖父母、父母死等。（八）不睦，谓谋杀及出卖缌麻以上亲（高祖父母、中表兄弟、妻父母、婿、外孙等）；殴打或讼告夫及大功以上尊（夫之祖父母及伯叔父母）长（堂兄姊），小功尊属（伯叔祖父母、姑、外祖父母、舅、姨等）。（九）不义，谓杀害直属长官、刺史、县令、现受业师等；闻夫丧匿不举哀，或释服作乐及改嫁等。（十）内乱，谓奸乱小功以上亲（堂伯叔母、已嫁堂姊妹、嫡孙妇、侄孙女、兄弟妻等）及父祖妾。凡犯十恶之罪者，皆从重量刑，不予赦免。但另一方面，唐代的减刑办法，其范围又远较隋代为广。
📌 又如当时规定子孙不应讦告父母，告而属实，其父母之罪，亦按自首法办理，从轻处分。
📌 唐代取士的主要途径有三：一是礼部主持的各地士人的考试，名为“乡贡”。二是中央官学毕业生的考试，名为“生徒”。三是皇帝下诏征求，名为“制举”。前两种考试是经常举办的，制举则依当时的需要举行，并无定期。所谓科举，主要是指乡贡。隋文帝于开皇中取消九品中正制，改采荐举办法，即命京官及地方官保举人才。至炀帝，置进士科，开始改用以考试任官的办法，但其时尚不甚盛，科举出身的士人，在政治上也不占势力。到唐初，才为政府用为取士任官的主要方法。唐代的乡贡，是专为不由学馆出身的士人而设。凡欲应试者，可至其所在的州县报名，先由州县加以甄试，其合格者于每年仲冬送礼部，与学馆生徒一同考试（乡贡考试最初由吏部主办，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始移礼部，其后遂成定制）。由于参加乡贡的士人不拘资格，因此成为平民的进身之阶。
📌 明经的主要考试项目为经义，应试者须精熟文注，明辨义理。当时政府规定的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凡通二经者，即可为明经。二经是一大经及一小经，或两中经。试法是先行笔试，称为“帖经”；及格后，再行口试，称“经问大义”，凡十条；口试及格后，再试时务策，凡三题。有时尚须加试《孝经》、《论语》、《尔雅》等书。考试办法，也时有更动。
📌 明经与进士，虽然同为科举，但应试者的社会背景，则有显然的不同。唐中叶以后，应明经试的，大多为北方的旧家子弟；应进士试的，则多为南方的平民阶级。牛李党争，便是这两派人士的冲突，但这只是个大致的划分。明经多薄进士为浮冶，诚然进士中颇多行为放浪的人，但并不尽然。唐代名臣，出身进士科者甚多，最著名的如房玄龄、来济、张柬之、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张巡、颜真卿、裴度等。他们类皆公忠干练，勋绩彪炳。进士之所以人才众多，虽因政府选拔严格，与考试时务策和杂文也有相当关系。因为诗赋策论可使应试者的思想比较不受拘束，容易发挥才情，因此人才也比较容易被发现。
📌 古代的儒家竭力避免谈及天命鬼神一类的事。西汉儒家虽然喜谈天变灾异，但对于鬼神的崇拜，尚有一段距离。西汉以后的儒家，更完全屏除儒家思想中的宗教色彩，成为一种纯粹的学派。因此儒家不能称为宗教，也无法替代其他宗教。道教虽然相信神鬼，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但道士的业务，诸如祈雨、治病、捉鬼、炼丹，都是为生人解决问题；其主要理论，亦是在教人如何养生；对灵魂问题，并无完满的解释。既然中国的学派宗教不能满足人们对死后的种种幻想，外国的出世宗教乃乘虚而入，这是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能够日益昌盛的主要原因。
📌 唐初，佛道二教都很盛行，并发生剧烈的争论。西晋王浮所作的《老子化胡经》，是道教徒攻击佛教的利器，其书捏造老子出函谷关西渡流沙之说，指佛陀为老子的弟子。佛教徒也著论对道教加以反击，如僧法琳的《辨正论》，缕述道教的荒谬举动。当时朝臣中有笃信佛教的，如萧瑀等；也有竭力排佛的，如傅奕等。高祖对佛道都不感兴趣，但最初仍抱容忍态度，直到武德九年（626），他下诏淘汰僧道。诏中列举僧道的过失，约有四点：一、妄自尊高，苟避徭役。二、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三、造作妖讹，交通豪猾。四、招徕隐匿，诱纳奸邪。淘汰的办法是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其余的寺观，都予罢除。
📌 太宗比较尊崇道教，这与李唐皇室与老子同姓有关。当时道士、女冠（即女道士）的法定地位，在僧尼之上。但太宗对佛教始终未加摧残，相反的，对佛教经典的翻译，曾经热心的赞助。贞观十九年（645），僧玄奘自天竺游学归来，携回佛经六百余部，太宗特在长安设立译场，命他译经，并命房玄龄、许敬宗等，广召硕学沙门数十名相助。高宗、武后时，佛教益盛，这与武后的提倡有关，《老子化胡经》便于高宗时被禁止流行。武后之所以崇佛，主要由于她出身于佛教家庭，最后她更利用某些佛经作为称帝的理论根据。高祖、太宗、高宗时，有所谓“三教讲论”，也就是聚集儒、道、释三教的名流大德，同于皇帝或皇太子前相互讲述论难，以析理明教。其时集会的席次，皆以道士居首，沙门殿后。武后时，废除讲论，到玄宗，三教的理论渐趋调和。
📌 宪宗曾命人迎佛骨于凤翔（今陕西凤翔县），留宫中三日，以求福祉。朝臣韩愈上表论谏，被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安县）刺史。韩愈辟佛的理论，主要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为依据，所以佛骨事件实是儒与佛的冲突。但韩愈对佛学并无深刻认识，因此所言甚为俚浅。他的结论，只是认为佛教来自夷狄，非先王之教，不宜崇信；对佛家的因果报应之说，表示怀疑而已。这类批评，自然不会发生多大影响。宪宗以后，穆、敬、文诸帝，都奉佛教，至武宗才又有灭佛之举，德、宪、文、宣、懿五帝，均曾有三教讲论的召集。但当时三教的论调，渐趋平淡，讲论不过徒具形式（宣宗时，讲论改以沙门居首席）。宋代理学的产生，受这种制度的影响不小。
📌 武宗的灭佛，一来因为他本人奉道，亲近道士赵归真，对佛教早有成见；二来是想收没僧尼的产业，以裕财政。会昌五年（845），他下诏禁止道教以外的所有宗教，佛教自然首当其冲，除了在首都及诸州保留极少数的寺院，其余全遭拆除。总共拆毁寺院四千六百余所，僧尼勒令还俗的二十六万五百人，均收充两税户，按期纳税。此外拆毁招提兰若（私人建立的小型寺院）四万余所，没收膏腴上田数十万顷，僧尼所豢养的奴婢被收为两税户的十五万人。［参看《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武宗时，政治所以颇有起色，与此举不无关系。当时的宰相李德裕，也是这次灭佛事件的赞助者。德裕出身北方世家，崇尚经学，自然厌恶佛教。所以这次事件，可以说是道教与儒家对佛教的合力攻击。
📌 玄奘又是俱舍宗的建立者，此宗得名于天竺佛徒世亲的《阿毗达摩俱舍论》（简称《俱舍论》），俱舍为梵文音译，原义为“藏”，故俱舍论亦可译为“藏论”。此论倡行“无我”说，以为一切万有皆是因缘和合的假象，并非实在；既非实在，自然无我。由此推之，人死后亦无灵魂。
📌 与玄奘同时，华严宗趋于极盛。此宗亦以研究心理学为主，但持论与法相不同，主张立一常恒不变的真心，为一切现象的根本，世上每一事物，皆是真心全体的表现。但它认为客观的世界，可以脱离主观而存在。
📌 禅宗思想，与天竺佛教的出世思想颇不相同，与法相宗的科学思辨，更不相类，倒是与中国儒家和老庄思想，有其相近之处。禅宗思想的光大，可以说是佛教史上的一大革命。它使佛教从繁文缛节、烦琐的思辨和天竺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加以简易化和中国化。中国人最注重结婚生子，传流后代；同时读书人必须读儒家经典，以应科举。这两点成为佛教在中国传布的最大障碍。但禅宗主张不必出家，也不必诵读佛经，即可悟道成佛，以是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信者渐多。由此看来，禅宗的产生，可以说是佛教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妥协，也可以说是佛教衰落的现象。前期的法相宗，因崇尚细密的思辨，其宗派又渊源于天竺，因此其工作着重于留学和佛经的翻译。到禅宗昌盛，佛徒们大规模的译经和留学的狂热都告终止，继之而起的，是心性的讲求和生活的体验。这种思想，可以说是宋代理学的先驱。唐武宗灭佛后，各宗衰微，惟有禅宗以秉守简朴的宗风，受祸较轻，仍为士大夫所普遍崇信，渐至儒学几乎完全禅化。此外，净土宗也以宗义简单，得以流传于民间。
📌 唐人的诗，已含有浓厚的佛学色彩；宋代的理学，更是佛学与儒学的结晶。总之，在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另外一种外来思想影响中国人如此大而且久的了。佛教徒的译经工作，从两晋南北朝直到唐朝，从没有间断过。而唐代的译经工作，其规模的庞大，成就的高超，又远过前代。唐代第一位译经大师是玄奘，他于贞观十九年（645）自天竺返国，携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五千二百卷，多为大乘经典。同年，太宗在长安弘福寺设立译场，命他主持译经工作。重要的助译人员有二十余人，都是当时的高僧。次年，他任长安大慈恩寺住持，继续译经。高宗显庆三年（658），他移居西明寺。次年，又移居玉华宫（在今陕西宜君县），但译事始终不辍。麟德元年（664），他死于玉华宫。总计他从事译经，前后历十九年，共译经律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卷。从译经的数量，可以看他的热诚和精力的超人。玄奘以鸠摩罗什等前人的旧译错误甚多，因此他译经专以传信为事。他的译品，文字不如旧译流畅，但忠于原著，务求存真，所以具有崇高的价值。华严宗的法藏，对译经则主张调和新旧译法，与玄奘的观点不同。
📌 道教在唐代，大体说来，是始终为皇室所尊奉的。它虽然没有像佛教在社会上那样风行过，也没有遭遇像武宗时佛教所受的那种打击。李唐皇室之所以支持道教，一来因为皇室与老子同姓，甚至自谓是老子的后裔。
📌 二来因唐代皇帝多喜食丹药，以求长生，而这类丹药的制造，正是道士们的专长，因此他们能与皇帝接近而受其宠信。道教的缺点，在其除《道德经》以外，缺少益人智慧的经典，较之佛藏的渊博精微，相去甚远。而其若干仪节，亦不如佛教为合理。例如道教“救苦”的办法是“解发系颈，以绳自缚，牛粪涂身，互相鞭打”。［见傅勤家《中国道教史》，页二八七引《辨正论）］这种荒诞举动，不但无法博取知识阶级的尊奉，也难以获得平民大众的信仰。因此道教虽有皇室为后盾，其流布仍远不如佛教之广。
📌 道教之所以能结欢帝室，主要原因是进献丹药。唐代食药之风甚为流行，中唐以后益盛。有好几位皇帝，作了这类丹药的牺牲品，太宗、宪宗、武宗、宣宗的死，都与食“长年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 祅教即拜火教，又名火祅教，为波斯人苏鲁阿士德（Zoroaster）所创，他大致是前六百年到前五百年之间的人。祅是“神”的意思，祅教是一种二神教，它把世上万物，分为善恶两面，有阴阳二神司之，阳神代表光明，为众善之本，阴神代表黑暗，为万恶之门，两神时常争斗，但善常能制恶。它认为火是阳神的象征，因而拜火，对太阳也加以崇拜。据说祅教的祭祷仪式非常简单，凡欲祭神的，只需携一牺牲，前往净地，便可谒祷天神。但只许为全体波斯人或波斯王祷祝，禁止祈祷私事。同时必须有祅教教士“穆护”（Magi）莅临其旁，祭祀才算合法。祅教于3世纪末期，为波斯奉为国教，其后流行于今中亚区域的西域诸国。北魏末年，祅教传入中国，当时称之为“胡天”，北魏胡太后、西魏文帝和北齐后主，均信奉之。北周也有拜胡天的仪式，由皇帝亲自主持，其目的在招徕西域人。到唐时，传布益广。高祖武德四年（621），敕立祅寺于长安，并置萨宝、祅正等官，以掌教务，皆以胡人充之。其后东都洛阳以及碛西诸州，亦均有祅寺。唐平西域后，由政府每年两次派人祭祀两京及碛西诸州火祅，以羁縻教徒，但禁止汉人信奉。其教徒来中国的，也没有传教举动。武宗时，祅教与其他外教，同遭厄运，教徒被勒令还俗者二千余人。宣宗时虽弛教禁，但祅教日趋衰落，南宋以后，便不再见于中国的记载。
📌 摩尼教立法，有如下特点：一、严行制欲，信徒不嫁娶，男女不交言语；二、不祭祖；三、不茹荤酒；四、白衣白冠；五、尸身裸葬；六、能祈雨。
📌 回教原名伊斯兰（Islam）教，教主为阿拉伯人穆罕默德（Mohammed），约于陈宣帝太建初年（570）左右生于阿拉伯商业和宗教中心麦加（Mecca）城。当时犹太教及旧有的多神教和拜物教均流行于阿拉伯，基督教也开始在那里传布。他大概受了这些宗教的感染刺激，创立了一种严肃的一神教。其经典曰《可兰》（Quran），其教旨是信奉宇宙间惟一的神阿拉（Allah），阿拉是全知全能大慈大悲的，而他本人便是阿拉在人世间的代表。同时更确证有来生之说，凡无信仰或为恶的人必受天罚，忠义的人必享极乐。他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以其宗教力量在麦地那（Medina）城建立政府，以神权手段统治人民。其后又征服麦加，于是回教在阿拉伯急剧的发展。他死于贞观六年（632），其后数年间，他的继承者征服叙利亚及波斯，形成一个庞大的帝国，就是唐人所称的大食。
📌 唐末，回鹘（即回纥）灭亡，其残部避居西州者，逐渐发展至天山南路的西域诸国。唐以后，回鹘人多奉其教，回教即由此得名。从此回教在天山南路，继佛教而日益流行。
📌 魏晋南北朝时代完成的重要史书，有晋陈寿的《三国志》，宋范晔的《后汉书》，梁沈约的《宋书》，梁萧子显的《南齐书》，北齐魏收的《魏书》，都流传至今，列为正史。其中尤以《后汉书》、《三国志》最称良史，与《史记》、《汉书》合称“四史”，为后世所传诵。
📌 魏晋南北朝时代以骈俪体写成的文章，主要有赋、论及笺牍等类。魏晋的重要赋家，有王粲、曹植、左思、陆机等。他们的作品，大都清丽流畅，繁简适中，可以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为代表。但其中仍不乏长篇巨制，如左思的《三都赋》，曾构思十年始成，其雄浑闳博，可以上追两汉。
📌 就政治而言，是北朝征服南朝；就文学而言，却是南朝征服北朝。隋代的文学，仍然承袭骈俪的风习，并无特殊的风格，知名的文人也不多，薛道衡是其中最有成就的一位。唐代的文章，大体可分为三期：［参看《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艺传序》］第一期由高祖至睿宗（618～712）。这段时间内，仍以骈文为最流行，可以“四杰”的作品为代表。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的骈文，大都措词绮丽，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并多用四六句法。其缺点则是过于堆砌雕琢，有时且不易索解。四人的作品，以王勃的《滕王阁序》和骆宾王的《讨武曌檄》，最为后世所传诵。
📌 韩柳的古文运动，只是一种开风气的举动，实际并未能取代骈文的地位，骈文依然盛行不废。李德裕与武宣时代的大诗人李商隐、温庭筠，都是骈文的名家。而当时政府的文告和朝臣的章奏，仍多半采用骈体。唐末骈文益盛，专以典丽华艳为尚，格调益卑，其风至五代而不衰。古文的真正大盛，是北宋时代的事了。
📌 盛唐，玄宗至肃宗（713～762），共五十年，是唐诗的极盛时代。这个时期的名家极多，各有所长。例如王维、孟浩然长于风格淡雅的田园诗；高适、岑参长于气韵悲壮的边塞诗；张九龄擅长古诗，诗格温柔敦厚；王昌龄擅长七绝，尤善作描写宫中情景的“宫词”；但最伟大的诗人则为李白、杜甫。李白擅长古诗和绝句，律诗甚少。他颇有道家思想的倾向，他的诗现存约七百七十余首，率多神仙饮酒之作，气势雄放，格调俊逸。由于他的诗才横溢，后世不易模拟，因而学者不多。杜甫为李白的好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忠君爱国、悲天悯人的情怀时常流露于诗中。杜诗描写的方面甚广，风格技巧变化无穷。他尤好吟咏时事，因而他的作品有“诗史”之称。他现存的诗共一千四百余首，诸体兼备，尤以古诗、律诗为最佳，而排律一体，更是由他首创。他对后世诗坛的影响最大，为后人尊为“诗圣”。
📌 魏晋时代的善书者则有钟繇、卫瓘、王羲之等，其中卫瓘善草书，钟王则博精群法。
📌 唐初，王羲之的字最为风行，这与太宗的酷爱王书有关。当时的书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都学羲之，但皆兼寓北风。玄宗时，名家益多，最著者有贺知章、张旭、颜真卿等。知章善草隶，旭善草书，真卿则草隶之外，尤精楷书。穆宗时的柳公权也善楷书，与真卿并称“颜柳”，为后世所师法。颜柳的楷书，自创新格，以严整劲婉见长，与唐前期书家的风格大不相同。钟王的书法，也因颜柳的风行而渐趋衰落。
📌 梁太祖朱全忠篡唐后，初都开封（即汴州，开平元年升为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市）。开平三年（909），迁都洛阳。当时关中地区，因连年丧乱，残破不堪，业已失去主宰全国的条件；政治中心，乃移到关东黄河以南的地区，但这时各地军阀，纷纷独立，南方的财富为若干割据者所囊括，不复为中央所用。而梁的政府，又是以军人为主体的藩镇型政府，缺乏宏远的建国规模与计划。因此梁帝国始终只能保持一个割据局面，其政权也不稳固，仅十数年便告覆灭。朱梁以后，继起者又有四朝，即唐、晋、汉、周，与梁合称为“五代”，共历五十四年（907～960），后人并把每代名字的前面，加上一个“后”字，以避免与它们之前同名的朝代相混。梁以后的四代，其政府状态和政治作风，大体与梁代无异，直到后周末年，才稍有改变。总之，五代只是唐代藩镇的延续，每代的创始者，都是前一代或两代的军人；每代的版图，也都是割据形式的，它们的主要领域，只是黄河下游和渭水下游之地。在它们的领域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割据势力，那就是“十国”。
📌 十国除北汉外，其他九国都在南方。其实五代时期的割据势力，并不止这十国，大概史家为求数目整齐，才有这种称谓。五代与十国，虽大致并立于相同的时代，但五代在史书上被列为禅递的正统。
📌 五代时期，结束于宋的篡周，但当时十国尚未完全灭亡，要待宋建国后二十年（979），全国才告统一。因此如果抛开朝代而言，这场大动乱，实际持续了七十余年
📌 至于五代的政治中心，除后唐定都洛阳，其余梁、晋、汉、周均都开封（梁于太祖时一度徙都洛阳）。到宋，虽统一全国，但仍都开封，主要因为开封是运河上的大都市，与东南地区的交通，甚为便利，对东南的财货较易吸收。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北方政府对南方地区仰赖的程度。
📌 五代末期，南唐为后周所败，疆土大削。这个南方的大国衰落后，南北的均势状态也因而改变，统一之局乃逐渐形成。［参看严耕望《五代十国篇》“一、列国割据之情势”（载《中国历史地理（二）》）］
📌 梁初，中国内部分裂的情形，较唐末尤甚。梁以外的主要割据势力，约有十处，现分述于后：（一）晋：李克用，原为沙陀部酋，唐末以讨平黄巢，受任为河东节度使，并封晋王，辖今山西省一带地。他与梁太祖私憾甚深，唐亡以后，他仍是朱梁最坚强的敌人。（二）岐：李茂贞，唐僖宗时，任凤翔节度使。昭宗天复元年（901），受唐封为岐王。其后因宦官事件与朱全忠交战，结果失败。昭宗迁洛，茂贞与前蜀王建联合，与梁相拒。唐亡，他以兵弱地狭，不敢称帝，仍自称岐王，据有今陕西省西部和甘肃省东部之地。
📌 以上十大势力，除晋（后唐的前身）、岐、燕以外，其余都属于十国。其中与梁敌对的势力有四，即晋、岐、前蜀和吴。其他六国皆与梁通好，受其册封。
📌 而克用因忧劳致疾，于开平二年（908）病死。克用弟克宁及监军张承业、大将李存璋等，辅克用子存勖嗣晋王位。承业于唐末任李克用监军，昭宗时，朱全忠诛宦官，克用护之，得以不死。他颇有政治才能，存勖即位后，他竭力匡弼，甚著勋绩。但他实际忠于唐室，他所以为存勖效力，目的是在复唐，其后存勖称帝，他竟忧悒以死。
📌 龙德三年（923）三月，晋潞州守将李继韬附梁，梁势稍振。四月，李存勖称帝于魏州，国号曰唐，建元同光，是为后唐庄宗。庄宗即位后不久，即遣军袭据郓州（今山东东平县西北），梁以名将王彦章御之。彦章分兵围郓州，自与后唐军大战于杨刘（今山东东阿县北）。战况极为激烈。不久彦章因谗征回，梁军无功。但与潞州邻接的泽州（今山西晋城市东），则为梁的另一支军队攻下。这时后唐仓储寡少，加以契丹逼其北，泽、潞梗其南，而梁人又将分道进兵，因此后唐的情势也很不利。诸将多欲与梁言和，庄宗不听。同年十月，庄宗自率大军渡河至郓州，纡道攻梁，连下中都（今山东汶上县）、曹州（今山东菏泽市西北）等地，直趋开封。这时梁大军屯据河北，京师空虚，无力抵御。于是末帝自杀，梁室覆亡，这是庄宗渡河后七天的事。庄宗灭梁后，定都洛阳。他自以基业已固，转而肆情纵欲。他亲近优伶，甚至委以高官；皇后刘氏，则专以聚财为务；中原初定，而政治已紊乱不堪。但当时唐的兵力，仍甚雄厚，因此可以继续扩张地盘。他灭梁以后的最大军事成就，便是西进灭岐和前蜀。
📌 岐王李茂贞，本与梁有夙憾，曾于梁开平二年（908）联晋、蜀攻梁，大败而回。其后与蜀交恶，连年交兵，更无远图。及梁灭，茂贞上表称臣于唐，庄宗封他为秦王。同光二年（924），茂贞死，唐以其子继为凤翔节度使，遂并其地。前蜀王建，死于梁末帝贞明四年（918），子衍继立，年少荒淫，政治日坏。同光三年（925），庄宗以其子魏王继岌统兵伐蜀，大臣郭崇韬辅之。唐军长驱直入，进至成都，王衍投降。此役从出兵到灭蜀，不过七十天，唐共得蜀地六十四州，二百四十九县。前蜀自王建任西川节度使，共历三十五年而亡。但接着伐蜀的唐军中便发生了事变。
📌 庄宗命李绍荣击之，不克，继命李嗣源往讨。嗣源至邺后，军士哗变，拥嗣源入城，与叛军会合。嗣源无以自明，乃听从其女婿石敬瑭的劝告，决心谋反。他南下据开封，西攻洛阳，而伶人出身的禁军将领郭从谦乘机作乱，率兵攻入皇城，庄宗中流矢死。既而嗣源进入洛阳，自称监国。刘后及庄宗诸幼子，均为嗣源所杀，继岌则自杀于长安。同年，嗣源即皇帝位，国号仍称唐，改元天成，是为唐明宗。明宗先世为胡人，姓氏不详，名邈佶烈。初以骑射事李克用，克用以为养子。他即位后，首先革除庄宗秕政，务从节俭，并撤销不少有名无实的机关。他在位八年，兵革粗定，连年丰收，人民得到暂时的休息。他在位期间的大事，是后蜀的建立。
📌 阿保机本与李克用约为兄弟，但不久背盟，转而附梁，致使克用含恨而殁。其后李存勖攻刘守光，守光遣其参将韩延徽求援于契丹，延徽通文墨，且有智略，阿保机乃以之为谋主。延徽教阿保机建筑城郭，设立市里，以居汉人；使其成立家室，垦殖荒田；于是汉人各安生业，对契丹日见亲附。梁末帝贞明二年（916），阿保机称帝，建元神册，自号天皇王，定都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林东镇）。他采用中国制度，设置百官，以延徽为宰相。后唐庄宗以叔父之礼事之，但他仍入寇不已。明宗天成元年（926），阿保机攻灭渤海国（唐武后时靺鞨人所建，据今松花江以南地），更名东丹，以其长子突欲镇之，号人皇王。这时契丹的版图，东至辽东，西有阴山及河套之地。
