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4星
引言 述史以祭祖
- 📌 关于中国，有三个几乎家喻户晓的共识：中国文明是自发生以来从未中断的文明，这意味着中国文明具有强劲的连续性；中国文明一直由多民族多文化所构成，这意味着中国文明有着广谱的兼容性；中国文明没有产生出一种普遍主义的一神教，至多有一些地方性的民间宗教，而且大多数都不是超越性的宗教，于是，中国文明被认为是缺乏宗教性的高度世俗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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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既不是城邦，也不是民族国家，甚至不是西方政治概念里的帝国——尽管古代中国与帝国有些外在貌合之处，比如没有法定边界（boundary）而只有实力所及之边