📌 敬瑭叛变后，张敬达率兵围攻晋阳，敬瑭大将刘知远坚守不下。耶律德光自率五万骑入援，大败后唐兵；敬达收余众走保晋安寨（今山西太原市南），契丹围之。德光于晋阳城南筑坛，立敬瑭为皇帝，国号曰晋，改元天福，是为晋高祖。并约定割十六州之地给契丹，十六州是：幽（大兴区）、檀（密云县）、顺（顺义区）、儒（延庆县）（以上在今北京市）、蓟（今天津蓟县）、瀛（河间市）、莫（任丘市）、涿（涿州市）、新（涿鹿县）、妫（怀来县）、武（宣化县）、蔚（蔚县）（以上在今河北省）、云（大同县）、应（应县）、寰（朔州市东）、朔（朔州市）（以上在今山西省）。此外营州（今河北迁安县一带）、平州（今河北卢龙县），则在后唐时，已被契丹占去。
📌 十六州一部分是李国昌、克用父子发祥之地，一部分是庄宗苦战所得的卢龙节度使辖区，在中国北方，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带。这地区自安史之乱起，相继为胡化藩镇和胡人王朝所割据，与中央隔离将近二百年。当地的汉人，久已沾染浓厚的胡风，在精神上反与胡人接近，因此割让手续，能够顺利完成。这件事对后来的世局影响极大，北宋便因无法恢复燕云，终致遭受东北外族的侵逼，丧失了整个北方的土地
📌 高祖死后，朝臣冯道、景延广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乃以敬瑭兄子齐王重贵嗣位于邺都（今河北大名县），是为出帝。景延广也仇视契丹，出帝即位，他建议对契丹称孙而不称臣，出帝从之。契丹怒欲入寇，出帝乃还都开封。
📌 出帝自白沟大捷后，骄侈日甚，又以冯玉执政，贿赂公行，朝政日坏。开运三年（946），晋再以杜重威督军北伐，耶律德光也率军南下，进至恒州（今河北正定县），与晋军夹滹沱河相持。这时杜重威已萌异志，暗中通款于契丹，想效石敬瑭故事。德光假意应允，重威乃率军二十万投降，并随契丹南下，直逼开封，出帝投降。次年，德光建国号曰大辽（一说契丹于晋天福三年改称大辽），［参看《辽史》卷四《太宗本纪》；《新五代史》卷七二《契丹传》］并把晋并入大辽，于是晋亡。
📌 刘知远本沙陀部人，初为石敬瑭亲将，敬瑭称帝后，以他镇守河东。辽攻晋时，他困守晋阳，并未出师邀击，辽既灭晋，知远奉表称臣，但意存观望，耶律德光甚恨之。他的将佐都劝他称帝以号令四方，于是知远即帝位，但仍用晋天福年号。辽主北归后，知远以其弟崇留守晋阳，亲自率兵南下。萧翰以知远将至，也想北返，乃劫后唐宗室李从益（明宗子）称帝于开封，然后北去。知远先至洛阳，遣使杀李从益，继至开封，诸镇相继款附。知远遂改国号为汉，是为汉高祖。杜重威自降辽后，辽主以之镇邺都，至此知远命重威移镇他地，他拒不从命，知远亲征平之，中原大致底定。其后不久，知远死，大臣郭威、史弘肇、杨邠、王章等奉知远子承祐嗣位，是为隐帝。
📌 隐帝并密诏邺中诸将以图郭威，事泄，威乃决心反叛。他留养子荣镇邺，自率大军南下，军至封邱（今河南封丘县），隐帝亲自督军迎战，结果失败，为乱兵所杀。郭威入京师，晋谒太后，请立徐州节度使刘赟（崇子，知远侄）为帝，并遣太师冯道赴徐州（今江苏徐州市）迎接。赟未至京师前，暂由太后临朝。但郭威部下将士，因曾屠陷京城，对刘赟的嗣立，甚怀疑惧。这时恰值辽人入寇，太后命郭威率师出御。大军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市），将士哗变，拥郭威为帝，并裂黄旗被威体，权充御服，然后回军南行。大军至开封，太后下诏，废刘赟为湘阴公，以郭威为监国。次年（951）初，郭威称帝，国号曰周，是为后周太祖，并改元广顺。于是汉亡，刘赟也不久遇害。威，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县）人，出身募兵。自后唐庄宗以来，沙陀种人据中国帝位凡二十八年，至此复归汉人。刘崇在晋阳，闻郭威自立，乃以河东十二州之地独立，即皇帝位，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以别于岭南的“南汉”。崇并依辽人为援，以叔父之礼事之。刘崇虽据河东，建北汉以与周抗，但不过困守一隅，仅延刘氏数十年之祀。自此以后，中原帝位，沙陀不能再行问津
📌 沙陀所建的唐、晋、汉三朝，所采的制度全袭汉制，政府官员也多为汉人。三、沙陀酋长多娶汉女为妻。沙陀士众之与汉人联婚，虽史无明文，想亦为数不少。四、沙陀酋长因受环境影响，也好尚汉化。五、沙陀种人自相残杀，其众愈少，受汉化的感染也因而愈速。汉化的结果，沙陀与汉人几乎没有明显的界限，因此郭威举兵，沙陀无法团结抵抗，遂取汉的帝位如拾芥。到宋，沙陀可以说完全同化于中国。
📌 广顺四年（954），太祖死，养子荣即位，是为世宗，并改元显德。世宗本姓柴，太祖内侄，汉隐帝诛杨邠诸人时，太祖的几个儿子都在京师被杀，只有他跟随在邺。太祖称帝，封他为晋王，至此乃继承帝位。世宗为人英武，在位虽仅数年，但文治武功，都很可观，为宋朝奠定了统一基础和建国规模。
📌 五代时期的中央禁军，可以说是政治上的一个毒瘤。这支禁军的原始组织，本是朱全忠时代的宣武镇军，其后各朝加以补充，但素质甚差，士卒老弱相半，良莠不分，且军纪败坏，动辄倒戈，每一朝代的变乱倾覆，大半由他们造成。世宗于高平之役后，即大加简校禁军，斥去羸弱；并下诏全国，召募壮士，以充禁旅。于是中央军力，精强无比。此外，世宗对政治也加意整顿。五代的政治，可以说是彻底的武人政治，中央政府，上至皇帝，下至将相大臣，率多武人出身，地方政府首长，更几乎全是武人，整个五代，文人曾任节度使的，只有赵凤、冯道、桑维翰等数人。当时中央威令不行，藩镇跋扈，藩帅的贪残，有时更甚于盗贼。同时武人恃权任气，往往凌辱文人，甚至非理杀害。到世宗，才开始重视文人，他可以说是五代惟一有计划的消灭武人政治的君主。他延聘不少儒学之士，考察制度，订正礼乐刑法，这些都不是五代的其他君主所能梦见的
📌 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徐温死，养子知诰（原名李昪）继专吴政。同年，杨溥即皇帝位。晋天福二年（937），徐知诰篡吴，国号曰唐，史称南唐，并徙都于金陵（今南京）。吴自杨行密据扬州，凡四十六年而亡。四年（939），知诰复姓李名昪。
📌 璟仍思吞并中原，并约契丹、北汉以图周。显德三年（956），世宗亲伐南唐，交战三年，尽取南唐江北之地。五年（958），璟去帝号，奉周正朔，世宗始罢兵。次年，南唐徙都南昌（今江西南昌市），以避周逼。世宗既服南唐，继而北向伐辽。当时辽穆宗璟（德光长子）在位，荒淫纵酒，政事不举。世宗于显德六年（959）四月，下诏亲征。他亲率步骑数万，从沧州（今河北沧州市东南）直趋辽境，连下瀛、莫二州，瓦桥关（在今河北雄县南易水上）以南之地，完全恢复，距离出师不过四十二天。关南之地既定，世宗与诸将议取幽州。正当出师之际，他突染重病，因此不得不停止前进，但周军的前部已攻拔易州（今河北易县，晋出帝开运二年失于契丹）。世宗下令班师。他返回开封后，立即死去，享年仅三十九岁。世宗的死，不但使北伐大业为之停顿，他所遗留的庞大军力也失去控驭。结果又由禁军发动政变，使他辛苦经营的国家，迅速易主。
📌 次日，匡胤以大军继进，当晚至开封以北不远的陈桥驿（今河南开封市东北四十里），兵士大噪，匡胤的弟弟匡义和掌书记赵普入帐报告，但匡胤已因酒醉入睡。黎明，士众逼匡胤升帐，一齐喊道：“诸将无主，愿册太尉为天子！”匡胤未及回答，黄袍已加在他的身上，这比郭威仓卒裂黄旗被体的事，要从容得多了。群众拥立匡胤后，便簇拥着他还京师，将士听从他的告谕，肃队而入，他遣裨将潘美把这事通知宰相，这时早朝还未罢朝。不久，翰林学士陶谷到达，从袖中取出一纸，那是已撰就的禅位诏书，周帝国就在这样简单的方式下，换了主人。于是匡胤正式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宋，是为宋太祖，并改元建隆，周恭帝则被废为郑王，居于房州（今湖北竹山县）。这就是所谓“陈桥兵变”的经过，历史上的“五代”时期，也随着这次兵变而告结束。
📌 匡胤即位之初，各地的割据势力还有六处，换句话说，十国之中，还有六国存在。在北方的有北汉，南方则有后蜀、南唐、吴越、南汉和南平。当时南唐衰微，统一的形势已大致成立，但终匡胤之世，只讨平四国，统一的大业，要待他的弟弟匡义（即宋太宗）去完成。
📌 南唐主李璟，死于太祖建隆二年（961），子煜嗣位于金陵（今江苏南京市）。他是词坛圣手，但没有处理国家大事的能力。他虽然日以国蹙为忧，但他所能做的，只是与臣下酣宴，愁思悲歌而已。开宝七年（974），太祖召煜入朝，煜称疾不行。次年，宋派曹彬南伐，煜降。南唐自李昪篡吴，共历三十九年而亡。
📌 宋太宗统一之初，全国人口约有三百七十九万余户，不但较之盛唐时代的人口数目，远有不及，即较唐后期的文宗、武宗时代，亦有逊色。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全国有九百六十余万户。安史乱后，人口锐减，但宪宗以后，又日见上升。文宗开成四年（839），全国有四百九十九万余户。至唐末，战乱蜂起，人口又减。到宋朝再度统一，上距开成一百四十年，而人口减少达一百二十万户，可以想见唐末五代战乱的剧烈和民生的痛苦。
📌 宋朝虽然大致统一了中国的本部，结束了五代十国七十余年的分裂割据之局，却从来没有强盛过。它受着若干外族的侵略，历尽迫害屈辱，最后更亡于外族。这固然由于历史给予它的负担过分沉重，诸如契丹人的炽盛，十六州的丧失等；但主要还在宋人的无法振作，这又与宋的国策有极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谈到宋的外患之前，必须先说明宋的国策和它的影响。宋的国策，简言之是“强干弱枝”。其基本原则，约有二端：一是中央集权，使中央的各项权力如军、政、财、法等权都超越地方。二是提倡文人政治，严禁武人干政，其目的在痛纠唐末五代武人乱国的弊病。周世宗是这个政策的草创者，宋太祖则把它推行得更为彻底。从太祖起，这个政策一直是宋的国策，为宋室所谨慎遵行，直到灭亡而后已。至于太祖为厉行国策所做的重要工作，则是整顿禁军和削弱藩镇
📌 太祖的这套办法，在当时的确不失为救时良药，它把五代的扰攘之局，一变而为太平之世，自有其不可抹煞的价值。但太祖以后的皇帝们，只知墨守成法，不能因时制宜，因此末流所及，生出许多弊端。太祖虽以加强禁军为“强干”的要务，但当时藩镇的武力犹强，节度使大多数仍为武人，地方的武力虽不足与中央抗衡，但保境御敌，尚不必全赖禁军。到太宗即位，继续削弱藩镇，太祖时所建的藩镇，大都于太宗初年撤销。太宗并下诏规定节度使所辖的土地，只限一州，余土均直隶中央。从此中央益强，地方益弱，渐至失去平衡。其后太宗以禁军伐辽，两度失败，全国遂无可用之兵，乃至国势骤弱，外患益深，最后不得不屈膝求和。太宗以后诸帝，仍然坚守这个政策，一味扩充禁军，但只着重数目的增加，而不重素质的改进，渐至中央与地方并弱。神宗虽然变法，但已积习难改，徒自造成政治上的党争，而国事益不可为。
📌 “强干弱枝”的国策造成的另一病象是重文轻武，这病象自太宗时起日益显著。由于宋室信用文人，科举为世所重，成为士人竞趋的对象；相反的，军人遭受卑视，其素质及社会地位，也因而日益低落。宋代的兵多而弱，与此大有关系。此外宋室对统兵将帅的猜防，也始终不懈，对于具有勇略的将领，疑忌尤深。所信用者大都才调平庸，不足制敌。
📌 但太祖对燕云失地，并未忘怀。这块土地对宋的国防，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它的丧失，使宋的东北国防线，露出一个大的漏洞。敌人可以随时自这个漏洞，冲入宋的内地，直接威胁宋的首都。太祖曾致力于积贮财帛，以为来日收复失地之用。不过终太祖之世，宋辽并无大规模的冲突，直到太宗时，双方才展开大战。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亲征北汉，辽遣师援之，为宋所败，两国之好遂绝。五月宋灭北汉。太宗欲乘胜恢复燕云，乃于北汉灭亡后，立即率军伐辽。宋出师后，连下东易州（约在今河北徐水、定兴二县界内）及涿州（今河北涿州市），直至幽州（今北京大兴区）城下，围攻踰旬。辽以大将耶律休哥赴接，大败宋师于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太宗乘驴车逃遁，为流矢所中，仅以身免。十八年后，太宗便因箭创发作而死。
📌 此役宋军失利，原因有多个方面：战争在辽境内进行，宋以客犯主，且幽州又为辽土田丰饶、人口稠密地区，辽军既有坚城可资固守，又有地利可依，宋未能尽绝辽增援道路，导致遭敌夹击；宋主出于对武将的猜忌，未能尽予兵权，致使面对强敌，突将无前；东路主力初则轻敌冒进，退则举止失措，各路亦未能协同；宋军缺乏在大平原上和辽骑兵对决时的装备、训练与经验，虽有打援预备，但未能阻止敌骑兵突击。终导致第二次幽州决战失利。此后至宋灭亡，再未有北伐之师，终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
📌 宋方则由毕士安（也是真宗藩邸旧人）主持一切，并派曹利用赴辽帐议和。结果宋许岁遗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辽主呼真宗为兄，其议始定，这就是所谓的“澶渊之盟”。寇准初即反对和议，继则主张提出有利的条件，均未为真宗采纳，事实上，他并不是这次盟约的主持人。这次和议，宋的损失虽不算大，却是有宋以来空前未有的对外屈辱。
📌 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保持和平达一百一十七年（1005～1211）。辽于订盟后，大举华化，内政进步甚远。而真宗听信谗言，罢斥寇准，对此次结盟，亦深感耻辱。但他的雪耻方法，只是自制符瑞，表示天命所归，用以博取辽人的恭敬。大中祥符元年（1008），有“天书”下降，书中略谓真宗至大至孝，能承祖先之业。
📌 咸平五年（1002），继迁攻陷灵州（今宁夏灵武市）。次年，攻西番（即吐蕃），取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市）。同年，继迁为西番所败，中流矢而死。其子德明继立，于景德三年（1006）奉表归顺，宋封之为西平王。但德明仍与辽交通，受辽封为大夏国王。德明在位三十年（1003～1032），一意休息，事宋颇谨，以是宋西陲暂安。至其末年，因国力已足，乃西向发展。当时河西地区，大部为回鹘人所据，仁宗天圣六年（1028），德明子元昊击败回鹘，取甘州（今甘肃张掖市），于是西夏益强
📌 宝元元年（1038），元昊称帝，国号大夏，定都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此后，他竭全力以侵宋，终于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 因此于三年（1043）向宋乞和，宋许之。次年，元昊上表称臣，宋封其为夏国王，并岁赐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二“庆历四年十月”］此后西夏虽名义上为宋的臣属，事实上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而宋于战争期间，大肆扩军，禁军从四十余万增至八十余万，兵费与战费，把宋室弄得府库空竭，造成财政上的严重危机。
📌 庆历四年（1044），辽兴宗亲征元昊，深入夏境，夏人坚壁清野，大败辽军。八年（1048），元昊为太子宁令哥所弑，宋复封元昊幼子谅祚为夏国王。皇祐元年（1049），辽兴宗又自将伐夏，仍无法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次年，辽夏讲和，夏仍向辽称臣。
📌 元丰四年（1081），宋遣大军五路攻夏，夏人仍采坚壁清野的战略，宋军虽深入，终于无功而还。次年，宋又以徐禧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县西），以困夏人。夏人来攻，数日城陷，徐禧败死。此役凡死将校数百人，士卒役夫二十余万，西边军备，损失殆尽，从此宋人无力再对夏用兵。
📌 宋代对外的战争，屡次失败，至于纳币饵敌，勉强维持一个暂安的局面。而其内部的经济危机，也日深一日，政府终年闹穷，渐至无法支持。这种危机的造成，并非由于皇室的穷奢极欲，最主要的原因，是财政的入不敷出。政府最庞大的支出，约有三项，即岁币、军费和官俸，尤以后两项浪费最大。换句话说，冗兵和冗吏，造成宋室财政上的严重危机；而冗兵和冗吏的产生，又与宋室“强干弱枝”的国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冗兵的情形，是兵的数目愈来愈多，而素质愈来愈差。太祖末年，全国有兵不过三十七万，到仁宗时，全国兵数增至一百二十五万，其中禁兵占八十二万。英宗时，兵数略减，但仍有一百一十六万，其中禁兵占六十六万。从太祖到仁英时代的百年间，兵额竟增加三倍以上。［见《宋史》卷一八七《兵志》“禁军上”］军队的来源，绝大部分来自召募，其分子多半是无业游民和负罪的亡命者，每遇荒年，朝廷更以招兵为救荒的手段。以这类分子组成的军队，又不勤加简校，其素质的低劣，自可想见。宋代军队之多，固然由于外患，而宋室为推行国策，一意扩充禁军，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据宋人的统计，英宗时的军费，约占中央政府全部岁入的六分之五。冗官由于宋室的重文轻武而造成。宋代科举，以进士科为主，及第者立即任官，待遇远较唐代为优，录取名额也远较唐代为多。唐代进士科岁取不过数十人，宋代虽为三年一试，但录取多至数百人，其高第者，多仕至公辅。至于官吏的俸禄，宋初甚薄，真宗以后，逐渐增添，渐至异常优厚，此外更时有额外的恩赏。又有所谓恩荫，某人任大官，其子孙甚至异姓亲属及门客，均可获得官禄，因此官吏愈来愈多。真宗时，全国的官不过一万余员。到英宗，增至二万四千员；宗室吏员，也有一万五千人。官吏的俸禄既厚，员额又多，自然造成财政上的沉重负担。宋室外困于敌国，内困于兵财，逼得它不得不寻求解决之道。
📌 仲淹因此提出十项改革原则，那就是有名的“十事疏”。他所说的十事，归纳起来，可分三项：一是澄清吏治，包括五事，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二是强兵富民，包括三事，即厚农桑，修戎备，减徭役。三是厉行法治，包括二事，即覃恩信，重命令。他认为欲求攘外，必先安内，安内的办法，必须从澄清吏治下手。
📌 仁宗对仲淹的建议，甚表采纳，却引起士大夫的绝大反感。自宋兴到仁宗的百年间，士大夫受政府种种优待，变成特权阶级，大家都安于现状，以保持其既得权位。仲淹的革新计划，等于完全剥夺他们的特权，自然群起反对，因此仲淹在怨谤丛集的情势下，仓皇求去。他于庆历三年（1043）八月任参知政事，次年六月，即被迫离职，出巡西北边。五年（1045）初，罢参知政事，实际在职尚不到一年。他的改革方案，在他的任内所略能实行的，只有改善科举、选择官吏等一二项。其余或甫有端绪，或未及经办，即告搁置。到他罢职后，连他在任时所实现的，也一起恢复原状。他曾有两句传诵至今的名言：“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他的抱负，可惜当时与他具有同样抱负的人太少了。他的不能尽用其才，固然是他个
📌 仁宗死于嘉祐八年（1063），侄曙继位，是为英宗。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英宗在位四年，在这四十五年间，宋帝国表面像是治世，其实内部的危机日深，财政的拮据，使中央政府简直无法支持。虽然仁宗英宗都不失为贤君，但因理财无力，又无大刀阔斧的改革魄力，乃至“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到神宗时，宋的政治已至非变不可的地步。神宗的个性，远较仁宗为强毅，因此他能独排众议，任用王安石，对政治作全盘的改革。
📌 安石的新法，大都切中时弊，亟应实行。但他推行新法的手段，则颇有失策之处。他具有浓厚的法家气质，例如财政方面，他着重开源，这与当时受儒家思想影响着重节流的士大夫，观点大不相同。他本人的个性又极执拗，无法接纳不同的意见，凡是反对新法的，都被他目为不读书的俗流。当时反对新法的士大夫有司马光、韩琦、富弼等，他们的思想虽然比较保守，但大都负有时誉，朝野目为君子。他们有的是安石的好友，有的本来也赞成变法，但因安石的狷急少容，都不愿与之合作。这使安石的信誉，大受影响，新法的推行，也因之遭遇许多困难。反对新法的人，事实上对政治问题，并无若何卓见，他们的攻击安石，大都基于意气，对人而非对事。他们反对新法最主要的理由，是新法扰民，祖宗之法不可废，却没有其他改革政治的办法。较有时望的士大夫既不与安石合作，因此安石不得不起用新进。但他过分着重法制而忽略人事，他似乎只求新法的推行，而不注意这批新进者的品格，结果为群小如吕惠卿之流所包围，因而益失社会的同情，终致不得不引身而退。安石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任副相，次年任正相，至七年（1074）四月罢政。
📌 宋代的政治，是纯粹的士大夫政治。士大夫的荣誉既高，责任感也随之加重，他们之中，有些抱着经国济世的大志，如范仲淹、王安石等。次焉者也好论列时政，以博取高名。由于论政风气的盛行，朝臣往往为某一件事争辩不休，他们又各自寻求志同道合的人，以为声援。因此渐分派系，造成朋党的对峙。他们的争辩，最初也许都出于爱国热诚，但积嫌既久，不免流于倾轧报复。当时朝臣间冲突最甚的，无过于执政大臣与谏官之间的敌对。
📌 但宋代党争与唐代党争，虽同是士大夫之间的斗争，却也有不同之处。宋代的党派，比较具有独立性，并没有幕后操纵者；而唐代的牛李党，只是宦官的工具而已
📌 神宗最初想以王安石为相，朝中大臣韩琦、吕诲等，都表反对。他们大都认为安石议论迂阔，不足以胜任宰辅，他们的评语，充满党同伐异的成分。到安石为相，当时的名流，都不与之合作，因此安石不得不任用新进，如吕惠卿、曾布、章惇、韩绛等，于是有新旧党之分。安石所接引的新党分子，学识能力，都有可取之处，但操守气度，均嫌不足。例如吕惠卿便是一个颇为反复的人，曾布则对异己者，竭力排斥。安石握政后，反对新法的旧党分子，如富弼、韩琦、文彦博、欧阳修、程颢、吕公著、刘挚、范纯仁、苏轼等，皆被贬斥，吕诲、司马光自行引去。但他们并不甘心，一遇时机，便起而攻击新党。他们之中，只有吕诲、司马光反对全部新法，其他大都反对新法中的某一部分。新旧党的冲突，其中也含有地域的因素，旧党分子大多为北方人，新党分子则多为南方人。宋时，南方的经济文化条件，已远超过北方；南方人的政治势力，也日益扩张；自然为北方人所忌视。同时由于双方地理环境和社会风习的不同，其思想言论，自然易生抵触。新党的作风，代表着南方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旧党的行事，则代表着北方知识分子的保守态度。
📌 当时旧党分子如苏轼、范纯仁都反对尽废新法，认为其中一部分如免役法等，应予保留，但光不听。同年，王安石、司马光相继死。光死后，旧党分子苏轼、程颐等，互争意气，其门人朋友，各结党相攻，于是旧党又分为洛、蜀、朔三党。洛党以程颐为首，蜀党以苏轼为首，朔党以刘挚、梁焘等为首。三党之名，乃是由三党领袖的籍贯而来，其中朔党并无交哄的事实可考，洛蜀两党，则专在若干细节上寻觅瑕疵，相互攻击。
📌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死，弟端王佶立，是为徽宗，太后向氏（神宗后）听政。
📌 崇宁元年（1102），韩忠彦因与曾布不协而罢相，曾布又为蔡京所排。同年，京继任宰相，他得志后，对于旧党恣意报复。他以徽宗的名义，立党人碑于开封的端礼门，把旧党重要分子一百二十人刻名其上，胪列罪状，谓之“奸党”。他除了竭力排斥旧党外，对于新法，并没有理解和实行的诚意。徽宗具有极高的艺术天才，是中国史上一流的书画家，但对政治既无能力，也无兴趣。蔡京投其所好，一味掊克聚敛，引导徽宗奢侈淫靡，用以持宠固位。所以到徽宗时，只有新党和旧党之争，已谈不到新法和旧法的异同了。
📌 徽宗好花石，以朱勔主其事，至两浙采办。当时载运花石的船只，络绎不绝，号“花石纲”。这类花石，大都强取于民间，官吏乘机为奸，民不堪苦，因而盗贼蜂起。宣和二年（1120），摩尼教余孽方腊起兵于睦州（今浙江淳安县西），以讨朱勔为名，聚众数万，连陷州县。宋以童贯讨之，次年乱平，但地方的损害极大。总计此次叛乱，凡破六州五十二县，杀义军十五万人，平民二百余万。徽宗虽罢除花石纲，但对当时的局势，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和惕励，政事一直败坏下去。这时的辽，也和宋一样，日趋衰落。
📌 建中靖国元年（1101），辽道宗死，孙延禧立，是为天祚帝。他为人昏乱荒淫，政治益不可为。就在辽日就衰微之时，东北的女真族乘时崛起，成为辽的大敌。
📌 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生女真完颜部酋长阿骨打起兵，攻下宁江州（今吉林松原市北部），辽伐之，大败。次年，阿骨打称帝，国号曰金，是为金太祖。
📌 宋室听说金兵攻辽，每战辄胜，蔡京、童贯便怂恿徽宗，联金攻辽。徽宗从之，于宣和元年（1119）遣马政等自登莱浮海使金，相约合力攻辽。宣和二年（1120），又遣辽降人赵良嗣（原名马植）使金。良嗣至金后，与金人约定，金兵攻辽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宁城县老哈河北岸），宋攻辽燕京（即辽南京，今北京西南），灭辽之后，宋只求收回五代时石晋赂辽的故地，而将输辽的岁币，转输给金。
📌 燕京既下，宋遣使至金，除索石晋赂辽故地外，并求增地。金人不许，并责宋出兵失期。经往返交涉，金人始于宣和五年（1123）以燕京及蓟、景（辽置，今河北遵化市）、檀、顺、涿、易六州二十四县地归宋。宋除给金岁币银绢四十万外，又以金兵克燕，租税应归金有，因而每岁再加钱一百万缗，谓之“代税钱”。但燕京及六州财富，尽被金人席卷而去，宋所得的，只是几座空城。同年，阿骨打死，弟吴乞买立，是为金太宗。
📌 宣和七年（1125）二月，金人擒天祚帝于应州（今山西应县）以东的余睹谷，辽乃正式灭亡，历祚二百十九年。耶律大石于金兵取燕时，西依天祚帝。大石因曾立耶律淳，为天祚所责，内不自安，乃于宣和六年（1124）率铁骑二百宵遁，集各部精兵万余人，假道于回鹘（即宋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西向进军，准备先在西域觅一安身之地，然后再图复国。他率兵行经万里，沿途奋战，后至寻思干（即今中亚撒马尔罕Samarkand），大败西域诸国联军，降花剌子模（即回回国，位于阿姆河 Amu Darya下游）。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大石称帝于起儿漫（Kermaneh，在撒马尔罕与布哈尔Bukhara之间），号葛儿汗（华言“普遍汗”），又称天祐皇帝，建都于虎思斡耳朵（在吹河Chu之南，今Tokmak附近），国号仍称辽，史称“西辽”。其国土东北至叶密河（今新疆额敏河），东有今天山南路之地，西至今咸海（Aral Sea），南至今阿姆河，为西域的最大强国。大石称帝时，宋帝国的北部已陷于金人，宋室正在南方建立起偏安政权。
📌 徽宗惶恐，传位于太子恒。太子即位，是为钦宗，并尊徽宗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 靖康二年（1127）正月，金人复拘钦宗于金营，勒索金银。宋人大搜京师，又得金三十余万两，银七百余万两，衣缎一百余万匹，仍不能满足金人的贪欲。二月，徽宗及诸王后妃，也被掳入金营。三月，金人立宋臣张邦昌为楚帝。四月，金人劫徽钦二帝以及皇后、太子、亲王、妃嫔、宗戚及诸臣等三千余人北去。皇室的舆服礼器，秘阁藏书，州府图籍以及府库积蓄，都被金人洗劫一空。男女百姓被裹胁而北者，达十余万人。二帝至金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南），徽宗被封为昏德公，钦宗被封为重昏侯，所有帝子王孙，宦门士族，都充作奴婢，供应使役。这场悲剧，史书称之为“靖康之难”，真是千古的民族奇耻。北宋时代，虽然实际结束于靖康一年，但史书通常把这一年算作南宋开始的一年。这时的宋，虽然尚未至于亡国，但京都沦陷，二帝蒙尘，其惨状与亡国也差不多。
📌 五月，康王即位于南京（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是为高宗，并改元建炎。高宗名构，徽宗第九子，金人首次围京师，他随张邦昌赴金营为质，因举动镇定，金人怀疑他不是亲王，乃放他南归，以是得免北徙。京师沦陷后，他就任大元帅于相州（今河南安阳市），虽曾遣师入援，但无济于事。张邦昌退位时，他在济州（今山东济宁市），元祐皇后遣使赴济州劝进，他听从部下的建议，赴南京即位。
📌 金人于建炎四年（1130）南下，大军北返后，在北方又立了一个傀儡皇帝。那年九月，金立刘豫于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国号大齐。刘豫曾任宋济南（今山东济南历城区）知府，于建炎二年（1128）降金，后以重宝赂金将，得立为帝，金以河南陕西之地予之。
📌 六年（1136），刘豫以兵三十万，再度南寇，又为宋军所败。次年，金以刘豫屡次失败，决意废之，乃遣将以南伐为名，至开封，废豫为庶人。刘豫既废，岳飞、韩世忠均奏请北伐，恢复中原，高宗不纳。这时金人也颇想与宋议和，更增长高宗的苟安之心。八年（1138），宋正式定都临安，遂成偏安之局。
📌 徽宗宣和末，各地人民困于苛政，时有暴动。其后金人入寇，京师沦陷，到高宗南奔扬州时，黄河南北以及陕西之地，几乎全陷于金；而南方地区，盗匪猖獗，秩序极其紊乱。当时宋的政权，可以说不绝如缕。幸金人以刘豫为傀儡，统治北方，而豫庸驽无能，南侵屡次失败，才给宋室一个喘息的机会，得以从事内部的戡定
📌 他曾屡次上奏，力主恢复，但高宗对收复失土，并无兴趣，相反的却颇倾心于和议。这固然由于高宗于败丧之余，对金人深怀恐惧，以致不敢轻启战端，但还有两点重要的原因：一是因为主战派的口号是“还我两宫，复我疆土”，如果战而获胜，二帝得还，则必然会发生皇位问题。即使钦宗宁愿让位，其发生纠纷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如果有人煽构其间，则冲突随时可起。万一在交战之时，金人立钦宗于北方，则其皇位仍然感受威胁。因此必须与金议和，使二帝不能南归，其皇位才能巩固。二是因为主战者皆为武人，在高宗心目中，如果一旦战而获胜，则武人必将跋扈难制。朝中的士大夫，于猜忌将领，削弱藩镇，也早有传统的成见，对高宗的主和，自然赞助。因此高宗信用主和的朝臣秦桧，专意向金乞和。
📌 十二月，岳飞以“拥兵逗留”等罪而被杀，死时年三十九，其实他被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始终反对乞和。旧史记岳飞为秦桧所害，自属可信，但秦桧如果不经高宗允许，而敢擅杀一位像岳飞那样重要的人物，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 宋金国界，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为界。这个条约，对宋来说，其屈辱与损失，是无法估计的。这时的疆土较北宋时代大为削减，徽宗宣和时，全国共有二十三路，一千二百三十四县。至此只剩下十三路，七百零三县。而以东南半壁供应庞大的岁贡和政府开支，经济的危机自然无法避免。南宋的日趋贫弱，终于造成亡国于外族的悲剧，也无疑大部受这个条约之赐。以这么大的代价所换来的，只是钦宗的羁留北国以及高宗皇位的保全而已。
📌 宋乘时恢复失土，取得淮北数州，声势复振。但高宗经此风波，对帝位已不再眷恋，乃于次年传位于太子昚而自为太上皇，太子即位，是为孝宗
📌 金自灭辽败宋以后，西方的夏与东方的高丽先后称藩。到世宗，金的疆域，东至今俄属东海滨省及朝鲜半岛北部，西至今甘肃省东部，北逾阴山，南至淮水，成为东亚最大的强国。世宗为金的贤君，有“小尧舜”之称。当时女真人因入居中国日久，汉化的程度业已很深，而世宗对于汉族文化，颇能取长舍短。他研习汉文的经典与历史，常与执政大臣讨论前言往行，竭力仿效，但对中原汉人的苟安萎靡，游惰狡诈，则深恶痛绝。
📌 太子惇即位后，是为光宗，皇后李氏干政。李后性悍妒，光宗畏之，又以帝染心疾，常不视朝，政事多决于后，后益骄恣。她并与左右近习，离间光宗父子间的情感，谓孝宗有废立意。光宗信之，定省之礼多缺，甚为臣下所不满。绍熙五年（1194），孝宗死，光宗不出宫成礼，中外汹汹，宰相赵汝愚与朝臣韩侂胄请命于高宗后吴氏，拥立皇子嘉王扩，是为宁宗，尊光宗为太上皇。侂胄为北宋名臣韩琦五世孙，又为宋室外戚，宁宗立后，他出入宫掖，居中用事。不久侂胄排斥赵汝愚而自专大政，朝廷的党争随之而起
📌 开禧二年（1206），铁木真会诸部于斡难河，诸部共推他为大汗，上尊号曰“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原义为“海洋”，延伸为“强大”之意）。六十余年后，他的后裔建立元朝，他被谥为“太祖”。他称大汗后，便南向发展，与夏、金展开激烈的战争。
📌 十六年（1223），宣宗死，子守绪立，是为哀宗。次年，金遣使至宋请和，榜谕军民，更不南侵；并与夏修好，称兄弟之国。当金宋交战时，蒙古的成吉思汗正展开西征的壮举，因此金人才没有遭遇夹击的危险。金与宋议和后不久，蒙古的侵迫又接踵而来。
📌 成吉思汗自以全力伐金，几乎囊括整个黄河以北的土地，照理应继续用兵，吞并中原，但他忽然放弃南进，转而西征。揆其原因，约有二端：一是成吉思汗灭乃蛮时，乃蛮太阳汗之子屈出律出奔西辽，西辽主古儿汗以女妻之，委以国政。既而屈出律联合中亚大国花剌子模，攻灭西辽而瓜分之，并有东进复仇之意，因而成吉思汗先发制之。二是花剌子模杀戮蒙古使臣，并劫掠蒙古派遣的商队
📌 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成吉思汗遣哲别、速不台讨屈出律。次年灭之，定西辽地，而与花剌子模接壤。当时有蒙古商队至花剌子模，花剌子模人指为间谍，拘杀蒙人，并夺其货物。蒙古遣使责问，也遭杀戮，因此成吉思汗于十二年（1219）亲率大军西征。这时花剌子模的疆域，东限帕米尔高原，南抵印度河，西邻报达（今伊拉克的巴格达 Baghdad），北至咸海、里海，国势甚强。蒙古大军西进后，于嘉定十三年（1220）攻陷其国都撒马尔罕（Samarkand），国王谟罕默德逃至里海中，死于一小岛上。次年，王子札阑丁南走，成吉思汗追之，至印度河而还。另一支蒙古军则绕里海，逾太和岭（即高加索山），进攻钦察。钦察为突厥所建之国，在乌拉岭（Ural Mts.）以西，里海黑海以北。十五年（1222），钦察王乞援于俄罗斯（据今莫斯科及其附近之地）。次年，南俄诸侯兴兵赴援，与蒙古兵大战于阿里吉河（今喀尔喀河 Kalka），入阿速海（Sea of Azov）滨，俄军覆没，钦察遂定。蒙古军未再深入，东归平康里部（在咸海、里海以北，西与钦察、南与花剌子模接壤）而还。成吉思汗既定西域，设达鲁花赤（掌印办事之官）以治之。
📌 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成吉思汗西征归，大封子弟。他遵照幼子守产的旧俗，以蒙古旧疆封给幼子拖雷，西征所得的土地，则封给年长诸子。他封长子术赤于咸海、里海以北，亦即康里及钦察旧壤，是为钦察汗国；封次子察合台于阿姆河以北，伊犁河西南，跨锡尔河上游，包葱岭内外，亦即西辽故地，是为察合台汗国；封三子窝阔台于金山（即阿尔泰山）东西，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东南，亦即乃蛮故地，是为窝阔台汗国。至于花剌子模故地（今伊朗一带地），则于成吉思汗退师后，复为札阑丁所据。次年，成吉思汗遣师攻夏，以责罚夏的拒绝从征西域，夏主德旺（遵顼子）惊悸而死，国人立其弟。三年（1227）六月，力屈而降，于是夏亡。十月，成吉思汗死于清水（今甘肃清水县西），年约七十一岁。
📌 至绍定二年（1229），始由诸宗亲大将共戴窝阔台继位，是为元太宗。他定都于和林（在今蒙古国库伦西南。成吉思汗时，尚无固定的国都，但其晚年渐以和林为固定驻帐所），营建城郭宫室。既而遣将讨伐花剌子模余部，札阑丁走死，其地遂定。四年（1231），又遣将伐高丽，取四十余城。端平元年（1234），蒙古灭金，掩有黄河流域之地。既而钦察及俄罗斯诸部不靖，窝阔台乃于次年命兄子拔都（术赤子）率众西征。嘉熙元年（1237），拔都平定钦察，直入俄境。次年，焚兀拉的米儿（Vladimir）、莫斯科（Moscow）等城，然后转锋南下，掠俄罗斯南境。四年（1240），蒙古焚毁基辅（Kiev），然后分道西攻匈牙利（即马扎儿），北军取道波兰（即孛列儿），南军取道罗马尼亚，拔都自率中军直捣匈京布达佩斯（Budapest）。次年，北军歼波兰、日耳曼联军于利格尼兹（Liegnitz，今波兰 Legnica），南入匈境。拔都攻陷匈京，匈王贝拉四世（Bela Ⅳ）遁走，南北两路蒙军皆来会师。拔都并分军徇奥地利（Austria）境，直至意大利的威尼斯（Venice）。适值窝阔台死讯到来，蒙军乃于淳祐二年（1242）东归，拔都并承袭钦察汗位。这次西征后，钦察汗国的领土大为扩张，辖境东至叶尼塞河（Yenisey）以东，西至多瑙河（Danube）下游，南至高加索山。
📌 窝阔台于淳祐元年（1241）死，由其后脱列哥那监国，继承人选，久议不决。至六年（1246），始由其子贵由继统，是为元定宗。八年（1248），定宗死，皇后斡兀立海迷失临朝。至十一年（1251），拖雷子蒙哥被推继位，是为元宪宗。次年，蒙哥遣其弟忽必烈远征大理（今云南），另一弟旭烈兀西征波斯北境的回教国木剌夷。宝祐元年（1253），忽必烈灭大理，并击下吐蕃。五年（1257），遣将兀良合台击定交趾。同年，蒙哥亲自伐宋。这时，旭烈兀已平木剌夷，并戡定其旁诸国，移师伐大食。次年，陷巴格达（Baghdad），杀回教“哈里发”（教主）木斯他欣。复进兵定叙利亚及阿拉伯半岛，遣使招降埃及（即密昔儿），其王不听，率众抵抗，蒙古兵锋始被遏止。开庆元年（1259），蒙哥死于合州（今重庆合川市）钓鱼城城下。次年，埃及苏丹库吐斯（Kutuz）集全国兵及叙利亚、大食等国之避难者，共得十二万人，进攻叙利亚的蒙军，蒙古守将怯的不花败死，会宪宗讣至，蒙军遂退。旭烈兀西征后，建国于阿姆河南，据波斯、叙利亚、小亚细亚之地，是为伊儿汗国。
📌 蒙古三次西征，开疆拓土，其幅员的广阔，实古今中外所仅见；其间被征服的民族，也多至难以数计。自这个欧亚混同的大帝国建立后，中西交通，开往古未有之盛，东方中国系的文明和西方希腊、罗马系的文明，开始大规模的接触，发生复杂的关系。不独东西使节来往如织，而西方不知名的商贾、教士、学者、军人以及艺术家之东来者，更不可胜数。波斯的天文学、回回炮以及西域的医药，也于此时自西方大量输入中国。中国的印刷术（雕版印刷发明于唐代中叶，活字版发明于北宋）、火药（发明的时代不可考，南宋时已大量应用）等发明物，也因蒙古的西征而输入欧洲，［参看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页二〇五至二〇八］这是蒙古铁骑在屠杀焚掠蹂躏两大洲后，所发挥的一点较好的影响。
📌 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后，本思及时并吞金夏，但他于平夏后不久死去，以致灭金之志未伸。拖雷监国时期，曾于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攻大昌原（在今甘肃宁县），金将完颜陈和尚督忠孝军奋战，以四百骑击败蒙古八千骑，造成金蒙军兴二十余年未有的大捷。自此金蒙在陕甘一带的战争，渐呈胶着状态。次年，窝阔台继大汗位，想打开蒙金的僵局，乃于三年（1230）自将伐金，皇弟拖雷等各以本部兵随从。蒙军入陕西，窝阔台命拖雷攻凤翔。次年，蒙军克凤翔。窝阔台决定分道大举伐金，期以明年会师于汴。议定后，并遣速不罕使宋，接洽假道，准备经宋境迂回伐金。这个战略，是成吉思汗最先发明的。史书说他临死时，曾对左右说，金精兵集中潼关，而北有黄河之固，难以遽破；如能假道于宋，自唐（今河南唐河县）、邓（今河南邓州市）二州北向，直捣汴京，则金人可灭
📌 当时宋对蒙古的假道伐金，持默许的态度。蒙古假道攻金的军队，由拖雷统率，准备自凤翔渡渭水，进入宋境，沿汉水而下。既而蒙古使者速不罕为宋地方官所杀，拖雷乃遣兵入大散关，攻破凤州（今陕西凤县），继屠洋州（今陕西洋县），围兴元（今陕西汉中市），直攻至西水（今四川南部县西北）而还。接着蒙古东向伐金，取饶风关（在今陕西石泉县西），自金州（今陕西安康市）而东，所过之地，军民望风奔避。五年（1232）正月，拖雷军自唐州趋汴京，金元帅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合兵十五万，自邓州邀击蒙军，窝阔台也渡河至郑州（今河南郑州市），遣速不台攻汴。适值大雨雪，金人僵冻无人色，几不能军。拖雷与金军大战于三峰山（在今河南禹州市西南），金军大败，精锐尽丧，汴京四围要地，多为蒙古所得，于是形势益危。同年四月，蒙古围攻汴京，金人固守不屈，相持十六昼夜。速不台知不能急下，乃与金议和，金以太子为质，并予金帛无数，蒙古兵遂解围，退师河洛之间。七月，金军卒杀蒙古使者唐庆等三十余人，金主不问，和议复绝。蒙军再围汴京，相持三四个月，汴京粮尽援绝，势益孤危，哀宗不得已，于十二月率军突围北走。绍定六年（1233）正月，哀宗渡河至蒲城（今河南长垣县西南），既而折返河南，弃军走归德（今河南商丘市南）。四月，金汴京守将崔立以城降蒙古，金宗室诸王均遇害，后妃均被掳北去。五月，哀宗南徙蔡州（今河南汝南县），从者仅二三百人，马五十匹。既而蒙古以塔察儿率军攻蔡州，并遣使至襄阳，约宋人出兵运饷，合攻蔡州。十月，宋以孟珙、江海率师二万，运米三十万石，以赴蒙古之约。金哀宗遣兵接战，屡败蒙兵，相持数月。至端平元年（1234）正月，蔡州已绝粮三月，而蒙宋联军进攻益急。哀宗决心殉国，乃传位于族子完颜承麟，是为末帝。这时南面宋兵，已攻入城内，哀宗自缢死，未几城溃，末帝也为乱兵所害。于是金亡，历祚凡一百二十年。
📌 端平元年（1234），宋与蒙古联合灭金，双方并划分河南地界，以陈（今河南淮阳县）、蔡（今河南汝南县）以北属蒙古，以南属宋。但宋宰相郑清之（其时史弥远已死），将领赵葵、赵范等，想乘机恢复中原，遂遣师取汴京、洛阳等地。不久宋师为蒙古所败，汴洛又复失守。次年，蒙古以宋背盟，大举伐宋，分道南下。三年（1236），蒙军连陷襄阳、郢州（今湖北钟祥市）、成都等要地。幸当时蒙古分兵西征，未以全力攻宋，所失土地，又于其后数年间为宋将孟珙等所收复
📌 宝祐六年（1258），元宪宗蒙哥领兵十万南下侵宋，次年，进围合州钓鱼城。蒙哥亲自督军进攻，守将王坚及副将张珏率军民合力拒守，苦战数月，城终不下。七月，蒙哥死于钓鱼城下，传说中飞矢而死。这个举世无敌的蒙古大汗，居然死于一座孤城的攻防战中，真是一个奇迹，这可看出余玠山城设防战略的成功。这一战给予蒙古骑兵一个重大打击，它不但延长南宋二十年的国祚，而蒙古骑兵征服世界的活动，也至此告一段落。
📌 蒙哥死后，忽必烈自河南进兵，渡江围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区）。宋遣右丞相贾似道赴援，似道私自与蒙古议和，请称臣，割江南为界，岁奉银、绢各二十万两、匹。忽必烈因欲争夺汗位，乃许宋和，匆匆提兵北归。景定元年（1260），忽必烈自立于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四十里上都河北岸），建元中统，是为元世祖
📌 年（1264），蒙古定都燕京，更名大都，并改元至元。同年，宋理宗死。理宗无子，生前纳贾似道之策，立侄禥为太子。禥继位，是为度宗。似道进位太师，威权益盛。度宗咸淳三年（1267），蒙古再派阿术南下。次年，进围襄阳，守将吕文焕力战拒守，宋屡次遣将救襄阳，均遭失败。七年（1271），蒙古改国号元，历史上的元朝自此开始。九年（1273），元兵攻下樊城。这时襄阳已被围六年，援兵不至，吕文焕遂降。这个军事重镇的沦陷，使长江中游失去屏障，元军乃得以长驱东下，直捣宋的首都临安。
📌 咸淳十年（1274），度宗死，子显继位，是为恭宗。同年，元派伯颜总率诸军，大举南下，攻陷鄂州。然后顺流东下，沿江城邑，望风而降。德祐元年（1275），宋以贾似道率军十三万溯江迎敌，至鲁港（今安徽芜湖市西北），不战自溃，元兵遂下建康（今江苏南京市）。至此，宋室始将似道免职。次月，元兵陷临安，掳恭宗北去。朝臣陈宜中、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立益王罡（度宗庶子，恭宗兄）于福州，改元景炎，是为端宗。景炎三年（1278），端宗为元兵所逼，走死碙洲（在今广东湛江东南硇洲岛），文天祥等又立卫王昺（端宗弟）为帝，改元祥兴，迁于南海中的厓山（在今广东新会市南）。既而元师进逼，文天祥兵败被擒。祥兴二年（1279），元军攻厓山，张世杰以舟师迎战失败，陆秀夫负帝蹈海而死，从死者数万人，其壮烈可谓史无前例。总计自金亡至宋室倾覆，宋人与蒙古苦战凡四十五年，较之蒙古的横扫欧陆，所向无前，实不能同日而语。南宋既亡，蒙古以外族并吞中国的创举，也至此完成，这时已是元世祖称帝后的二十年，也就是至元十六年。文天祥被俘后，送至燕京，元人屡次劝降，天祥严拒，遂被幽囚。天祥被囚凡三年，于狱中作《正气歌》，列举古代忠臣义士的事迹，认为他们皆秉有正气，为天地栋梁，其忠节义行，如日星河岳，亘古不磨。
📌 蒙古与金、宋交战，只是它对外战争的一环。除去三次西征，自窝阔台时代起，直至元世祖末年，六十余年间，曾先后征讨过高丽、大理、吐蕃、交趾（安南）、占城、日本、缅甸等国。这些战争大多数是蒙古人获胜的，但也遭遇过几次败创。
📌 大理即唐代的南诏，据今云南省地。唐懿宗时，改国号为大礼。昭宗时，其王室蒙氏为其臣郑氏所篡，改国号大长和。其后篡夺频仍，国号屡更。后晋时，其国主段氏始改号大理国。宋统一后，与之绝少往来。元宪宗蒙哥于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命忽必烈征大理，次年灭之。
📌 高丽降蒙古后，蒙古的侵略目标乃转向日本。世祖初年，曾六次遣使，赴日招降，均告失败，遂于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三月，遣战船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人，自高丽进发，远征日本，高丽也以兵数千助征。至十月，始入其国，击败日军。但元军队伍不整，箭又用尽，因此只掳掠四境而回。灭宋后，世祖又于至元十八年（1281），再遣军十数万征日本，分由高丽及江南进发。元军入海后，士气不振，不肯立即进攻。移泊五龙山（今日本九州东北鹰岛），遇飓风，统帅忻都、范文虎等弃军先走，弃士卒十余万于山下，尽为日人所歼。世祖两征日本，都遭失败，自与蒙古人的不擅海战有关。他本拟再度出师，因群臣谏阻，又以用兵安南，遂不再讨伐。
📌 元的疆域，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它约包有今中国本部，以及俄属东海滨省，朝鲜半岛，蒙古国，兼涉新疆、青海、西藏三省的东部之地。但这只是元室的直辖地区，至于它的藩属，则北有漠北诸部，南有南洋诸国，西有四大汗国及吐蕃，势力远及亚洲的大部和欧洲的一部。
📌 三省是唐代最高的行政机关，各有专责；三省的首长，都是宰相之职。宋时，三省虽同时并立，但尚书、门下两省的职权，趋于废退，只有中书省独为宰相机关，居于禁中，单独取旨；尚书、门下，都设于宫禁以外，无法预闻大政。
📌 真正统理百官、居宰相之位的，则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其下设“参知政事”，为宰相之副。同平章事的人数，并无定额，通常为二三人，都是宰相之职。但同平章事仍无与皇帝或同僚议政之权，凡事须以劄子向皇帝请旨，由皇帝作最后裁决，他们只是听命执行而已。同时他们所得预闻的，只限于政治方面，军事和财政，都无权过问。掌理全国军事的机关是枢密院，首长称枢密使，枢密院与中书省分主军政，号为“二府”。至于全国财赋，则全归“三司”掌理，三司是户部司、盐铁司和度支司，由三司使总领之。所以宋初的政治制度，是军、政、财三权分立的，而大权统于皇帝。加以言官权重，宰相又须接受台谏的讽议，因而相权益弱。
📌 从北宋末年起，宰相之上，又设有一种尊贵的官衔，称“平章军国重事”或“同平章军国事”。哲宗元祐时，太师文彦博、司空吕公著相继为“平章军国重事”。这种头衔，特为荣宠老臣硕德而设，位列宰相之上，但并无实权。宁宗时，韩侂胄获得这种头衔，改称“平章军国事”，因为省“重”字则所预者广，去“同”字则所任者专。从此“平章军国事”成为权臣所必加的头衔，自侂胄起，史弥远、贾似道，莫不拥此称号而专政，丞相竟变成他们的僚属。
📌 宋代的政治制度，还有一种怪象，即官职之外，另有所谓“差遣”。也就是说，有官职者未必有权，必须由皇帝别敕“差遣”，才能治其职掌范围以内的事。纵使是宰相的分内之事，皇帝也可以别遣他官办理。因此许多官职，只是坐拥虚名，徒耗国家的俸禄而已。
📌 南宋国土大削，仅有浙西、浙东、江南东、江南西、淮南东、淮南西、荆湖南、荆湖北、京西南、成都、潼川、利州、夔州、福建、广南东、广南西十六路。其中浙西、浙东二路自北宋的两浙路分化而成，潼川路即北宋的梓州路，京西南路的一部分领土丧失。其余各路，名称均与北宋相同，辖区范围也大致相若。
📌 附带一提宋代的人口。宋太祖时，全国户数不过三百余万，其后代有增加，到徽宗崇宁四年（1105），全国共有二千八十八万余户，四千六百七十三万余口，是宋代人口的极盛时期。及至宋室南渡，人口锐减，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全国共有一千三百六十六万余户。
📌 禁军为皇帝的卫队，也是宋帝国最精锐的部队。由于宋室推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因此对禁军的拣选训练，最为注意。同时宋室并积极扩充禁军的兵额，太祖初年，禁军不过二十万人，到仁宗时，已增至八十二万余人。禁军的任务为保卫首都，兼备征伐，他们约有半数驻于京城及其附近地区，其余则分戍边境及若干内地重镇。外戍的禁军，每一年或二年必换防一次，以使士卒习于劳苦；戍地统帅则不随兵易防，以免武人拥兵自专。厢兵是诸州的地方军，“厢”为“城厢”之意。厢兵有时一军分隶数州，他们的任务是在诸州担任畜牧和修缮之役，极少用于作战。太祖时，命选厢兵的壮勇者，送京师充禁卫，其余则留驻本州，因此厢军的素质甚劣。加以他们专供给役，缺少训练，自然也谈不到战斗力。仁宗时，厢兵多达四十三万余。至于禁兵与厢兵的饷给，相差甚多，禁兵饷给尚可赡养家室，厢兵则待遇微薄，故多兼营他业。
📌 士兵刺面的办法，始于唐末，朱全忠是其创始者。至宋，刺面以外，又有涅手之法。宋时禁兵刺面，乡兵蕃兵涅手，厢军可能刺面。这种办法，无异视士兵为罪犯，影响所及，使军人的地位，日趋低落
📌 宋太祖时，因精选勤练，禁军的战斗力甚强，故能平定群雄，造成大致统一的局面。太宗承其余绪，也能扫平北汉，两伐契丹。到真宗时，冗兵日增，渐至造成宋室财政上的绝症。澶渊之盟后，真宗更致力于封禅符瑞以自高身价，边务为之废驰。仁宗时，因西夏叛乱，大肆召募，并征调民兵，冗兵之患遂日益严重。当时禁军多怯懦畏战，主要的作战任务乃转移到乡兵身上。因乡兵生长边鄙，熟知边疆地形及敌情，又以爱护家乡，每战必出死力
📌 宋代的冗兵，与募兵制的本身也有连带关系。宋代募兵，并没有完善的退役制度，士兵可以老死行伍，但其胜战的时期不过十数年，其余时间，等于养老。老兵既不可用，于是再募新的，军队乃愈养愈多。有时遇到天灾，更以招兵为救济灾荒的手段。用这种方式建立的军队，其素质不问可知。到神宗时，王安石变法，改革兵制乃为其中重要的一项。王安石的改革办法，主要是以民兵代替募兵。哲宗时，旧党当政，废保甲，罢教阅，于是民兵亦衰。到徽宗时，宦官把持兵权，兵制益坏。当时宦官童贯，内则领枢密院，外则为宣抚使，由于他的偏私冒功，致使宋军士气低落。伐辽之役，宋室重兵大部集中北方，而京师禁军，因屡年逃亡，数目甚少。及金人南下，京师空虚，终致造成靖康的悲剧。
📌 宋代赋税，主要有五种：一、“公田之赋”，即国有田地交人民耕种而收其赋。二、“民田之赋”，即百姓私田的租赋。三、“城郭之赋”，即宅税、地税之类。四、“丁口之赋”，即成年人口税。五、“杂变之赋”，即牛革、蚕、盐等类物品的税课。租赋所征的物品，又分四大类，即谷、帛、金铁、物产，各按规定缴纳。至于缴纳的期限，则仍沿唐代的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收。
📌 比较起来，北宋的赋敛，较南宋为轻。南宋时，国土减削一半，但时赋收入，较之北宋时岁入的最高额，犹有超出，可以想见其赋税之重。
📌 宋的法律，表面完全承袭唐法，但实质上远较唐法为严厉。这是因为宋承五代之后，依然不能完全脱离五代严酷野蛮的作风，例如惨绝人寰的“凌迟”，便始创于宋代（一说始自五代）。又如“黥刑”，也于宋代普遍应用，甚至用为士兵的标识。这两种刑罚，对后世有甚大的不良影响。
📌 宋代的法学思想，甚为发达，当时的政要学者，对法律有所撰述的，颇不乏人。如王安石、曾布、吕公著、欧阳修、洪迈、朱熹、马端临等，对法律均有精辟的见解。王安石、洪迈反对赦罪，认为多赦则惠奸长恶，无补治道。曾布反对以赃论罪，认为如此则“劫贫家情虽重，而以赃少减免；劫富室情虽轻，而以赃重论死”。所论均具卓见。附带一提的，中国之有法医学，是从宋代开始。理宗淳祐时，湖南司法官吏宋慈，研究法医学，著有《洗冤集录》一书，详述官府验尸时的手续和方法，诸如鉴定被害者的伤毒及证物等，多由实际经验得来。虽然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不合事实及学理，但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法医学专著，对刑案的处理无疑大有帮助。
📌 宋代的科举，共分二种，即贡举和制举。前者经常由政府主办，后者则因需要，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这两种考试的名目和办法，都大体沿自唐代。
📌 宋代科举的名目虽多，但以进士科为最盛，若明经诸科，并不为人所重。因为当时崇尚文学，士人视经学为记诵之学，多无兴趣，朝廷对进士又倍加宠重，因此进士科成为士人竞趋的对象。由于朝廷重视进士，考试的制度，也益趋详密。太宗时，分进士为三等，谓之“三甲”。真宗时，分进士为五等，前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至于考场规则，宋初颇宽，后为防弊起见，乃有弥封、誊录等法。弥封是考卷上编列号码，而将与试者的姓名加以封掩，等试卷阅完，再行开封。誊录是举子交卷后，由政府命人照原卷誊录一遍，以防阅卷者认识举子的笔迹，而予以偏袒。
📌 唐中叶以后，研究经学的风气大变，学者多抛弃传统的注疏，而自以新说解经。这种疑古的风气，到宋代仍然盛行。王安石训释《诗》、《书》、《周礼》，号称“新义”，可知其解释与传统的注疏不同。此外如欧阳修、苏轼等，对古代某些经典的部分内容，抱怀疑态度，自然也都是受这种风气的影响。这种风气的持续，所以如此之长，主要由于唐宋时代的政府和社会，崇尚文学，明经并非士人的惟一出路，加以当时思想比较自由，学者不愿死守传统的经注，而思自创新见。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佛学深入中国的学术思想界，而使之发生变化。这种风气，最初是怀疑古经，渐而形成一种新学派，即所谓“理学”或“道学”。理学也可以说是一种新儒学，理学家的最初目的，本在中兴儒学，抵制佛道。但他们所讨论的若干问题，如心性和宇宙问题，都是先儒所不常谈的，因而无形中蹈袭了佛道的理论和方法，尤以佛家的禅宗理论，对理学的影响最大。
📌 初期的理学家，以周敦颐、邵雍、张载为最著。周是宋代理学的开山祖，从他起，宋儒才开始谈宇宙问题，就宇宙的本体，而推到人生的正道。他以《易》、《中庸》二书为骨干，杂以佛老，建立其本体论。他的《太极图说》，可称为代表作。此外，邵的《皇极经世》、张的《正蒙》，都是这方面的名著。周邵之学，渊源于五代末年的道士陈搏；张载少时，对佛老曾用过功夫；他们的著作，无疑已注入不少佛道的精义。周于讨论宇宙问题之外，更阐发心性义理的奥秘。他所谓的“人极”亦即做人的最高理想，是仁义中正。修养的方法，在静与思，静始能无欲，思始能通微。通微可以渐达于无思，无思始合于诚，合于诚者便是圣人。张载在这方面，也有甚多的发挥。他认为圣人视万物为一体，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亦即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以此推之，人体即宇宙之体，人性即宇宙之性。吾人应以宇宙为父母，众人作兄弟，万物为同类。
📌 继起的理学家，以程颢、程颐兄弟为首。二程洛阳人，少时曾受学于周敦颐，博览诸家，出入释老者，将近十年，然后研习六经，发为学说。他们都不喜探讨宇宙问题，而着重于内心的直证。因为人对宇宙的了解有限，由宇宙论转到人生论更觉牵强，不如直接从人生的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理论，这是二程在理学上的最大贡献。他们以“持敬”、“致知”两点为学说的主旨，主张存养在诚敬，致知在格物。他们都在人的实际生活上和内心的经验上，以教人在修养上选择自己的方向，而求身心与道一致。宋代理学，到他们才开始确立系统。二程的学说，大同之中，也有小异。例如程颢主张“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以为学者须先认识“仁”的原理，然后以诚敬保持之，自可到达“仁”，亦即天地万物合一的境界。这种理论，实开南宋陆象山心学的端绪。程颐则主张“涵养须用静，进德在致知”，比较注重格物穷理，可以说是南宋朱熹一派学说的先驱。二程均有语录，程颐并有《易传》一书，为毕生精心之作。学者称程颢为明道先生，颐为伊川先生。
📌 到南宋光宁时代，理学趋于极盛，最著名的理学家为朱熹。他是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学者称晦庵先生。少时从大儒李侗问学，侗学则渊源于程颐。熹平生著述极富，包罗至广，为学侧重致知，认为求学必先穷理，穷理至于其极，则可豁然贯通。他所谓的穷理，乃是“推究天下万事万物的究竟”，亦即《大学》所谓“致知在格物”，程颐“进德在致知”之意。他又以为天下的物理精蕴，已具于圣贤之书，因此教人以信古人、读古书为格物穷理的入手方法。古书又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为最重要，定为“四子书”，他的退五经而进四书，实是当时学术界的空前创举。
📌 与朱熹同时而学说立异的，有陆九渊。九渊金溪（今江西金溪县）人，学者称象山先生。他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教人要先发明其本身，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他的修养方法，以为人性至善，首应明白本心，然后加以发挥，即可到达至善的仁的境界。至于穷理工夫，并不必要。他曾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见《宋史》卷四三四《陆九渊传》］与朱子读书穷理的见解，大异其趣。朱学博大精微，而教人的方法，则极平易浅近，因此能集宋代理学的大成，为众流所归，历元至明初，学者不能出其范畴。直到明代中叶的王守仁出，陆九渊的思想，才发扬光大。
📌 学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可归纳为下列几点：一、宋儒因专讲修养，砥砺名节，至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这个说法，对后世影响极大，不特男子重视节操，女子夫死而守节不嫁者，也自此而盛。二、宋儒对个人修养，主躬行实践，但把道与事分开，除个人修养外，对世事并不注意，对政治社会，更无远大的计划和理想，正如韩愈所说的“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末代理学家之居官者，莫不洁身自好，操守出众，但大都反对政治的革新，主张保持现状；对外虽亦有浓厚的民族意识，但反对战争，仅求苟安。因此节操虽励，无益于政治的进步，夷夏之辨虽严，而不能报仇雪恨，恢复故土。三、理学者重思考，不受古代经典文字的拘束，此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纠正前人盲目尊古的弊病，对后人也有所启发。四、书院因理学而发达，直至元明，愈演愈盛，为教育史上的大事。五、金人因受宋儒的感染，也崇尚理学。
📌 宋文主要分古文、骈文两种。唐末，骈文复盛，下至五代，格调卑弱。到宋初，有柳开者，开始提倡古文，排斥骈俪，继起者有穆修等人，但并无多大效果。同时他们的作品，因矫枉过正，文字流于艰涩。至仁宗时，欧阳修、尹洙等，均以古文相尚。修曾于嘉祐二年（1057）主持贡举，当时士子竞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他痛加排抑，因而文风大变。他并好奖引后进，曾巩、王安石、苏洵和洵子轼、辙，都曾受他的延誉，显名于世，他们都是宋代最著名的古文家。此后古文大盛，曾、王、三苏的文章，风行一世。南宋专以文名的古文家不多，朱熹的文，效法韩愈、曾巩，格调雄奇，此外叶适、陈亮、吕祖谦等，也都是古文的能手。古文从宋起，才开始奠立不可动摇的基础。
📌 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虽以古文名世，但均擅长骈文。他们以古文的气势，运骈文的词句，具有独特的风格，有“宋四六”之称。南宋古文稍衰，骈文仍具有相当的地位。
📌 词起源于唐，到五代而大盛，尤以前后蜀南唐，词家最多。词可以入乐，与歌舞宴飨，有着密切的关系。蜀唐割据南方，民康物阜，其君主及士大夫，沉湎于享乐，醉心于文艺，因此词风大兴。蜀唐的君主，如前蜀主王衍，后蜀主孟昶，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均雅擅文词，尤以李后主词，哀感顽艳，堪称千古独步。此外，如前蜀的韦庄，南唐的冯延巳，都是五代最著名的大词人。五代词多简短的小令，但精巧高丽，气格浑成，为后世所不及。到宋，乃步入词的极盛时代。
📌 仁宗时，乃有所谓“慢词”的出现。慢词是一种“慢声而歌”的长词，其结构远较小令为复杂。当时慢词的主要作家，有柳永、张先、秦观等人。柳永虽倡慢词，但风格哀婉悱恻，仍袭唐末五代的遗风。首先扫除此种旧习而以豪放沉浑见称的，则为苏轼。苏门词人，除秦观外，以黄庭坚最为出色，其词亦颇有苏风。苏黄等人的词，虽淋漓恣放，但不喜剪裁，难以入乐，乃至不复可歌。因此又有熟谙音律的词人，专重声律格调，以使词与乐府合而为一。首倡此体的为宋徽宗，此外如周邦彦、李清照，也都是杰出的作家。邦彦言情体物，穷极工巧，为一代词宗。清照是宋代最伟大的女词人，其词虽经音律的锤炼，仍能出之自然，清丽凄婉，朴而弥雅。
📌 南宋词的风格，与北宋稍有不同。大体说来，北宋词较为含蓄冲和，有浑成之致；南宋词则清新刻露，微嫌堆砌。南宋词人，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不重音律，但以发挥情感为事，以辛弃疾、陆游、刘过、刘克庄、朱淑真等人为代表；一派以词句华丽，音节精妙见胜，以姜夔、吴文英、周密、张炎等人为代表。辛弃疾为人富爱国思想，生值宋室南渡之初，因力主北伐，终不如愿，于是满腔悲愤，发为声歌。他的词具备多种风格，虽以悲壮苍凉见称，但也颇多哀艳、放浪、游戏、诙谐之作，允称南宋第一大家。陆游词方面亦广，其作品艳丽、豪放、闲适，兼而有之。刘过、刘克庄则都属辛派。朱淑真为南宋有数的女词人，多幽怨之作。姜夔词喜雕琢，但格调高远。吴文英、周密的词，也专在声调字句典故上用功，而伤于造作。
📌 宋以前的史书，多着重记载事实，对史料的取舍分析，尚不十分严密。到宋，史家对史料的处理方法，已有显著的进步。例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先纂辑史料为长编，然后考订异同，加以删节，始成本书。
📌 《资治通鉴》为司马光所撰，凡二百九十四卷，所纪史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后周显德六年（959），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光自英宗治平三年（1066）开始修撰，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书成，费时凡十九年，助修者有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其书的优点，在能贯穿一千数百年的史事，成为有系统的编年史，内容虽杂取各书，但皆经司马光删修，故其文章前后一致。此外光又撰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皆为本书的附录。
📌 艺术方面，宋代君主，多嗜书画，因此宋代书法与绘画，极为昌盛。太宗、仁宗、徽宗时，均曾选古今名人书法，刻成法帖。徽宗尤喜艺术，曾置书画学以培植人才。他本人的书法，孤峭秀逸，世称“瘦金体”。高宗习王羲之，书法亦佳。此外以书名的，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号“四大家”，四人大致同时。北宋末年，蔡京亦以书法名世。绘画方面，徽宗也是当时的奇才，山水、人物、花鸟，无不精绝，尤以花鸟最为后世所称赏。黄居宷、徐崇嗣，各承家学，也都擅长花鸟。此外，如米芾、米友仁父子，均擅山水，其画水墨淋漓，妙于渲染，世称“烟云山水”。南宋时也置御前画院，延揽名家，其中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有“四大家”之称。
📌 元代的制度，一部分袭取汉制，诸如皇位世袭制、中央及地方官制、财制（钞法）等，采纳汉制之处甚多；一部分则保持蒙古旧法，诸如以喇嘛教为国教以及扩大“站赤”（驿站）制度等。但蒙古人吸收汉化的态度，并不积极，汉化的程度，也不深厚。世祖自灭宋以后，便渐渐疏斥汉臣，其后诸帝，对汉人更为忌视，因此元室始终未能大规模地接受中国文化和传统政治思想，也始终未能完全脱离游牧民族的本色。元代的政治，无论其效能或目的，都没有达到统治汉人的标准，其迅速崩溃，自是必然的结果。
📌 元代的中央官制，仍然承袭宋代文武分权的制度，以中书省总理政务，枢密院执掌兵权。其不同于前代的，是中书省成为惟一的中央最高政务机关。门下省早于南宋时撤销，元仍不置。尚书省则时置时罢，世祖时曾两度设置，不久罢除，前后不过数年；其后武宗时又一度恢复，但也只有二三年，所以元代等于没有尚书省。尚书省的职权，因此划归中书省，六部也随着改统于中书省。三省制演变至元，最高政务机关已由多元化变为一元化，这是明清两代内阁制的先驱。
📌 元人入主中国后，自居于战胜者的地位，歧视外族最甚，对待汉人尤其苛刻。元室分全国人民为四个阶级：一为蒙古人，又称“国人”。二为色目人，包括西域各部族，共三十余族，又称“诸国人”。三为汉人，即原受辽金统治的黄河流域的中国人。四为南人，即原受南宋统治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中国人。这四个阶级在政治上所受的待遇，极不平等，无论中央或地方政府，正官必用蒙古人，次用色目人，汉人、南人最多只能做到副贰。总计终元之世，汉人做到丞相的只有二人，就是世祖时的史天泽和顺帝时的贺惟一。
📌 蒙古大帝国（包括元及四汗国）跨有欧亚两洲，幅员极广，而其版图内的民族，也异常复杂。他们各自信仰不同的宗教，用以维持其政治及社会秩序。西方各汗国，多崇信基督教和回教，而东方大汗的元，则以喇嘛教为国教。同时，蒙古人对于宗教，采取宽容的态度，即以元室而论，他们虽崇信喇嘛教，但对其他宗教，也任其存在。因此不论中国固有或是外国传入的宗教，都能自由发展，一时称盛。喇嘛教为佛教密宗的一支，约于唐中期传入吐蕃，专以祈祷禁咒为事。佛教自唐代遭会昌法难，其后宣宗虽恢复佛法，但盛况已不如昔。后周世宗时，佛教再度遭受打击。至宋，佛教在累代帝王的保护下，颇有复兴之象。当时禅宗及其他诸宗，均大师辈出，但人才之盛，已远不如唐代。北宋末年，因徽宗笃信道教，也曾一度排佛。南渡以后，理学昌盛，佛教益趋不振。元世祖时，喇嘛教传入中国。这时密宗在中国衰微已久，喇嘛教既入中土，由于元室的崇奉，在政治及社会上，均占有极高的地位。
📌 宋代尊奉道教，以真宗、徽宗为最。宋室姓赵氏，不能以老子为祖，真宗乃别造一道教之主，名赵玄郎，号为“玉皇大帝”。又赐信州道士张正随（汉张道陵后裔）号为“虚静先生”，为立授箓院及上清观（今名太上清宫，在江西贵溪龙虎山上），免其租赋。其后张氏历世相传，皆由宋室赐号，是为正一教，世称其教主为“正一天师”或“张天师”。此外并于京师大建宫观，以宰相领之；各路也遍置宫观，以侍从诸臣的退职者领之，号为“祠禄”，至南宋不改。徽宗信道益笃，自号“教主道君皇帝”，道教因而益盛。南宋诸帝，虽未加以提倡，但道教仍为民间所普遍信仰。张天师也仍旧是道教的宗主。
📌 唐时，基督教支派的景教（即聂斯托里派），曾经流行中国，后因武宗的禁止而至绝迹。到元，基督教再度传入中国。当蒙古人数度西征时，正值欧洲人组织十字军讨伐西亚的回教徒。蒙军于西征途中，击破不少回教国家，因此欧洲的基督教徒，颇想与蒙古联盟，以夹击回教徒。定宗贵由时，罗马教皇曾派遣使者，谒之于和林。世祖时，教廷又派法兰西斯克派（Franciscans）教士东来，由海道至大都，世祖许其设堂传教，信徒达数千人。南方的扬州、杭州、镇江、泉州等地，则为聂斯托里派布道之区，其后基督教传布日广，今华北、西北、西南地区，均有教徒居住，时与佛道教徒发生冲突。而法聂两派，也自相倾轧，以致始终未能奠定稳固的基础。元末，罗马教皇曾选定教士，委任主教，准备来华整顿教务，但以主其事者漠不关心，遂无结果。不久，元帝国崩溃，东西交通断绝，基督教在中国也随之消灭。
📌 蒙古的大汗，是各部族的共主，要由各部族公推，铁木真的称成吉思汗，便是各部族共上的尊号。其后太宗窝阔台之立，虽未先经部众大会公推，但因有成吉思汗的遗命，部众始无异议。到定宗贵由继位，已有争端。定宗殁后，太宗及拖雷后人，各欲争立，宪宗蒙哥（拖雷长子）因拔都及兀良合台的援助，始得嗣位。宪宗嗣位后，分遣宗室诸王于边远地区，而以其弟忽必烈领治汉地民户，由是太宗子孙与拖雷子孙，相互仇恨。
📌 自成宗（1294年即位）至顺帝（1333年即位），前后四十年间，竟更易了十个君主。他们至少有一半于嗣位时发生纠纷，掀起政变或战争；同时每次皇位继承的争执，多由臣下发动，真是历代少有的怪现象。由于臣下操纵皇位继承的斗争，常造成权臣的擅柄，如仁宗时的铁木迭儿，文宗时的燕帖木儿，均专权骄恣，诸多不法。因此元的政治，始终无法步入正轨。
📌 元朝的政治，始终没有清明过，这方面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约有以下几点：一、皇位继承制度不健全，而致时生皇位继承的斗争，造成政治局面的不稳。同时权臣每乘此种机会兴起，专权跋扈，益增政治上的危机。二、君主们没有接受汉族传统的帝王教育，率多荒纵嗜利，穷奢极侈。他们任用计臣，搜括人民，造成政治上普遍的贪污风气。三、过度的种族歧视，压迫汉人，但其行政效率和组织，又不足以控制汉人，因而乱事时起，末年尤甚。四、崇信喇嘛，耗财过巨，而喇嘛又多骄纵不法，恣意扰民，社会为之骚乱。以上各点，只是元室表面上的政治缺失，至于造成这些缺失的根本原因，则与蒙古的民族性有密切的关系。蒙古人虽以善战震惊世界，但就文化水准而言，仍不脱游牧民族的本色。他们的保守性甚强，元代的皇帝，大都不懂汉文，对汉人的一切，也不求了解，只知以压制、歧视作为统治汉人的手段。以部落社会的政治技术，去统治农商业社会的人群，自然是行不通的。蒙古自铁木真称大汗（1206）始，中经三次西征，建四汗国，直至忽必烈吞并南宋（1279），其间不过七十四年；灭宋之后，不过九十年（1279～1368），元帝国便归于瓦解。其起灭的迅速，正是蒙古人“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的结果。
📌 元末，因政治腐败，民乱四起，其中有一支专以宗教迷信惑众作乱的，名白莲会（又称白莲教）。元末有韩山童者，栾城（今河北栾城县）人，自其祖父，即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地区的愚民多信奉之。其信徒有刘福通者，颍州（今安徽阜阳市）人，更为山童鼓吹，谓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主中国，并谋起兵，以红巾为标志。事为官府发觉，捕诛山童，山童妻及子林儿逃走。福通乃于至正十一年（1351）纠众而反，攻破颍州，连陷汝宁府（今河南汝南县）及光州（今河南潢川县）、息州（今河南息县），声势日盛。十五年（1355），福通迎立韩林儿为帝，又号小明王，国号宋，都亳州（今安徽亳州市），并建元龙凤。韩氏在下层社会中本有甚大魔力，又自称宋后，以复兴民族为号召，因此林儿称帝后，各地起兵者，大都奉之为主。这时反元的势力极盛，黄河南北以及陕西、宁夏、四川等地，莫不被其兵锋，甚至一度攻陷上都。但他们各自为政，不易统率，力量既难集中，又无久远的计划，因此终不能颠覆元室的根本。
📌 南方的起兵者，也有多起。长江下游及浙江地区以张士诚、方国珍势力较大。士诚本以运盐为业，于至正十三年（1353），结合盐丁举事。最初他据高邮（今江苏高邮市），称诚王，国号大周，其后移都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并自称吴王。他的地盘，最盛时南至绍兴（今浙江绍兴市），北至徐州，东至海，西至今皖西豫东一带。国珍也以贩盐为业，起兵于至正八年（1348），他割据浙东，扰乱江南方面的海运。长江中部的起兵者有徐寿辉，他于十一年（1351）称帝蕲水（今湖北浠水县），国号天完，据有江西湖广之地。二十年（1360），寿辉为部将陈友谅所杀，友谅自称皇帝，国号曰汉，定都于武昌（今湖北武汉武昌区），尽有寿辉之地，势力甚强。长江上游，则有明玉珍，他最初起兵于随州（今湖北随州市），响应徐寿辉，其后改向西北发展，转战于川陕之间。十七年（1357），乘川中空虚，守将内讧，乃攻陷重庆。最初他仍奉徐寿辉为主，二十二年（1362），始称帝于重庆，国号曰夏。
📌 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东北）人，幼年家贫，父母兄相继病殁，因孤独无依，曾入当地的皇觉寺为僧，并常行乞于合肥（今安徽合肥市）及其附近诸州。至正十二年（1352），郭子兴起兵于濠州，元璋从之，屡立战功。次年，元璋取滁州（今安徽滁州市），而子兴势力日弱，以所部万余人就元璋。十五年（1355），子兴病死，元璋得统其余众。次年，元璋攻下集庆路（治今江苏南京市），自号吴公，并称臣于韩林儿，奉龙凤年号。他的地盘介于张士诚、徐寿辉之间，东西应战，异常艰苦。
📌 至正二十三年（1363），张士诚部将吕丰攻杀刘福通于安丰（今安徽寿县西南），朱元璋遣将击走吕丰，迎韩林儿至滁州，仍奉其年号。同年，陈友谅率军东下攻元璋，大战于鄱阳湖，友谅中流矢死。次年，元璋进克武昌，湖广江西诸州县，相继归降。二十六年（1366），元璋遣将攻张士诚，并害死韩林儿。次年，元璋平张士诚及方国珍，进克福建，并以徐达、常遇春统兵北伐。二十八年（1368）初，元璋称帝，定都应天（今江苏南京市），国号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明北伐之师，连陷山东河南，八月，明师入大都，顺帝北逃开平，历史上的元代，到此结束。同年，明师破扩廓帖木儿于太原，遂定山西；两广之地，也为明所得。洪武二年（1369），常遇春克开平，顺帝再走，明师并击定陕甘。次年，元顺帝死于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四年（1371），明遣汤和、傅友德征四川，明升（玉珍子）出降。十四年（1381），明以傅友德、蓝玉、沐英讨伐盘据云南的元室余孽梁王，次年平之，至此中国完全统一。
📌 至于蒙古所建的四汗国，自元初起即相互攻战。元武宗时，窝阔台汗国为察合台汗国所并，其主察八儿降元。明太祖洪武初，察合台汗国的臣下帖木儿，崛起于撒马尔罕（Samarkand），灭察合台汗国。洪武末，又并伊儿汗国，建立帖木儿大帝国；钦察汗国也臣事之。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帖木儿死，帝国又告分裂，形成群雄割据的局面。是时钦察汗国既衰，所统俄罗斯诸侯渐谋独立。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Ivan Ⅲ）独立，连败钦察汗军。此后莫斯科公国逐渐扩展，至16世纪中叶，遂灭钦察汗国，四汗国至此全部沦亡。
📌 明是唐以后中国的自治统一时代，其国势的强盛，远非宋代可比。北宋时，东北则燕云未复，西北则夏人倔强，北方的关塞之险，整个落入外族之手，乃至不得不纳币媚敌，以求苟安。南宋的衰弱，更不必论。到明代，不特燕云关陇之地尽复，北方塞外若干形胜地区，也大都收入版图。这种局面，前后维持了二百多年。但明的大部分时间，内政方面是异常腐败黑暗的，若干秕政，从明初便奠下基础。如果不是明朝前期的几位皇帝，尚能励精求治，而蒙古衰落后，其他外族还没有强大，明室恐怕无法维持那样长久的国祚。
📌 当时有人上书，恐诸王将来有尾大不掉之祸，太祖认为“离间骨肉”，结果上书人下狱而死。太祖死后不久，燕王棣便发动篡夺皇位的战争。
📌 另一件大事是废宰相。中国旧制，宰相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综理大政，对皇帝负责。明初设官，仍沿袭元制，以中书省总政务，左右丞相主之，下设六部。洪武十三年（1380），左丞相胡惟庸以“图谋不轨”被诛，太祖认为相权过重，乃罢中书省，废丞相，以六部直隶于皇帝。这个办法，固然可以防止权臣弄柄，但兼任宰相，却不是每个皇帝都可以胜任的事。以太祖的坚毅辛勤，自可日理万机，但他的生于深宫中的后裔，却大多没有总揽国政的能力和兴趣，因此他们不得不把国务交给他们所亲信的人，这样便形成了后来的宦官政治
📌 能事。太祖的猜忌性格，到晚年更变本加厉，他晚年曾有两次对朝臣作集体的屠杀。一次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的胡惟庸之狱。惟庸于十三年（1380）被诛，但他的“逆谋”，直到二十三年才完全显露，太祖怒而肃清“逆党”，因此案牵涉而被杀的达三万人，其中封侯的功臣，就有二十余人。二十六年（1393），又有蓝玉之狱。蓝玉是北征沙漠扫荡元室余孽的名将，因恃功粗暴，为人控告谋反而被诛，牵连被杀的达一万五千人，元勋宿将，极少幸免。太祖对臣下这样恣意杀戮，心理显然有些变态，其根本原因，仍是“家天下”的思想在作祟。太祖晚年，以太子标柔仁，而朝臣之有材武者，为数甚多，深恐自身死后，太子无力驾驭群臣，因此想于生前加以翦除，以绝后患，遂有胡党之诛。二十五年（1392），太子标死，标子允炆立为皇太孙，年仅十岁，这件事更加深太祖的忧虑，于是又兴蓝玉之狱。虽然功臣们为他诛除净尽，权臣的篡夺是防止了，却没有料到在他死后，朱氏本身竟发生骨肉的惨变。
📌 太祖大将胡大海的儿子，在京师违犯酒禁，按法应处死。当时胡大海正在前方作战，有人劝太祖考虑，太祖说：“宁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并亲手把胡大海的儿子杀死。［见《明史》卷一三三《胡大海传》］由于太祖的严惩不法，明初的吏治，澄清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 自惠帝为皇太孙，中外属望，惟有燕王心怀不平。及惠帝即位，削藩议起，燕以雄藩最为朝廷所忌。燕王乃听从其谋主僧道衍的劝告，于建文元年（1399）七月举兵，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史称“靖难之役”。燕王称兵后，北平附近要地，多为所陷，声势日盛。惠帝命耿炳文率师进讨，炳文军十数万至滹沱河，为燕军所败，丧师三万。惠帝闻败，以李景隆代炳文，景隆实不知兵，率诸路军五十万，直薄北平城下，筑垒围之。燕王自外赴援，内外夹攻，诸军皆溃，士卒死者十余万。次年，景隆誓师于德州（今山东德州市），合军六十万人，进至白沟河，又为燕军所败。燕军乘胜南下，进攻济南（今山东济南市），景隆南奔，守将铁铉、盛庸固守，燕军久攻不下，解围而去。既而燕军又为盛庸、铁铉大败于东昌（今山东聊城市），燕王乃回师。
📌 燕军连破山东淮北要地，长驱渡淮，攻陷扬州（今江苏江都市），京师危急。惠帝不得已下诏罪己，并遣庆成郡主（燕王从姊）赴燕军，请割地罢兵，燕王不许。六月，燕军渡江，败盛庸及徐辉祖（达子）军，进攻京师，谷王橞及李景隆开城门迎降，京师遂陷。而宫中火起，惠帝不知所终，其后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流布世间。接着燕王自立为皇帝，是为成祖，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儒，皆夷其族，死者数百人，朝臣自杀死节的也甚多。成祖永乐元年（1403），复周、齐、代、岷四王国，并改北平为北京，徙富民以实之。至十九年（1421），成祖徙都北京。
📌 成祖五次亲征，虽未能彻底消灭蒙古余孽，但边氛为之一靖。到宣宗宣德九年（1434），阿鲁台为瓦剌酋长脱欢（马哈木子）所杀，其子降明，鞑靼遂衰。
📌 明统一后，中国西北和欧洲大陆之间的交通，因蒙古余部和帖木儿帝国的阻隔，无法畅通，但南方海上的交通，其盛况则在宋元之上。明在海外的拓展，南宋遗民的后裔，实为前导。南宋灭亡后，爱国义士，相率逃亡海外，与中国邻近的安南、占城等地，都成遗民世界。元代，安南、占城叛服无常，当与这批南渡的华侨有关。到明，国人久已闻知海外的富庶，自动泛海经商的，愈来愈多，而明室又努力从事海外通好，因此中国的海上事业，日趋繁盛。明太祖鉴于元人征日失败，颇知笼络四夷，遣使招徕西域及南洋诸国。成祖的态度更为积极，他屡命宦官出使异域，如侯显使乌斯藏（即西藏），马彬使爪哇、苏门答腊，李兴使暹罗，尹庆使满剌甲等，但最著名的，则无过于郑和的下“西洋”。他的出使次数之多、所带船只兵丁数目之大和航程之远，在当时都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事业。
📌 郑和，云南人，世称“三保太监”（三保可能为和小字），原姓马，世奉回教，做太监后，赐姓郑。他自成祖永乐三年（1405）开始出使，至宣宗宣德七年（1432）最后归国，前后二十七年间，凡七次出海，历五十余国，遍至南洋群岛及印度洋西岸各地，最西到达非洲东部。至于他出使“西洋”的原因，近人归纳为下列数点：一、成祖怀疑惠帝未死，匿迹海外，因而派和统兵出国找寻。二、元亡后，帖木儿帝国强盛，对明的西北边防，威胁甚大，太祖时，即曾遣使与海外诸国联络，成祖仍本既定国策，遣和出使诸国，组织海上联盟，使帖木儿帝国不敢轻启战端。三、发展国际贸易，以国产的锦绣、瓷、漆等物，换取南洋的香料宝货。四、耀兵异域，以夸示中国的富强。
📌 明代宦官政治势力的抬头，始于成祖时代。太祖时，曾立铁碑于宫门，严禁宦官干政。惠帝继立，驭宦官益严，引起宦官的不满。靖难师起，燕军逼江北，宦官多逃附燕军。成祖以为忠，对宦官异常信任，以他们出使外国，或统兵镇边，或出任监军，因此宦官的权势大盛。永乐十八年（1420），设置东厂，以宦官主之，专以之刺探外事。它可以不经政府的司法机关，便擅自鞫讯朝臣，甚至非刑虐杀。太祖时，曾置锦衣卫，也是皇帝的私设法庭，但并非由宦官掌理；到东厂成立，宦官遂手握生杀之权，其气焰也益张。不过当时的宦官，尚未能掌握大政，来操纵整个国家的命运。
📌 明初废相后，把中书省的大权划归六部，以六部尚书分理全国政务。六部之上，更无领袖，而由皇帝总其成，另设殿阁大学士，为皇帝襄理文墨。大学士的官位，不过正五品，朝会的班次，在尚书、侍郎之下。当时大学士的责任，是随侍皇帝左右，以备顾问，至于奏章的批答，则必须有皇帝的命令，且须在御前执笔。成祖以后，大学士渐受亲任，始有“内阁”之称。成祖和仁宗，每召阁臣密议国家大事，但奏章的批答，仍出自皇帝，不委他人。宣宗时，阁权渐重，杨溥、杨士奇、杨荣，皆以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尚书等官而兼大学士，因而地位日隆。宣宗开始命内阁用小票墨书，具陈意见，贴于奏疏表面，由皇帝裁夺，谓之“条旨”（又称“票拟”）。如皇帝同意，即以红书照条旨批出，但遇大事时，犹命大臣面议。宣宗以后的皇帝，日渐颓废，不亲政事，他们深居内殿，不复常与大臣相见，若干皇帝如世宗、神宗竟至二十余年不视朝。皇帝既不亲政，乃一方面专命内阁条旨，一方面又命宦官代为批决，因此给予宦官专权的机会。
📌 宣宗以后的内阁，渐居于宰辅的地位，但其权力，最高仅止于条旨，亦即仅能条陈对国政的意见或办法。最后的决定权虽在皇帝，但由宦官代为批决，于是国家大权，渐落入宦官手中。至于握持大政的宦官组织，则为司礼监。司礼监始设于太祖时，最初不过掌理宫中各项礼仪、宴会以及御赐书画一类的事。宣宗以后，其职权渐变，内外章奏，皆由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管理，而章奏文书的批决，则由秉笔太监及随堂太监担任。皇帝降旨，也由司礼监的宦官在旁写出项目，然后交阁臣拟稿。因此，明代的司礼监，权力超过宰辅，阁臣想把握实权的，必先结纳宦官；即使忠实干练的阁臣，如想有所建树，也必须与宦官交好，以防其掣肘。又因内阁的大权，并非国家正式授与，阁臣的作为，缺乏名正言顺的根据，而致时常遭受攻击。因此明代阁臣，一方面受宦官的钳制，一方面又须防台谏的纠弹，对政治极难有所改善。至于不肖的阁臣，则惟有谄事宦官，狼狈为奸而已
📌 王振为了建立功名，曾两次发动对外战争。正统六年（1441），他兴兵十五万，讨伐麓川（今云南腾冲县）土酋思任发，结果损失士马数万，而西南蛮族，反因之相继叛乱。十四年（1449），又发生“土木之役”，几乎断送了明室的半壁江山。这年七月，瓦剌酋长也先（或称乜先）入寇大同，王振挟英宗亲征，以皇弟郕王监国。明师进战无功，于八月班师，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西），为瓦剌所袭，明师大溃，英宗被俘，王振为乱兵所杀。这次事变，逼得明室几乎南迁，后来英宗虽为也先放回，但国家的体面，丧失殆尽，接着又演出一幕英宗兄弟争位的丑剧。从明代开国到土木之役，前后八十余年，正是明帝国的鼎盛时期，但这个鼎盛之局，被王振轻易的断送。王振以后，宦官之祸，几乎无代无之，直至国家乱亡而后已。
📌 英宗被俘后，京师震动，朝臣有主张南迁的，兵部侍郎于谦反对，始定固守之策。皇太后孙氏（英宗母）命立英宗子见深为太子，以郕王祁钰监国，并族诛王振亲属，籍没其家。继而于谦等拥立郕王，是为景帝，并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帝。也先挟英宗进攻京师，于谦固守，也先不得逞而退。其后屡次犯边，均告失利。景泰元年（1450），也先归还英宗，与明议和。英宗返京后，仍为太上皇，退居南宫，他的左右，则无时不想拥上皇复辟。
📌 景帝在位八年，并无多大建树，他对宦官仍相当亲任，宦官兴安尤受宠信。兴安虽无显著的祸国行为，但他笃信佛教，劝景帝及皇后度僧建寺，靡费甚多。景泰三年（1452），景帝改封太子见深为沂王，而立己子见济为太子，并废皇后汪氏，以妃杭氏（见济母）为后。次年，见济死，景帝无他子，左右恐见深复立，大肆煽构，英宗也受群小包围，以致兄弟间裂痕日深。八年（1457）初，景帝染重病，宿南郊斋宫。朝臣石亨、张[插图]、徐有贞及宦官曹吉祥等谋立上皇，以邀功赏。诸人纠众至南宫城，破门而入，共拥英宗入大内，宣布复位，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景帝则被废为郕王，迁居西内而死，史称这次事件为“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后，大封有功，杀兵部尚书于谦及大学士王文，复立见深为皇太子，赐王振祭葬，为之立祠，并贬窜攻击王振的若干朝臣。
📌 天顺八年（1464），英宗死，太子继立，是为宪宗。他宠信万贵妃，佞幸皆凭万氏以进。嗣位不久，即以内批授官，不经政府，而由宦官传旨，直接任命官吏，有时一次命官至百余人，谓之“传奉官”。同年，政府把收没曹吉祥的田地，改为皇家的私产，称为“皇庄”。此后贵戚及宦官，群起效尤，夺民地为庄田，宪宗对于宦官，也信任有加。成化十三年（1477），设置西厂，以太监汪直领之。西厂与东厂性质相同，所领的缇骑，更较东厂多一倍，踪迹遍于各地，可以不待奏请，径自逮捕臣民。又有宦官梁芳，与万贵妃相结，进方士李孜省、僧继晓等，导帝淫乐，共为奸利。宪宗因受这批宦官和佞幸的蛊惑，对朝政不复措意，直到他死。
📌 孝宗用法颇能持平，他未曾廷杖朝臣，厂卫也不敢过分横虐。但对于宦官，仍采宽容态度，朝臣奏请裁抑宦官的，他大都不听，甚或治罪。而宦官仍有居中用事的，如宦官李广，专以符箓祷祠，蛊惑孝宗；有时矫旨授传奉官，收受货赂，并擅夺民田，垄断盐利。廷臣虽交章论劾，孝宗均置之不问。由此可知宦官的政治权位，在孝宗时并未受到丝毫的动摇。
📌 武宗即位后，瑾等用事，时称“八虎”。他们每日引导武宗嬉游，不理朝政，以便乘机揽权。正德元年（1506），武宗以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谷大用分掌东西厂，其余也各据要津，从此中外大权，悉归宦官。刘瑾等得势后，专以诛除正士，杜塞言路为务。大学士刘健、谢迁，因抗疏论谏，均遭贬逐；瑾等并以刘谢等五十三人为“奸党”，榜示朝堂。三年（1508），设立内厂，由瑾自领之，用以刺探外事，虽东西厂也在伺察之列，其刑罚尤为残酷，每办一案，株连无数。朝臣凡不附瑾者，莫不斥去，纳贿攀附者，则不次超升。某次有人写匿名书攻击刘瑾，瑾竟矫旨罚百官跪宫门前，自午至暮，有因而致死者，这可看出宦官气焰的熏炙。
📌 张永与刘瑾不合，回师后，乘机密奏瑾谋反，武宗信之，遂杀瑾，朝臣因瑾党而降谪的六十余人。刘瑾死后，张永用事，宦官的权势虽然如故，但张永远不及刘瑾跋扈，阁臣素质也较刘瑾时代为优。但武宗并未因此变好，他自刘瑾败后，虽不全昵宦官，而其荒嬉淫乐则未稍改。同时更有一批佞幸，应时而起，他们导武宗远游，其荒唐的程度，较前益甚。从武宗起，明朝的皇帝，无论才智或品格，都是每况愈下，加上宦官的弄权，政治只有一直败坏下去。
📌 明代自宣宗以后，可以说完全是宦官政治。内阁虽由皇帝的文学侍从，渐变为宰辅，但无法发挥真正的相权，而宦官把持的司礼监，因有批决章奏之权，加以皇帝的支持信任，成为政治的中心。阁臣无论贤与不肖，必须与宦官联络，始能安于其位，顺利办事。间或也有一二君主，不十分相信宦官，而宠任阁臣，但这是绝少的特例。阁臣擅权的，不论行为如何，又常被目为权臣。
📌 武宗初，因刘瑾的乱政，各地盗贼蜂起，数年始平。刘瑾被诛后，大同游击江彬，又导武宗出游宣府（今河北宣化县）。正德十四年（1519），宗室宁王宸濠反于南昌（今江西南昌市），为王守仁所讨擒。十六年（1521），武宗死，无子，大学士杨廷和以皇太后命，迎立宗室厚熜，是为世宗。
📌 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严嵩为大学士，嵩本以善撰醮祀青词而得帝宠，入阁后，谄媚蒙蔽，把持朝政达二十年之久。其子世蕃，也为世宗所信任，父子相助为恶。朝臣中与严氏有隙者，莫不置之死地，直臣如杨继盛、沈炼、叶经、徐学诗等，均遭杀戮。四十一年（1562），严嵩以罪状暴露而罢，世蕃伏诛。但明帝国承累朝奢侈之后，上下困竭，而外患炽盛，北方常受鞑靼族的侵扰，南方江浙沿海，又有倭寇为患。幸而不久世宗死去，新君继位，国事才有了转机。嘉靖四十五年（1566），世宗死，太子载垕即位，是为穆宗。穆宗在位仅六年，政事倚成于内阁，阁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等，皆有政事才，因此吏治颇见澄清。隆庆六年（1572），穆宗死，太子聿钧即位，是为神宗，年仅十岁。以张居正为首辅，宦官冯保掌司礼监，居正与保相结，内外协调，始得展其长才。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裕钱谷、严考成、固疆圉为要务，吏治大为整顿。当时鞑靼屡次入侵，居正举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边疆以安。但居正个性褊急，不恤与言路为仇，朝臣恨之者极多。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因受人诬告，竟被追夺官爵，籍没家产。其后阁臣率多随俗浮沉，政事又渐败坏。而神宗既长，荒于酒色，加重赋税，并遣宦官四出开矿，扰民达于极点，遂种下亡国的因素。神宗中年以后，竟至二十余年不视朝，群臣奏章，多不省览。
📌 朝中五党，皆以东林为公敌，于是政治上分为东林与非东林两派。而神宗和以后的光宗、熹宗三朝间，恰好有所谓“三大案”发生，遂成为两派相互攻击的依据，党争乃愈演愈烈。所谓三大案，即“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原都是宫廷细故，却成为党争的资料。三案的大致经过是：一、梃击：神宗初宠郑贵妃，欲立其子常洵为太子，后以廷臣反对，乃立长子常洛。万历四十三年（1615），有男子张差持梃闯入太子宫，因而被捕，自言为郑贵妃宫内太监所指使。于是舆论大哗，东林党主严究，非东林党则以张差为疯癫，结果郑妃得以无事。二、红丸：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死，太子常洛嗣位，是为光宗。既而光宗有疾，九月，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而疾益剧，次日遂死。东林党主张严办，非东林党反对，争论不已。三、移宫：光宗死，皇长子由校继位，是为熹宗。而光宗所宠的选侍李氏，意欲听政，仍留居乾清宫。御史左光斗、给事中杨涟等，以选侍既非熹宗嫡母，又非生母，不应居正宫，上疏力争。当时东林党主移宫（左杨均被目为东林党），非东林党反对，结果李选侍移居别官。
📌 熹宗时，宦官魏忠贤与熹宗乳母客氏有宠，非东林党依附忠贤。天启三年（1623），顾秉谦、魏广微为大学士，皆谄事忠贤。同年，忠贤掌东厂，跋扈日甚。次年，杨涟劾忠贤二十四大罪，诸臣相继上疏劾忠贤者七十余人，帝皆不听。魏广微及御史崔呈秀，乃导忠贤兴大狱。五年（1625），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高攀龙、周昌期等十二人，先后被忠贤诬害，下狱惨死。忠贤并废毁国内所有书院，榜示东林党人的姓名，永久禁锢，于是朝廷善类一空。其余朝臣，类皆忠贤党羽，各省督抚更多为忠贤建立生祠，以颂功德。七年（1627），熹宗死，弟信王由检继立，是为思宗。思宗虽窜诛忠贤，并黜其党羽，但对宦官仍相当信任。这时明帝国经过神宗、熹宗两朝的虐政，内忧外患，交相侵迫，而思宗又无彻底改革的决心，终致使国家沦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 明中叶以后，重要的外患有三，即鞑靼、日本和满洲，同时海上西洋人的势力，也日见扩大。这四个势力，都具有摧毁日益衰败的明帝国的力量，而最后成功的则是满洲。当时西洋人经营的主要地区，是美洲、印度和南洋，其视线还没有集中于中国。鞑靼的势力较弱，受中国的笼络，未成大患。至于日本，曾在朝鲜与明师发生历时七年的战争，最后日兵虽退，明也为之困敝。满洲虽是女真后裔，但实际等于是一个新兴的民族，明室最初对它未曾介意，而它就在明人的忽视中壮大起来。它以新兴民族的勇略，与衰颓腐烂的明帝国对抗，经数十年的恶斗，终获最后胜利，成为中国的主人。
📌 嘉靖初，明废市舶司，禁止对外贸易，倭人流落不能回国的，都变成海盗。嘉靖中，其势渐盛，中国海寇徐海、汪直等，复与之勾结，为祸益烈。当时沿海防务废弛，倭寇纵横千里，如入无人之境，江南两浙地区的沿海城镇，多被攻陷。又值严嵩当国，命将非人，寇焰益炽。其后明以胡宗宪总督浙江军务，先平徐海、汪直，倭寇失掉耳目，转掠闽广，直到嘉靖末，始为明将俞大猷、戚继光讨平。但东南沿海，经倭寇骚扰，先后达二十年，民生已疲敝不堪。
📌 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自称可汗，国号金，建元天命，都于兴京（今辽宁新宾市）。到他的儿子皇太极时，改国号为清，他被追谥为太祖。清室姓爱新觉罗，其部族又号“满洲”，在皇太极时才被通用。
📌 其后孙承宗与魏忠贤不合，因而罢去，明以高第继之。第尽撤守备入山海关，独袁崇焕死守宁远不去。六年（1626），努尔哈赤大举攻明，进至辽远，崇焕凭城固守，努尔哈赤负伤，其围遂解。同年，努尔哈赤死，子皇太极立，是为清太宗，此后与明室展开更激烈的恶战。
📌 明思宗即位之初，诛魏忠贤，举国寄以莫大的希望，其时虽然外患已炽，内政的积弊亦深，但东北有袁崇焕的坐镇，局面已渐稳定；内则元恶已去，政事也颇有转机；
📌 明武宗时，因建筑宫室，世宗时，因边境用兵，均曾加征田赋。神宗时，征敛杂税，名目繁多；末年用兵辽东，又加收“辽饷”。思宗时，流寇事起，又因练兵剿匪，加征“剿饷”、“练饷”。人民因重税压迫，不堪其苦，神宗时已屡生变乱。熹宗时，魏忠贤专政，党羽遍全国，到处侵渔百姓，于是白莲教乘时而起，蔓延于北方。到思宗，更有大规模的流贼之乱，愈演愈烈。思宗时的流贼，分子甚为复杂，有白莲教的余党，历次援辽之役的逃兵，哗变的边兵，被裁撤的驿卒以及由于虐政灾荒造成的饥民等。他们在外患猖獗、内政黑暗的环境下，到处蔓延滋长。流寇初起于陕西，崇祯元年（1628），陕西大饥，民众掠食四方；而固原（今宁夏固原市）边兵，又因缺饷哗变，与饥民合势，到处啸聚。其中以在安塞（今陕西安塞县）自号闯王的高迎祥为最强，各地饥困军民都依附他。次年，朝廷为筹军费，裁撤陕西各驿站的驿卒，这批驿卒，又大大助长了流寇的威势。三年（1630），延安（今陕西延安市宝塔区）贼张献忠起兵，自称八大王。次年，米脂（今陕西米脂县）贼李自成也自称闯将，与张献忠等联合。其余零星小股，多至不可胜数。
📌 诸寇无主，乃共推李自成为闯王。张献忠则困居商洛山中，流寇声势大减。适值清兵入塞，卢象升奉诏入卫，南方空虚，寇势复炽。次年，张献忠自襄阳（今湖北襄阳市）东犯安庆（今安徽安庆市），连陷州县，既而又窜回湖广。时熊文灿奉诏督师，一意主抚，献忠遂伪降于文灿，李自成自陕西犯四川，进窥成都，明师来援，自成遁走甘肃。
📌 崇祯十二年（1639），张献忠叛于谷城（今湖北谷城县），明将左良玉击之，大败，明乃逮治熊文灿，以杨嗣昌代之。次年，张献忠入蜀，左良玉追击，大破之。既而良玉与嗣昌不合，不肯尽力，于是献忠之势又盛，四川诸州县俱为所陷；李自成也乘时猖獗，于十四年（1641）攻陷河南（今河南洛阳市）。献忠亦自四川东出，陷襄阳，嗣昌行师至沙市（今湖北沙市），忧惧自杀，明以丁启睿往代，贼势益炽。既而李自成连陷南阳（今河南邓州市）、开封（今河南开封市），河南州县，多为残破；张献忠则为左良玉所败，远窜东南。十六年（1643），李自成陷襄阳，僭号“新顺王”；献忠亦自安徽回陷武昌（今湖北武汉武昌区），称“西王”。不久，武昌为左良玉克复，献忠乃窜扰湖南、江西。李自成自襄阳攻潼关，孙传庭战死，西安不守。次年，自成建国号曰顺，改元永昌；张献忠则复入四川，自称大西国王。这时洪承畴早为清人所俘，山海关外之地，全部沦陷，而流寇的势力，已非明室所能抵御。就在这一年，流寇攻陷北京，清人也接着入关。
📌 兵退数十里。皇太极因纵反间，谓与崇焕有密约，朝臣遂诬崇焕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思宗惑之，下崇焕于狱。阉党高捷、袁弘勋等，又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指毛文龙）二事为崇焕罪，竭力攻击。次年，满兵退去，明遂磔崇焕于市。满人的劲敌既除，其后遂屡次入犯，明的边防，完全失去作用。
📌 崇祯十一年（1638），清太宗以多尔衮（太宗弟）、岳托分道侵明，自率大军赴山海关。多尔衮等进窥畿辅，凡下四十八城，卢象升督师迎敌，战死于巨鹿（今河北巨鹿县）。太宗一路，则为祖大寿所败，未能得逞。次年，清军南下，攻入山东境，陷十六县，然后退去。清军退后，竭力图山海关外诸城。以宁锦守备甚严，乃采长期围困的战略。十三年（1640），清兵围锦州，祖大寿坚守不屈。次年，明经略洪承畴派吴三桂等八大将援锦州，结果失败；承畴坚守松山（今辽宁凌海市西南），清太宗自率大军围之。十五年（1642），承畴被擒，所部十三万人整个崩溃。这支军队，是当时明室的最大兵团，也是最后的作战资本，它的瓦解，注定了明室的覆亡。既而承畴降清，其后更为清室经略南疆。接着祖大寿以锦州降清，明乃以吴三桂守宁远，山海关外，只余数城。
📌 十七年（1644），清太宗死，子福临继位，是为清世祖，并改元顺治。世祖年幼，由多尔衮摄政。这时流寇之势又炽，同年，李自成自陕西东进，攻下太原，继而攻下宁武关（在今山西宁武县），连陷大同、宣府及居庸关（今北京昌平区西北）。沿途惟宁武关守将周遇吉战死，余皆望风降贼。三月，自成逼京师，太监曹化淳启城门纳之，京师遂陷，思宗登煤山自缢死，后妃亦皆自尽，大学士范景文以下，死者数十人。历史上的明朝，便结束在这一年，但这一年又是历史上的清朝的开始。明朝的亡，思宗不能不负责任，但他的壮烈殉国，又引起后世的无限同情。
📌 当李自成进逼北京时，思宗急诏吴三桂入援。三桂率师自宁远入关，行至丰润（今河北丰润县），而京师已陷，遂顿兵山海关，观望形势。李自成执三桂父襄，令作书招之，三桂欲降。既而听说爱姬陈沅（又名圆圆）为贼所掠，怒而据关固守。自成亲率十余万人攻关，三桂惧，乞救于清，约以合兵灭贼，事成后定有厚报。是时多尔衮方督军于关外，闻讯偕洪承畴急驰而进。清兵至关后，以吴三桂先驱试敌，与贼激战良久，清兵乘势冲突，贼军大败。自成逃回京师，先称帝于明宫中，然后挟太子西走。清军获胜后，多尔衮封吴三桂为平西王，三桂遂变成清国的臣僚。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清兵入京师。六月，清世祖入关，遂定鼎于北京。清人虽然占据了明的首都，但流寇未灭，而南方又拥立明宗室，与清抗衡，尚须清室用长时间加以收拾
📌 顺治二年（1645），多铎等攻破潼关，自成弃西安，逃往湖北。清室命多铎移师征江南，而以阿济格、吴三桂追讨余寇。自成至武昌，部众尚有五十余万，但不久为清兵所迫，部众星散，自成率十余骑逃至九宫山（今湖北通山县南），为乡民所杀。张献忠自入四川后，即大肆屠杀，川中百姓几乎被他杀光。次年，他焚毁成都，率众北走，谋窥西安。是时清肃亲王豪格方定汉中，献忠部将刘进忠降清，为清军向导；清军与献忠遇于西充（今四川西充县），献忠为清军射杀，余党溃入川南。至此，猖獗二十年的流寇，大体平定。
📌 崇祯十七年（即顺治元年，1644）三月北京陷落后，明福王由崧（神宗孙，福王常洵子），避难至淮安（今江苏淮安市），因凤阳总督马士英等的拥戴，于五月即位于南京，并于次年改元弘光。
📌 十八年（1661），吴三桂率师攻缅，缅人执桂王送三桂军前。康熙元年（1662），桂王为三桂所害，李定国亦走死于猛腊（今云南思茅市东南）。这时除郑氏据台湾，继续抗清外，明室在中国大陆上的残余势力，业已完全消灭。自福王即位南京，到桂王被害，前后凡十八年，史书把这段时间明室在南方所建的政权，称为“南明”。
📌 清兵入关后，剿灭流贼，征服南方，多赖明降将之力，因此清室最初不惜以高爵厚禄，来笼络他们。清兵初入关，便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及至定鼎北京，以大学士洪承畴督率若干降将，经略南方，又封了一批降将为王，计孔有德为定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他们都是于顺治六年（1649）受封的。
📌 吴与耿尚号称“三藩”，他们同是清室统治下汉人的实力派，他们的辖地，也是清帝国中的特殊势力范围。三藩之中，以吴三桂的兵力最强，也最跋扈。当他进攻桂王时，清廷予以便宜行事之权，云贵的督抚，须听他节制。他并且可以自由委任文武官员，不受吏兵两部的调度，号称“西选”；用财也不受户部的稽核。他夙有野心，镇云南后，便积极扩充实力，内则开矿榷盐，广征关市之税；外则通使联络西藏的达赖喇嘛，购买蒙古及西番名马，并与耿尚二藩相交通，互为声援。同时他驭下得法，兵民对他都甚亲附，因此势力日张，颇为清廷侧目。顺治十八年（1661），清世祖死，太子玄烨继位，是为圣祖，年仅八岁。圣祖初年，清室对三藩仍采羁縻政策；直至圣祖成年，才决心改正这种局面，因而有撤藩之举，激起了为时八年的“三藩之乱”。
📌 圣祖康熙十年（1671），可喜有疾，请令长子代理军事，清室从之。十二年（1673），可喜因为之信所制，上书请归老辽东，清室又许其撤藩。这时耿继茂已死，子精忠袭爵，与吴三桂均不自安，也疏请撤藩，以探朝旨。当时朝臣多恐撤藩激起事变，惟户部尚书米思翰等力请徙藩。圣祖本人，也决心加以整顿，因此特允三桂、精忠之请，徙藩于山海关外。同年冬，吴三桂反，以复明为号召，数月之间，贵州、四川、湖南、广西等地，皆叛应三桂。次年，耿精忠亦反，陷福建全境，惟尚可喜犹为清守。
📌 康熙十五年（1676），尚之信亦叛，三桂的声势益震。清以大学士图海率军讨王辅臣，辅臣穷蹙乞降，陕甘全定。江西的清兵，也连克要地，三桂在湖南与清军相持，无以取胜，败象渐露。而耿精忠与台湾郑经（成功子）交恶，经遣师攻福建，精忠无法兼顾，于是渐东、江西之师，均告挫败，福建又多入于郑氏。精忠知大势已去，遂降清。次年，郑经退守厦门，福建复为清所有。既而尚之信亦降，广东平定，尚可喜则于之信降清后不久死去。至此三藩之中，只剩吴三桂犹倔强于湖南，他虽据有湖南、云南、贵州及四川、广西的一部，但在清大军的重压下，已没有北伐中原的能力。
📌 吴三桂势既不振，乃思称帝以维系人心。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他称帝于衡州（今湖南衡阳市），国号曰周，并颁布新历，举行乡试，以为号召。八月，三桂病死，其孙世璠继立。世璠退居贵阳（今贵州贵阳市），兵势益衰。次年，清军攻湖南，连下长沙、衡阳等要地。其时三桂从孙世琮守广西，清军攻之，世琮战死。十九年（1680），清将赵良栋等略定四川，清军分别自湖南攻贵州，自广西攻云南；吴世璠自贵阳奔云南，贵州遂为清军收复。次年，清大军会于曲靖（今云南曲靖市），进逼云南城（今云南昆明市）。世璠遣将出战不胜，调川南军队入援，而赵良栋亦跟踪而至。世璠以援绝自杀，四川、贵州、云南皆定，总计这场乱事，前后达八年之久。耿精忠、尚之信虽已降清，但不甚听驱遣，圣祖乃召他们至京师。之信于十九年赐死，精忠则于二十一年（1682）伏诛，于是三藩完全消灭。
📌 这时除了台湾郑氏犹抗清不屈外，整个中国本部，都为清室所直接统治，其政权也较前大见稳固。此后不久，清室又吞灭了台湾的郑氏。
📌 台湾自为郑成功所据，至克塽前后凡二十三年而亡。清定台湾后，以其地置台湾府及诸罗（今台湾嘉义市）、台湾（今台湾台南市）、凤山（今台湾高雄及屏东县）三县，并于澎湖设厅，驻军守之。台湾平定后，沿海居民虽复理旧业，但犹禁商舶出洋。施琅屡请解禁，荷兰及其他西洋各国商人，也纷请互市，于是海禁始开。
📌 这里所说的清朝前期，是指清世祖初年，经圣祖、世宗，直至高宗末年的一段时间，共一百五十二年。除去世祖一代的十八年，圣祖、世宗、高宗三朝的一百三十四年，是清朝的盛世。这自然是个大致的分法，因为圣祖初年，国内尚未完全平靖，而高宗末年，国内已渐有乱象。但这三朝至少有一百年以上，是富强治安的。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汉唐盛世，可以与之媲美。圣祖的年号曰康熙，世宗的年号曰雍正，高宗的年号曰乾隆，因此史书又称这段时间为“康雍乾时代”。
📌 中国历史上促成改朝换代的内在因素，不外四端，即：外戚、宦官、权臣和藩镇，但满人能使这四种因素的危险性，减到最低的程度。对外方面，在清的前期，曾建立多次彪炳的武功，对边疆民族也能施以有效的统治。但满族也有它的缺点，它缺乏创造力，一味吸收汉人的文化，结果沾染了汉人的性格，成为汉化的极端崇拜者。清代后期，遇见西洋的强国，但它仍以中国传统对待外族的办法，来对待西洋人，而且几乎毫无变通，虽屡遭败创而不悟。因此它的政权，终于在内忧外患中倾覆，甚至整个满族，几乎完全与汉人同化。
📌 、举行科举，以笼络汉族的士人。考试办法，仍沿用明代的“八股文”，使士子的精力，消耗于空洞形式的文体及口头禅中，而无暇想到其他。三、对于汉人百姓，也做了几件收买人心的事，如废除明末的苛捐杂税，撤销东西厂、锦衣卫一类的特务机关等。
📌 入关后，南方的文人书生，愤极而起兵者，比比皆是。南明颠覆后，明朝的遗老如顾炎武、黄宗羲等，都力谋恢复，屡次企图举兵，但因清廷防范严密，皆无所成。此外一般文人，多喜结盟社，把民族的悲哀，寄托于诗文的吟咏，这类文社遍于东南，以复社最为有名，其分子有许多是明末的东林党人。
📌 圣祖有子三十五人，长子胤禔，但非嫡出；次子胤礽为嫡出，因而得立为皇太子。胤礽性情暴戾，所为多不法。康熙四十七年（1708），圣祖下诏废之，并幽禁于宫中。此后诸王多营求为太子，尤以胤禔及胤禩（圣祖第八子）图谋最力。圣祖以诸子纷争，乃于次年复立胤礽，但胤礽顽恶如故，又于五十一年（1712）废之，从此储位虚悬。六十一年（1722），圣祖死，四子胤祯继位，是为世宗。世宗的继统，传说是用非法手段取得的，宫廷隐秘，现已无法究其真相。但世宗为皇子时，即与大臣隆科多等相结，与胤禩等暗斗甚烈。即位后，胤禩及其同党胤禟（圣祖第九子），皆因罪削去宗籍，加以幽禁，旋即死去（传为世宗所害）。世宗并更胤禩、胤禟名为“阿其那”、“塞思黑”（猪、狗之意），以示不齿于人类。
📌 嗣庭曾为江西考官，考试出题为“维民所止”，世宗以“维止”二字，暗射“雍正无头”，因而杀之。
📌 高宗高压政策的要点，是对朝臣恣意摧辱，使臣下丧失自尊心，务使其绝对成为君主的奴才而后已。清代朝臣的地位，还较明代为低。明代臣僚朝见皇帝，不过四拜或五拜；清则必须三跪九叩首。明代大臣奏对，尚可侍立，清则官无论大小，奏对时必须下跪。明代皇帝对六部首长的答诏，均称为“卿”；清则一律称之为“尔”。
📌 高宗修《四库全书》的另一目的，是借修书的机会，大规模的搜求遗书，以根绝汉人的排满思想。修书的十年间，先后销毁违碍的书籍共五百八十三种，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二卷。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其中不但对有关明清之际的事实，任意窜改，甚至关涉辽金元史事的记载，也多所删削。
📌 白莲教的叛乱又起。明熹宗时，曾有白莲教徐鸿儒之乱，虽经平定，但其党徒仍秘密传教。乾隆四十年（1775），白莲教首领安徽刘松被捕，其党刘之协、宋之清等，分赴四川湖北等省传教，煽动百姓，准备乘机起事。五十八年（1793）事觉，其党全被捕获，惟刘之协逃逸。清廷严缉之协，河南、湖北等省，按户搜缉，各地汹汹者数岁。六十一年（1796）正月，高宗禅位于皇子颙琰，自为太上皇。颙琰即位，是为仁宗，并改元嘉庆。就在这一年，湖北荆州（今湖北江陵县）、宜昌（今湖北宜昌市）一带的白莲教徒，公开叛变。满洲的旗兵，因累世养尊处优，渐流于骄奢颓靡，早已于三藩之乱时，失去战斗力；其后汉人组成的绿营代之而兴，至此也渐趋腐败。乱事一起，军队毫无削平的能力，战争动辄蔓延数省。乾隆以后，清帝国便在一连串的内乱下，步入衰运。
📌 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突击漠北，喀尔喀三部，同时溃散，奔至漠南，于是漠北亦为噶尔丹所有。二十九年（1690），噶尔丹复率兵南侵，圣祖亲征败之。其后圣祖又于三十五及三十六年（1696～1697），两度亲征漠北，噶尔丹兵败自杀，阿尔泰山以东皆平，喀尔喀三部均还旧地。
📌 元室崇奉喇嘛教，赋予喇嘛对吐蕃的统治权，于是吐蕃成政教合一的国家。元时，吐蕃又称乌斯藏（乌斯指今宁静山以西的拉萨、山南等地，藏指今日喀则地区）。明代乌斯藏一词更为流行，至清始称西藏，其范围除今拉萨、山南、日喀则地区外，尚包括今青海、四川西部雅安地区及日喀则以西的拉达克部（今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东南一带）。元时，于西藏本部设乌斯藏宣慰使司以统之，但事实上西藏的内政是自治的。明代沿袭元代的办法，尊崇其宗教，许其自治。
📌 五十七年（1718），清室命皇子允禵等，统大军入藏，驱逐准部，并迎立青海所拥戴的达赖。世宗初年，置驻藏大臣于拉萨，统兵分驻前后藏，自此西藏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乾隆五十五年（1790），西藏的南邻廓尔喀（今尼泊尔）入侵西藏。五十七年（1792），清以福康安击破之。此后清室禁止藏人与四境交通，并提高驻藏大臣的地位，一切与达赖班禅平等，政务的办理，必须禀命于驻藏大臣。清室对西藏的控制，乃益趋巩固。
📌 清代与中国邻近的诸国中，东方的朝鲜，早于明末臣服于清。其后经康雍乾三世，西北蒙回诸部敉平，中亚诸国，相率通使纳贡。至于南方印度支那半岛的缅甸、暹罗、安南等国，西藏以南的廓尔喀以及东南海中的琉球，也都称臣内属。
📌 三十四年（1769），清军进至缅甸首都阿瓦，但不能取胜，许和而还。不久，缅人又与清抗，当时清室正讨大小金川，无暇南顾。四十一年（1776），金川平，清再命阿桂赴云南，筹划征缅。这时缅甸又乱，并与暹罗交恶，新缅甸王孟云遂遣使入贡。五十五年（1790），清封孟云为缅甸国王，规定十年一贡，自此缅甸遂为中国的藩属。暹罗即今泰国，其地原为罗斛及暹二国。元时，二国常入贡。后罗斛强，并有暹地，遂成暹罗国。明时，暹罗曾入贡。暹罗与缅甸为世仇，清高宗时，暹罗为缅酋孟驳所破，首都陷落，国王被逐。暹罗旧臣郑昭，本广东澄海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起兵驱逐缅人，自立为王，都于曼谷，并遣使来华告捷。其后不久，郑昭死，其婿华策格里嗣位。五十一年（1786），遣使入贡，表称郑华，清封之为暹罗国王，于是暹罗亦为中国的外藩
📌 。安南为今越南地，自秦汉以来，久为中国的领土。唐时曾于其地置安南都护府，安南即由此得名。五代以后，叛服不常。明宣宗时，有黎利者，起兵叛明，建大越国。
📌 廓尔喀即唐代的尼婆罗，今尼泊尔之地。乾隆中，为廓尔喀人所并。其后廓尔喀势力日炽，渐有侵略西藏之意。乾隆五十五年（1790），廓尔喀乘后藏内乱，举兵入寇，班禅等告急于清，高宗遣福康安、海兰察率兵往讨。五十七年（1792），福康安等自青海至后藏，深入敌境。廓尔喀大惧，一面遣使乞降，一面派人至印度，乞援于英人。英军未至，而清军继进，廓尔喀遂降清，从此成为中国的藩属。疏球（今冲绳岛），自明代为中国藩属，定时朝贡。及明亡于清，琉球又受清册封，称琉球国中山王，定二年一贡。此后每当琉球新王即位，清室即派使者前往册封。但琉球自明以后，又与日本交结，实行两面外交，其后日本吞并琉球，即伏机于此。
📌 明末，欧洲人多由海道东来；其由陆路东向发展，渐与中国发生交涉的，则为俄罗斯国。俄人原居东欧，为蒙古所征服。明末，俄人乘蒙古中衰，逐之而复国。其王伊凡四世（Ivan Ⅳ），锐意经营西伯利亚，发展甚速。至清初，俄人已进至黑龙江沿岸，清人称之为罗刹人。顺治八年（1651），俄人在雅克萨河口筑城（城在黑龙江北岸），屡次劫掠黑龙江沿岸诸民族。十五年（1658），俄人又建城于尼布楚河口，以为经营黑龙江上游的根据地。次年俄人为清宁古塔（今黑龙江海林市西南）将军巴海所败，相率逃去，至康熙四年（1665），俄人又集中于雅克萨，积极经营。八年（1669），尼布楚城复为俄人所占，对黑龙江地区蚕食日甚。清室既平三藩，乃积极备战，以御俄人。二十一年（1682），清室命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击俄将于瑷珲（今黑龙江黑河市南）附近，尽俘其众。二十四年（1685），复命都统彭春，水陆并进，直抵雅克萨，俄将不支而降，清兵毁其城而还。既而俄人又于雅克萨复筑新垒。次年，清军又围之。
📌 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以索额图等为使，与俄使费要多罗（Feodor Alexivitch Golovin）会议于尼布楚。同年，和议成，双方订约，是为《尼布楚条约》。条约的要点如下：一、东以外兴安岭，西以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上源之一）为界。二、毁除雅克萨城，所居俄罗斯人民及诸物，尽行撤去。三、凡猎户人等，断不许越界，违则以其人数多寡及情节轻重，分别予以惩处或正法。四、中国所有的俄罗斯人，俄罗斯所有的中国人，不必遣还。五、以后一切行旅，有准令及往来文书者，许其贸易。中俄数十年的纷争，至是始告平息。雍正五年（1727），又与俄订《恰克图条约》，以恰克图（即买卖城）为两国通商之地，许俄商三年一至北京贸易。并划定蒙古与西伯利亚的疆界，西起沙毕纳衣岭（萨彦岭的主脉），东至额尔古纳河，南属中国，北属俄国。至乾隆二年（1737），停北京贸易，集中于恰克图。清并设库伦办事大臣以理之。其后恰克图贸易时开时停，直至五十七年（1792），中俄增订《恰克图续约》五款，始重开互市，于是两国相安无事者垂六十年。
📌 乾隆以后，内乱所以日益扩大，除了政治和军队的腐败，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人口的急遽增加。中国人口，自西汉末年达到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余人，其后各代，大都不及此数。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国人口共有五千九百八十四万八千九百六十四人，始超过汉代。至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更增至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人。但元明的人口，均与汉代相差无多。至清，由于康雍乾三朝长期的安定，人民的繁殖率加速，乾隆五十九年（1794），全国人口竟达三亿一千三百二十余万，较明代激增五倍。国民生产不能追随人口上升的速度，生活遂日益困苦，加以贪官污吏的侵渔，自然容易发生叛乱。至宣宗道光十四年（1834），中国人口开始超过四万万，叛乱也愈来愈大
📌 。最早的反清组织为天地会，陈近南所创，初行于台湾，渐及于闽浙两广及湘赣之地。康熙时，浙东有张念一之乱，台湾有朱一贵之乱。乾隆五十二年（1787），台湾又有林爽文之乱。三人均为天地会党人，虽然都被平定，但党人的活动，始终未完全停止。天地会以外，又有白莲教，本是宋亡以后，忠宋人士所组织的秘密团体。元末，白莲教大盛。明建国后，其党人潜伏于民间者，仍甚众多，每乘政治混浊之际，起而为乱。到清乾隆末年，遂又伺机而起。但白莲教的民族思想，因日久年深，不如天地会的浓厚，影响力也较弱，而清朝末期的几次内部大动乱，莫不直接间接与天地会有关。
📌 嘉庆十八年（1813），京师又有天理教之变。天理教本是白莲教的支裔，原名八卦教，党徒多至数万，以滑县（今河南滑县）李文成、大兴（今北京大兴区）林清为首。大兴邻接京师，林清一面联合文成，一面交结内监，准备乘仁宗幸热河，于是年九月十五日，举兵袭京师。但先期事泄，李文成为滑县知县强克捷逮捕。教徒乃于九月七日聚众三千，攻破滑县，放出文成，直隶及山东各地的教徒，皆同时响应。京师林清的党徒，以太监刘全为内应，于十五日，直攻宫禁，为禁旅击溃；林清潜伏于近畿的黄村，也被捕获。李文成据滑县，清以那彦成讨之，文成兵败自杀。至十二月，滑县始下，教徒被杀者二万余人，乱事乃定。
📌 自明朝中叶（15世纪末）起，欧洲的航海术渐次昌明，各国政府多能奖励航海事业，以葡萄牙政府最为尽力。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葡人发现自欧洲绕非洲南端东航至印度的新航线，遂积极东进，并置印度总督，以经营印度。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葡人略取印度半岛西岸的卧亚（Goa），以为其主要根据地。不久又占领马来半岛的马刺加（Malacca），势力远及苏门答腊、爪哇诸岛。自九年（1514）起，葡人即屡至广东屯门（今广东深圳市西）经商，获利颇厚。十二年（1517），葡印度总督遣使至广东，要求缔约通商，明室不许，但葡人盘踞屯门不去。其后葡人续至者颇多，行为多不法。十六年（1521），明以武力驱逐葡人，既而令弛，葡人来者益增，多居于澳门、泉州及宁波等地。泉州、宁波的葡商，后为当地官民所逐，于是澳门独为葡人远东贸易的要港。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政府在澳门设官置戍，视之为殖民地，明室亦不拒绝，仅收其地租而已。澳门处于这种变相放弃的态势下，直至清宣宗时，没有变更
📌 英人的东方拓殖事业，与荷兰同时。英国自万历十六年（1588）歼灭西班牙无敌舰队后，海上的势力骤增。二十八年（1600），伦敦商人组成东印度公司，与荷商竞争，并经略印度，屡败葡人。思宗崇祯十年（1637），英舰队至澳门，要求互市，葡人不纳；英人继与广东地方官吏交涉，亦因葡人挑拨，未得要领。于是英舰进攻虎门（在今广东东莞市西南珠江口），结果炮台被陷，明官不得已允其在广州贸易。既而明室倾覆，清室严禁通海，外国贸易因而中辍。及至台湾平定，清室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设海关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等地，欧洲诸国，相继通市。但清室对海上贸易，采取一贯的压制政策。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室对外商务，集中于广州一港，以为惟一合法的贸易口岸，其后相沿不变。当时广东的国际贸易，为“公行”所垄断。公行制度始于康熙末年，为中国商人组成的团体，专门负责办理中国官吏与外商间的事情，并有管理外商之权。而官府于海关正税外，又需索规费；限制外商的条例，又非常严厉，例如夷商只许居于广州城外的商馆，不准乘轿等。
📌 鸦片于唐德宗时即经大食商人输入中国，但最初只当药用，以之治疗胃疾。至明神宗时，葡商又从印度输入，国人才有吸食的风气。清世宗时，一度禁吸鸦片，其后禁令渐弛。至乾隆末，英人以印度盛产鸦片，遂尽量输入中国，于是吸食者愈众。仁宗即位后，重申禁令，严禁鸦片入口，但沿海奸商与英商勾结，秘密转销，其输入额反而增加。清初，鸦片输入每年不过二百箱左右，到道光中叶，竟增至二万八千余箱。而中国白银之出口，也日益增加。宣宗道光初，广东海口每年漏银数百万两，至道光中叶，每年漏卮达三千余万两，因之内地银荒日甚。清室听从朝臣黄爵滋等的奏请，严禁人民吸食，并于道光十八年（1838），以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 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至广州，迫令英商交出鸦片二万余箱，悉数焚毁；并令各国商船，出具甘结，言明嗣后如挟带鸦片，船货充公，人即正法。葡、美诸国商人，都签字具结，惟英国不肯，则徐乃下令断绝英商的供给，义律及英商，全撤至澳门。同年，又因英水手殴死中国村民林维喜，义津不肯交出凶犯，则徐乃驱逐英人离澳门，义律及英商漂泊海上。次年，英政府遣陆军四千人，船舰数十艘，由懿律（George Elliot）率领东来。英军至广东，则徐严加戒备，英军遂北上陷定海，继进至大沽河口，与直隶总督琦善交涉。琦善竭力主抚，宣宗乃革林则徐职，派伊里布赴浙江与英人商议休战，琦善赴广东进行和议。琦善至粤后，尽撤守备，许赔偿英人烟价六百万元。英人更要求割让香港，琦善拒绝，英又发兵进攻，琦善不得已应允。宣宗闻讯大怒，革琦善职。二十一年（1841），清命奕山、隆文、杨芳率兵赴广东进剿。英军乘清军未至，先陷虎门炮台。奕山继至，为英军所败，英军遂攻广州。奕山求和，先偿军费六百万元，割让香港事，允于异日协商，英军始退。
📌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中英在南京的和议告成，订立条约，凡十三款，其重要者有：一、中国政府赔款二千一百万元，限四年交清。二、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港口，许英人自由居住贸易，英国并得派领事居住其地。三、香港永远让与英国。四、废止行商制度。五、中国公布公平的税率，贩入内地的英货，不得加税。六、两国公文往来，均用平等格式。次年九月，又在虎门订立《善后条约》，其重要条款，包括协定关税与最惠国待遇（中国如有新惠施于各国，英国亦得分沾），对于鸦片禁革问题，反一字不提。英人恣意输入，烟毒遂日益弥漫。
📌 太平天国是清文宗时代汉人洪秀全在南方所建立的反清政权，持续达十五年，战祸遍十八省，是有清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内乱，也是白莲教以外另一次以宗教迷信号召群众的抗清运动。秀全，广东花县人，家世务农。道光中，曾应广州府考，屡试不中，甚为愤恨。他在广州时，曾听西洋教士讲道，颇受影响，归而创立上帝会。他自以为是上帝次子，以耶稣为天兄，除上帝外，不拜他神，其教义虽渊源于基督教，但渗杂许多个人的曲解。
📌 道光三十年（1850），秀全起事于桂平县的金田村，部众皆蓄长发，服明代衣冠。清廷以赛尚阿督向荣、乌兰泰诸将进剿，屡为秀全所败。同年，宣宗死，子奕詝立，是为文宗。文宗咸丰元年（1851），秀全陷永安（今广西蒙山县），建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封杨秀清等为王，次者为丞相、军师。清军围攻永安历久不下。次年，秀全等溃围北走，突入湖南，攻陷岳州（今湖南岳阳市）；继而连取汉阳、武昌（旋为清军收复），沿江东下。三年（1853），太平军陷江宁（今江苏南京市），改称天京，定为国都。遂即定立官制，并以基督教义，教育人民，以巩固其对新政权的信仰。其土地制度和经济政策，以公有为原则，按人口分配，剩余的财物归公。其他政令比较可称述的，有下列数端：一、男女平等，禁止贩奴、蓄妾、卖娼、缠足等陋俗。女子得参加考试，出任官吏。二、禁吸鸦片，违者处死。三、鳏寡孤独及幼弱者，由国家维持其生活。
📌 这时八旗满兵，腐败已久，绿营汉军，也不可恃，因此清廷一面派兵进剿，一面下诏奖励各省，举办团练。太平军初起时，湖南新宁人江忠源率湘勇助战，屡立军功。至此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也以在籍侍郎，在长沙督办团练，并练水军，号称“湘军”。咸丰四年（1854），国藩进军湖北，攻入武汉，进围九江，为太平军所败。次年，太平军又陷武汉，但就是这一年，北伐的太平军，为清将僧格林沁所破，全军覆没。六年（1856），江南江北两大营，先后为太平军击溃。但接着天国诸王内讧，清将胡林翼遂得收复武汉，曾国藩也尽复江西州县。林翼坐镇武昌，筹划饷源，曾国藩等赖其支援，军势始盛。太平军初起，以推翻清廷，解救人民为号召，百姓附之者甚众；各国对之也表同情，因而严守中立。但他们的政权，神权的色彩太浓，若干行动，如天父天兄下凡等，过分荒诞，而其排斥儒家经典，尤为崇拜中国传统文化的士大夫阶级所不能忍受。至于焚毁庙宇神像，也同样激起民众的不满。曾国藩起兵时所发布的檄文，即以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毁坏庙宇，为太平军的重大罪行，可以看出当时一般人反对太平军的主要原因。再加上后来太平军的焚杀劫掠，而致国人的恶感日深，外人也不予同情。又因诸王争权，发生内讧，遂促成太平军的衰败
📌 十年（1860），李秀成又攻破江南大营，进克常州（今江苏常州武进区）、苏州（今江苏苏州市）等要地，声势大振。清廷以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全力进讨。安庆（今安徽安庆市）为太平军重要据点，湘军自克武汉，屡次图取安庆不成。次年，曾国荃（国藩弟）克安庆，进围南京。李秀成自江西转趋浙江，击下杭州，并遣兵攻上海。清乃以左宗棠抚浙，命李鸿章召募淮勇，以图规复。同年，文宗死，子载淳立，是为穆宗。
📌 三年（1864），左宗棠定浙江，李鸿章克常州。同年六月，曾国荃攻下南京，太平军死者十余万。洪秀全先已自杀，其子福瑱及李秀成逃走，均被擒获。次年，闽粤太平军余党悉平，太平天国至此灭亡。
📌 咸丰二年（1852），徐广缙他调，叶名琛升任总督，照例以顽强傲慢的态度，处理外交事务。英人对名琛极感不满，每思借端起衅。这时中国的不法商船，多悬挂英旗，以借其庇护。六年（1856），有亚罗（Arrow）号悬英旗入口，巡河水师疑为奸民，登船大索，并拔下英旗，捕去水手十余人。船主诉于英领事巴夏理（Harry S. Parkes），英人提出抗议，要求放还水手，向英道歉，并担保以后尊重英旗。叶名琛虽遣还水手，但不道歉，于是英军炮击黄埔炮台，攻陷广州，既而因兵数过少，又未奉政府命令，自动退出。英军既撤，粤民遂纵火焚毁美、法、英各国商馆，以泄其愤。英廷闻讯，决意诉诸武力。而法帝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正思扩张势力于东方，又以广西西林县发生戕杀法教士事，遂于次年与英国组织联军，相继东来。英使率军至香港，致书叶名琛，要求会商赔款，改订商约，否则以兵戎相见，名琛不覆。英使俟法军至，联合进逼广州，名琛毫无准备，广州迅即陷落，名琛被俘。八年（1858），英法联合俄美，向清廷提出照会，要求修约；未得要领，联军舰队遂北上，攻陷大沽炮台。清廷不得已，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驰往天津，与英法会商，遂即订立条约，是为《天津条约》。其中有关英国的条款，共计五十六款
📌 咸丰九年（1859），英法美三国使节率舰队赴北京换约，道经大沽，与守军发生冲突，清军开炮击沉数舰，英法兵死者数百人。十年，英法再组联军，先占定海，继陷大沽炮台，进据天津。文宗遣桂良赴津议和，亦无结果。八月，联军入北京，文宗逃往热河（今河北东北部、辽宁西南部及内蒙古东南部地）。九月，联军焚毁北京西郊的清室行宫圆明园，珍物洗劫一空。清派恭亲王奕（文宗弟）与联军议和，同月，双方重订和约，是为《北京条约》。其内容除《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外，续增要款如下：一、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二、割九龙司地一部与英。三、设使馆于北京。四、准许法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房屋。四、改增英法军费各八百万两。于是英法联军，退出北京。
📌 鸦片战争后，俄国也积极向中国展开侵略。道光末，俄皇尼古拉一世（Nicolas Ⅰ）以木里裴岳辐（Muravief）为东部西伯利亚总督，经营东方，于黑龙江口建尼古拉福斯克（Nicolaievsk）城，为海军根据地。咸丰初，俄以中国内乱，乘机在黑龙江北岸乌苏里江口大事殖民。清廷遣使诘责无效，遂于咸丰八年（1858）派黑龙江将军奕山，与木里裴岳辐会于瑷珲，勘定界限，订立《瑷珲条约》
📌 清室遂于咸丰十年（1860）与俄订《北京条约》，承认割地。结果近百万方公里的土地，为俄占去，从此东北边务，危机日增。
📌 其后法人发现红河（即富良江）可通云南，遂逼越南政府开放红河。这时中国太平余党刘永福率众数万人入越寄居，号黑旗军，法人北进，为永福所败。同治十三年（1874），法胁越南缔约，法以承认越南为独立国，换取越南外交商务诸权利以及南部土地的正式割让。其后越南不堪法人压迫，求中国保护，并引黑旗军，猛攻法军。法人借口越南背约，于光绪八年（1882），攻占越都顺化。次年，法越言和，越南沦为法保护国。清廷闻讯，一面进兵镇南关（今广西凭祥市西南），以助刘永福，一面命驻法公使曾纪泽提出抗议。十年（1884），中法在北越发生冲突，清军略退。清命李鸿章与法国订约于天津，承认越南归法国保护。
📌 缅甸与印度接壤，时生纠纷，而英国自据印度后，更谋侵略缅甸。道光初，英军攻占缅甸仰光，缅甸割地以和。至咸丰初，缅甸南部，全为英人占领。光绪十年（1884），缅王与法订同盟条约以抗英，并许法以土地，英人得知，侵缅之谋益急。次年，英乘法有事于越南，大举攻缅，缅王不支而降。十二年（1886），英占缅甸全境。清廷抗议无效，遂与英订约，承认英在缅甸有最高主权，而英人仅许代缅甸入贡，缅甸遂亡于英。其后因滇缅划界，中国又丧失不少土地。自越南、缅甸相继灭亡后，暹罗介于两大之间，处境甚危。其王目击时艰，乃变法图强，整刷军政。英法为避免冲突，也思以暹罗为缓冲地带。光绪十九年（1893），英法订约，以湄公河上游为中立地区，彼此不得侵犯，并承认暹罗为独立国，双方均不得在其国谋求特别权利。从此暹罗也与中国脱离宗属关系，不复为中国藩部。自中国南方藩属相继丧失后，东方的琉球、朝鲜，也为日本所夺。清廷与日本，素无国交。同治六年（1867），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后，锐意维新。十年（1871），日本遣使与清修好，并订约通商。琉球虽久为中国藩属，但亦兼事日本，日本遂以藩属视之。同年，琉球人数十，航海遇风，漂流至台湾，为土人所杀。十二年（1873），日本遣使向清廷抗议，清廷拒绝处理。次年，日本出兵台湾，声言惩治生番，清廷亦派舰赴台，以为防备。既而因英使调停，达成协议，由中国偿银五十万两，等于承认琉球为日本的藩属。光绪五年（1879），日本遂并吞琉球，改为冲绳县。
📌 光绪二十年（即甲午年，1894），朝鲜又有内乱，向清乞援。清遣军至朝鲜，日本亦派大军前往。乱平后，日军仍不肯撤退，双方相持，形势日紧。同年七月，日军约两万人突击清军于牙山（在今韩国忠清南道北部），牙山清军叶志超部约三千人，众寡不敌，死伤数百，叶遂率残部走平壤，汉城以南之地，全为日有。八月一日，两国同时宣战。日军继攻平壤，时平壤一带清军约一万五千人，而进攻的日军则在四万人以上。九月，日军陷平壤，清将左宝贵战死，清军遂退出朝鲜。既而清海军舰队大败于大东沟（今辽宁东港市），提督丁汝昌率余舰退守威海卫。日陆军继渡鸭绿江，连陷大连、旅顺。次年二月，日海军进攻威海卫，丁汝昌自杀，舰队全覆。日陆军复乘胜西攻，尽陷辽河以东之地；海军则南陷澎湖，威胁台湾。清廷不得已，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同年四月，与日订约于马关。其重要条款如下：一、中国承认朝鲜为独立自主之国。二、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三、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与日本。四、开苏州、杭州、沙市、重庆为通商口岸。五、日本得于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制造货物。《马关条约》缔结后，俄国以辽东半岛如归日有，则其东进政策，必受阻碍，因而邀同德、法两国，出面干涉，迫日将辽东退还中国，俄国且准备与日一战。日本不得已，允退还辽东，但中国须增赔款银三千万两。台湾则因台人不愿属日，建“台湾民主国”，推巡抚唐景崧为总统，以抗日本。既而日军来攻，五月，日军陷基隆，景崧潜逃至厦门。刘永福守台南，也战败内渡。十月，战事结束，台湾遂为日本所有
📌 由于列强纷纷在中国租借军港，划定势力范围，不特中国面临瓜分之祸，国际间的危机也日益增加。美国以列强在华的竞争，妨碍商业的进展，因而有“中国门户开放”的主张。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向英、俄、德、法、日、意等国提出照会，主张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并维持各国势力范围内的中国主权。其原则分三点：一、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或租借地，以及所有的既得权利，均互不干涉。二、各国势力范围内的港口，不论何国货物入口，均由中国政府按照现行税率征税。三、各国势力范围内的港湾铁路，对他国船舶及货物所征的入港费及运费，不得较向其本国船货所征者为高。各国为保持其在华权益，相继表示赞同，中国在这种列强的均势政策之下，才免去遭受瓜分的命运。
📌 清穆宗即位时，年仅六岁，尊母后钮姑禄氏（文宗后）为慈安皇太后，生母那拉氏（文宗妃）为慈禧皇太后，共同听政。慈禧才力颇优，政务多由其裁决，到同治十一年（1872），才归政于穆宗。穆宗亲政二年而死，慈禧想久专政权，乃立醇亲王奕譞（文宗弟）子载湉为帝，是为德宗，年仅四岁。于是两宫再度垂帘。光绪七年（1881），慈安死，慈禧独掌大政，同治一朝，号称“中兴”，实则政治并无重大的改进。至此，吏治日益腐败，而慈禧本人也渐趋骄奢，兴建颐和园，专图享乐。她并宠信宦官李莲英，以致小人竞进，货赂公行。十三年（1887），她归政于德宗，但实际仍干涉朝政，时常予以掣肘。
📌 到光绪初，中国才有正式的驻外使节。军备方面，清廷曾于太平军之役期间，购买新式武器及轮船，以供军用，曾国藩、李鸿章遂有意仿造。四年（1865），设立江南制造总局于上海，制造枪炮；其后并造轮船，且附有译书局。次年，左宗棠于福建设马尾船政局，制造轮船，亦附设学堂，教习驾驶及制造等。十年（1871），曾等又纳容闳的建议，奏派幼童赴美留学，学习军政、船政及制造等科。其后直至光绪二十年（1894），矿务局、织布局、电报局以及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相继开办，铁路也开始铺设。海军衙门和南洋、北洋等舰队，也在这段时期内成立。曾李的筹办“洋务”，在当时颇为一般守旧大臣所反对，幸执政大臣文祥及恭亲王奕䜣等力予赞助，始得顺利进行。但当时的风气，知识分子仍迷恋于八股举业，不特守旧者仇视西学，即使提昌新政的人，对于西洋文明，也无充分的认识。因此他们只知仿造西洋的船炮，而极少注意到西洋的政治及教育制度，以求根本的改革。及至甲午一战，为后起的小国日本所败，若干士大夫，始知非革新政治不足以图存。德宗也以外患日亟，决心变法。由于新旧两派人士的冲突，遂酿成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政变”。
📌 二十三年（1897），有为复至京师，又上书德宗，主张取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并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德宗决计变法，于次年召见有为，命其在总理衙门行走，策划新政。慈禧于同治及光绪初年，本赞成革新，归政以后，号令不由己出，转而厌恶变法。而守旧大臣如荣禄、刚毅等，均依恃太后，竭力反对，于是慈禧首先逼帝免翁同龢官。但德宗变政之心，益加勇决，他以梁启超主持译书局事务，并命新党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为四品卿，参与新政。慈禧及守旧党，更为愤恨。
📌 这时荣禄为直隶总督，慈禧与之密谋废立。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时练兵于天津附近的小站，平日言论，颇倾向革新。德宗乃擢升袁世凯为侍郎，专责练兵，欲以夺荣禄之权。谭嗣同复与袁世凯联络，请其以兵力保护德宗，世凯密告荣禄，荣禄遂自天津来京上变，谓新党将不利于太后。慈禧大怒，遂于同年八月，三度临朝听政。她幽囚德宗，捕杀新党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有为弟）六人，朝臣因与新党有关而遭禁锢谪戍或降革的，达数十人。康有为、梁启超闻讯先逃，亡命海外。其后不久，一切新政，全被慈禧取消，革新运动完全失败，而清廷的反动，也益趋激烈。
📌 同治九年（1870），天津居民，聚众焚毁教堂，杀伤教民数十人，并殴死法国领事。清廷命曾国藩查办，捕杀凶犯多人，府县官亦交刑部议罪，并为修复教堂，但法人仍不满意。清廷以李鸿章继续交涉，适值普法战起，此案始得解决，这是同治时代最大的一次教案。
📌 拳乱指义和团发动的乱事，这种组织起源于山东，原是白莲教的余孽。它本来是反清的，但因痛恨外人，遂以“扶清灭洋”为号召。它的分子，日以练拳降神为务，自谓不畏枪炮，因此又称“拳民”。
📌 慈禧乃召之入京，拳民至者数万人。于是拆毁铁路电线，焚毁教堂，杀害教士教民，京师陷入极端的混乱与恐布中。清廷并召原驻京郊的甘肃提督董福祥军入京，与义和团合势，嚣张益甚。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及德公使克林德（Ketteler），相继被杀。五月，英、法、德、日、俄、奥、意、美八国，组成联军，攻陷大沽炮台，继向北京推进，以营救其使节。同月，慈禧下令与各国宣战，命董军与义和团围攻使馆，并令各省搜杀洋人，朝臣许景澄、袁昶，均以力谏而死。于是直隶、山西、东三省、内蒙古等地的官民，纷起仇教，屠戮甚惨。惟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等，均不奉乱命，形成东南自保之局。联军陷大沽后，继取天津，于七月攻入北京，慈禧与德宗出奔西安。联军继陷山海关、保定、张家口等地，所至焚杀，惟东南各省，未被兵祸。清廷以李鸿章及庆亲王奕劻为全权代表，向各国求和。外人要求先惩罪魁，清廷从之，肇祸诸人，或流或杀。光绪二十七年（即辛丑年，1901年）七月，和议告成，是为《辛丑和约》。
📌 拳乱既起，黑龙江将军寿山，奉旨驱逐外人，率兵攻入俄境，为俄军所败。俄乘势派大军南下，以保护东清铁路为名，占领东三省全境。《辛丑和约》订立后，俄拒不撤兵，迫胁中国另订特约，结果引起英、美与日本的不满。于是英日结为同盟，以俄为假想敌，美国也出面干涉。俄国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尽撤东三省驻军，及期，俄不遵约，反向清廷提出新要求，并积极图谋朝鲜。日本交涉无效，遂对俄宣战。次年，两国于东三省境内鏖战，清廷宣布中立。结果俄军大败，辽阳、奉天（今辽宁沈阳市）、旅顺相继失陷，海军舰队亦告覆没。
📌 日俄战后，长春以南，尽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俄国遂积极经营长春以北的地区。日俄虽有深仇，但为防止第三国侵入东北，乃成立谅解。宣统二年（1910），日俄签定协约，约定满洲现况如遇危险，二国随时商议必要的办法。此外并订密约，相互承认维持两国的势力范围。同年，日韩合并，东北局势，益形危急。
📌 甲午之战以后，国人逐渐了解，欲挽救中国的危亡，非仅船坚炮利即可济事，而必须谋求政治的基本改革。这种政治改革论者，可分君宪和革命两派。前者的代表人物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希望以君主立宪的手段，达到改良政治的目的。戊戌政变后，康、梁亡命海外，仍保持这种见解。革命派的领导者则为孙文，他认为中国政治的病根为君主专制，而清政府已至不可救药的地步，非根本推翻君主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无法挽救中国的命运。
📌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起，他北走天津，上书李鸿章，条陈救国大计，鸿章拒而不纳。遂转赴檀香山，与同志组织兴中会。次年，设兴中会总机关于香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并谋袭取广州，因事泄为清吏破获，同志被逮捕及杀害者数十人。其后他周游日本、檀香山及美国，沿途联络华侨，倡导革命。
📌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山先生自日本赴美。次年，转赴欧洲，宣传革命，留学生加盟者渐多。三十一年（1905），返回日本，与黄兴等组织中国同盟会于东京，定立中华民国的名称。同年，创办《民报》，正式揭出“三民主义”，并分遣同志，回国工作。革命势力，逐渐弥漫于全国，各地举义者，此仆彼起。三十三年（1907），中山先生至越南，遣黄兴等返国，策动革命。党人于两广云南，数次举兵，均告失败。宣统二年（1910），倪映典、胡汉民、朱执信等，策动广州新军举事，结果失败。次年三月二十九日，黄兴率同志于广州发难，进攻总督署，又为清军所败。此役党人战死者甚多，姓名可考者七十二人。但此时清廷大势已去，终于在这年秋天，为革命势力所推翻。
📌 三十四年（1908），清室宣布九年预备立宪期限。同年，德宗及慈禧太后先后病死，由醇亲王载澧（德宗弟）之子溥仪入嗣，年仅三岁，载澧以摄政王监国。宣统元年（1909），各省谘议局成立。次年，设立资政院，由清廷遴选宗室王公百余人为议员。又因各省代表请愿，把九年的预备期限缩短为五年，但事实上满族亲贵，绝无放弃垄断朝权的意思。三年（1911）四月，清廷颁布内阁官制，国家大权仍操诸皇帝，而内阁十三大臣中，满族竟占八人，其中五人更系皇族。至此清室的伪装立宪，大白于世，而革命运动，益无法遏止。
📌 清廷闻变，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并以袁旧部冯国璋、段祺瑞统军南下，击败革命军，连复汉口、汉阳。但各省响应革命，相继宣布独立，清廷仅拥有直隶、河南、吉林、黑龙江数省。清廷不得已下诏罪己，宣言开放党禁，实施宪政。由资政院制定宪法信条，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载澧退位，于是清室大权，落于袁世凯手中。十月，世凯派唐绍仪与革命军代表伍廷芳议和于上海，革命军坚持改建共和政体。各省代表并议决组设临时政府于南京。十一月，中山先生自欧洲返国，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同月十三日，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于南京；改用阳历，以是日为民国元年一月一日。既而黎元洪当选为临时副总统，并成立临时参议院，起草约法。清室见大势已去，与临时政府订立优待条款十九条，遂于二月十二日，宣布退位，历祚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至此倾覆。
📌 清帝既退位，中山先生向参议院辞职，举袁世凯自代。民国元年（1912）二月十四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仍为副总统，并派蔡元培迎世凯南下就职。世凯以北方为其势力重心，不愿远离，乃唆使北京等地驻军哗变，遂借口维持北方治安，迁延行期。参议院允其于北京就职，并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四月，临时政府迁至北京。次年四月，国会成立。十月，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日本及欧美各国，先后承认。
📌 法律方面，清末为配合时势，已将旧律中若干残酷条文如枭首、凌迟、戮尸等，予以废除，并着手编纂新式法典。民国成立后，仍沿用清代刑律，惟删除其中与民国国体相抵触的部分。其后陆续制定各种法令，以除旧布新。军事方面，大体仍沿清末新军的编制，但名称多有更易。而袁世凯所掌握的北方军队，更直接承袭清末新军的系统，实力最强。它是世凯最大的政治资本，也是民国初年内乱的祸源。海军则自甲午之役后，精锐尽失，直至民国，仍未能恢复旧观。
📌 明代的中央官制，可以简称为“内阁制”。这种制度，形式上虽是上承宋元而加以损益，但其精神却是划时代的。它的特点，是在维持君主的绝对专制，把旧日的相权，完全剥夺。它使君主的权威，发展到极点，也使臣下的地位，益趋低落。清廷承袭了这种政治精神，作更进一步的发挥。前后五百数十年间，士大夫受着这种政治作风的熏陶，外加八股文的桎梏，弄得人格沦丧，智慧闭塞。他们除了以效忠一姓，猎取功名富贵为职志外，对国家社会，已谈不到理想与抱负。像宋代王安石那样的人物，在明清的历史上便未曾出现过。这可看出一种政治制度，对于整个国家民族关系的密切。
📌 因此大学士权位虽重，究不如旧日丞相的名正言顺。从英宗时起，宦官权盛，司礼监渐夺内阁之权，成为太上内阁。大学士既须听命于宦官，与真正的宰辅地位，相去更远。因此明代内阁的地位，始终表现着一种畸形的状态。
📌 世宗雍正十年（1732），因用兵西北，设军机房（后改名为军机处），选议政王大臣为军机大臣，掌理机密重务。事平后仍不撤销，渐至取代内阁之权，凡大学士不入军机者，几与冗员散吏相同。议政王大臣之制，也于乾隆时废除。但军机处与内阁一样，并无直接向各部及各省发布命令之权，因此严格说来，仍不能算作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
📌 太祖鉴于前代宦官掌握军权的流弊，因而特禁宦官典兵。至成祖，宠信宦官，使之监军，甚至奉使专征，因而宦官的势力大张。成祖以后，兵事日渐废弛。京师的兵，多为权贵所隐占役使；各省的兵，也缺少训练。宪宗时，开始以宦官汪直典掌京营。其后宦官之势益盛，营将大多为宦官私人，平时不理兵务，惟以虚报员额，侵吞饷糈为事，因此军队更加腐败。世宗时，遇有警急，乃不得不召募民兵，以任战事。倭寇之乱，即赖戚继光于浙江募勇，训练成军，而后始得讨平。自此以后，有事惟赖民兵以及四川、广西、湖广三省的士兵，卫所兵则徒有虚籍，已毫无战斗能力。
📌 清代的兵，大体可分旗兵与汉兵两大类。旗兵是清人入关前的原始兵制，清太祖时创立的，士兵大都为满人。太宗时，大量吸收蒙古人及汉人，纳入旗兵组织。太祖、太宗及世宗时代的武功，大都是旗兵所建。汉兵又可分绿营、乡勇和新军，其建立的时代，先后不同。绿营是清入关后最早的汉人军队，也是旗兵腐败后清室的战争主力。到高宗末期，绿营也告衰敝，于是乡勇继之而起。太平天国之役后，清室开始以西法练兵；甲午战后，更积极训练扩充；但新军对外战争，并无绩效，反成为野心军阀攘夺政权的资本。
📌 八旗最初是一种军政合一的制度。清太祖时，分全国为正红、正黄、正蓝、正白及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八旗，全国人民皆分隶旗下，以八和硕贝勒（和硕，满语部落之义；贝勒，部长之义）为旗主，旗下人谓之属人。属人之于旗主，分属君臣，有纳税、服役及当兵的义务。八旗旗主，并公推其中一人为首长，如八家意有不合，可以更换。至太宗，为推行皇帝集权，渐渐抑制旗主的权力，并逐次更换各旗旗主；使各旗属人，除皇帝外，不再认他人为其主人。入关以后，清室采行汉制，八旗制渐失原来的面目；到世宗，仅成为一种军事制度。
📌 绿营兵士全为汉人，以绿旗为识别，驻扎各省及边疆土地，兵额约有五六十万。军官有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名目，受督抚的节制。清初征伐，多用旗兵，其后日渐腐化；康雍以后，作战以绿营为主。及至乾隆末，川楚教匪乱起，绿营兵亦不堪一击，惟赖乡勇应战。太平军起，清室全仗乡勇组成的湘军和淮军，始得戡平大乱。
📌 明代皇帝的私设法庭兼特务机关，有锦衣卫、东西厂及镇抚司，皆掌缉捕刑狱。其所补治者，刑部大理寺不能过问，而滥用非刑，备极惨毒。锦衣卫又称诏狱，设于太祖时，当时的大狱，多由其承办，杀人甚多。太祖晚年，曾命大小狱案，均经法司审理。但到成祖时，又命锦衣卫典刑狱，其后终明之世，不再改变。成祖以篡窃得位，用法极酷，又以宦官为鹰犬，设立东厂，以宦官掌之，缉访谋逆、妖言及大奸恶等，刑狱遂滥。宪宗时，又设西厂，以宦官汪直主之。其后西厂一度取消，但到武宗时，因宠信宦官刘瑾，再度恢复；而瑾又设内行厂，亲自领导，官民冤死者数千。及刘瑾被诛，西厂及内行厂均被取消，宦官的威虐稍杀。到熹宗时，魏忠贤用事，而厂卫之祸又炽。思宗虽诛魏忠贤，但其天性猜忌，仍信用厂卫，推行恐怖政治，直至国家灭亡而后已。
📌 殿试于会试发榜后不久举行，其主要目的，在评定进士的等第，不再淘汰。其等第有三，称一、二、三甲。一甲三名，名曰状元、榜眼、探花，统称“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统称“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统称“赐同进士出身”。一甲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其余授编修（正七品）；二、三甲优者，授翰林院庶吉士（食七品俸）。不入翰林者，授其他京官，如给事中、御史、六部主事等，外官则授府推官、知县等。翰林院为国家储才之地，修撰、编修，或侍皇帝讲筵，或纂修国史，品位虽不高，资望却极清贵，随时可受重任。
📌 明代的考试科目，主要为八股文，通称制义。命题专取四书五经，文分八段，每段各具一定的格式，并须起承转合，前后呼应。文体既如此板滞，又只许代圣贤立言，而不能发表个人的见解，知识分子埋首于空洞的形式和口头禅中，以猎取功名，日久年深，至于民族的智慧，为之蔽塞。明清五百年间，大思想家与大政治家的几至绝迹，与八股文有直接的关系。此外又有试帖诗，限五言八韵，其形式及内容，也僵化空洞。
📌 康熙十八年（1679），诏举博学鸿词者，试于体仁阁，录取十五人，俱授翰林院官，纂修《明史》。乾隆元年（1736），复开博学鸿词科，亦取十五人，授翰林院官。次年又取五人，授官如前。清末有识之士，已深感八股文的斲丧人才，因而主张废除。戊戌变法，曾废八股，改试策论，但未及施行，而新党已败。光绪二十八年（1902），始以策论、经义代替八股。三十一年（1905），并废科举取士之制，但终无补于危亡。
📌 神宗初年，张居正当国，厌恶讲学，因而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居正死后，其风又盛。熹宗时，魏忠贤秉权，政治极其腐败，于是书院除讲学之外，更为士大夫讽议时政之所，以无锡东林书院为最著。既而忠贤尽毁国内书院，书院遂由盛而衰。清初，恐书院讲学，培养民族意识，因而不许建立书院。其后复提倡官办书院，以便控制，于是书院又盛。
📌 明太祖幼年曾出家为僧，即位后提倡佛教，对喇嘛教也加以崇奉，封喇嘛为国师，其后历朝皆崇喇嘛。成祖起兵时，曾得禅僧道衍的辅佐，因此禅宗仍能维持其盛况，与喇嘛教并立，直到明末。武宗也好佛，曾学习经典梵语，自称大庆法王。除喇嘛教及禅宗外，惟净土宗尚能流行于世，其他旧有佛教的各宗派，都未能恢复旧观。
📌 。从此黄教教宗始有“达赖”之名（达赖为蒙古“大海”之意），红教诸领袖，皆对达赖称弟子，改从黄教，化行诸部。第四世名云丹嘉穆错，黄教益盛，蒙古、西藏、青海等地居民，莫不奉之。达赖喇嘛为黄教教宗，驻锡于拉萨，与班禅同为西藏宗教及政治的领袖。班禅也就是宗喀巴的另一弟子凯珠巴的转世者，他在喇嘛教中，与达赖同具最高权威，政治势力则不及。从政治上看，他只是西藏的副王，名义上虽统治后藏，实际仍从属于达赖，但教民对他尊崇的程度，并不低于达赖。
📌 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利玛窦至广东肇庆（今广东高要市），学习中国语文，以便传教，其后北上至南京，游说于搢绅之间。他于传布教义之外，并介绍西方的天文、地理、算学、兵器等学科于国人，更设立病院，为人治病，因而渐得国人的信仰。二十九年（1601），他与教士庞迪我（Didacus de Pantoja，西班牙人）同至北京，上书神宗，献天主经典，基督、圣母图像以及自鸣钟、万国图志等物。神宗准其在京师建堂传教，不数年，信徒至二百余，国人统称其教为天主教。廷臣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均服膺天主教旨，从之习天算历法。当时中国士大夫学习西洋科学的兴趣甚浓，利玛窦乃利用此种心理，以传授学术达成其布道的目的。其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冲突之处，也加以调和折衷，因此甚得朝野人士的赞许，信徒日增。
📌 耶稣会士的来华布道，对中国固有的风俗习惯，每抱容忍态度。教徒有崇拜祖先或孔子的，虽与其教义相冲突，也大都予以默认。但明末清初，旧教的其他若干宗派也相率东来，对耶稣会的传教方式，甚不谓然，因此屡向罗马教皇陈诉，以耶稣会之容许教徒祭祖为违背教义。教皇乃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遣使携密旨来华禁革，使者与圣祖讨论传教事宜，意见不合。四十六年（1707），使者公布教皇密令，令教士不服从者，尽行远离；对圣祖的神学意见，亦有指斥。圣祖大怒，囚使者于澳门，并下令凡传教士无中国政府的许可证者，一律不准在中国传教。
📌 于义理则少所发挥，号河东学派。与弼，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县）人，为学以安贫乐道为主，并着重身体力行，一切玄远之言，绝口不谈，门人甚盛，号崇仁学派。三人虽为当时大儒，但均不能摆脱程朱而有所创辟，直到英宗时的陈献章出，理学中的反朱学派才告出现
📌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少习词章，继而致力于格物，其后更出入佛老，但均无所发明。武宗时，因忤权宦刘瑾，谪龙场驿（在今贵州修文县）丞，忽悟格物致知之道，认为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遂立“致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说。其说与朱学立异，而独尊陆九渊，以为陆学简易直捷，可以上接孟子的学统。所谓良知，是人类先天知善知恶的是非之心，也就是天理。只要发挥良知，使知与行合而为一，便自然合于天理，不用外求；良知发挥到极致，则人人可以为圣人。圣人的条件，不在事功，而在心性，因此不一定先要立大事业，而后才能做圣人。其直指人心，颇与禅学相近。守仁曾筑室习静于其故乡的阳明洞，因此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其学自成系统，号姚江学派
📌 明末的阳明学派，流于空疏狂肆，而为学者所厌弃。清初大儒，北有李颙、孙奇逢、颜元等，南有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对王学大都不满，或作有限度的修正，或作猛烈的抨击。
📌 总之，清代词人，大都只能遵循古人规矩，而不能有所创造。
📌 明清的小说，由宋元的平话演变成章回体的小说，可以说是明清文学的精华。其结构大致是每书分若干回，每回故事的重心缩成对联一副，冠于篇首；每回之末，也缀以诗句，并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作结，千篇一律。此外开篇常有“楔子”，以总述故事的来源。
📌 明代的章回小说，最著名的为《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金瓶梅》及《西游记》，世称“四大奇书”。《水浒传》为中国章回小说最早的长篇巨著，作者施耐庵，元末人。它是宋元数百年间梁山泊英雄故事的结晶，描写人物，如生龙活虎；内容曲折复杂，文笔细腻活泼，是一部富于创造性的文学巨著。《三国演义》传为罗贯中所作，其内容系依据陈寿的《三国志》，并杂以宋元流传的故事而写成，是一部规模特大的军事政治小说。现存的一百二十回本，已非罗氏原稿，而是经过清人所改定的。这部书流行极广，对中国民间思想的影响也极大。它不特阐扬忠义，且能益人智谋，但因限于史实，不能任意构造，故写人叙事，不如《水浒传》的生动。《金瓶梅》传为王世贞所作，一说笑笑生（真姓名不可考）作。全书凡一百回，书名是由潘金莲、李瓶儿及春梅三位女主角的名字，各取一字，拼合而成。其内容则根据《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艳史，加以扩大，描写当时豪绅的淫奢以及社会的黑暗。此书文笔畅利，对人情世态刻画尤工，以其间涉猥亵，一向被目为淫书，但从写实的观点看，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社会小说。《西游记》，吴承恩作，记述神魔故事，现今通行者为一百回本。它的内容系依据元明两代有关唐三藏（玄奘）西天取经的戏曲，再加上新奇想象创作而成。把唐三藏师徒西行取经，历八十一难的神怪故事加以艺术化及趣味化。构想神奇，风格诙谐，创造的人物也亲切脱俗，因而备受大众的欢迎。此外又有《封神演义》，作者名姓不可考，也是神怪小说中的名著。
📌 言情小说最负盛名的为《红楼梦》，凡一百二十回，作者曹霑，字雪芹，雍乾时人。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在描写宦门公子贾宝玉，与其表姊妹薛宝钗、林黛玉三角恋爱所造成的悲剧。书中人物多至四百四十余人，规模的宏大，结构的细密，以及情节的错综变化，实为古今中外不可多见的言情佳作。社会小说多以讽刺的笔法，抒写社会的黑暗，名著有《儒林外史》，乾隆时吴敬梓作，原书凡五十五回，今本作六十回，乃由若干短篇故事联贯而成。作者对科举时代士大夫的种种丑态劣行尽情描绘，笔意生动深刻，为清末谴责式小说的前驱。《镜花缘》，乾隆时李汝珍作，凡一百回。以唐代海外诸国为背景，用小说的方式，叙述海外奇闻异事，兼寓讽刺中国制度及风俗习惯之意；对女子所受的种种不平待遇尤致不满，实为当时少有的见解。《官场现形记》，清末李宝嘉作，描写官场的腐败现象，痛快淋漓，但含蓄蕴藉，不及《儒林外史》
📌 清代除长篇的章回小说外，尚有短篇的笔记小说，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享誉最高。其书凡十二卷，四百九十一篇。所叙皆仙狐鬼怪之事，构想玄妙，文辞也甚华丽。此外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也都是志怪的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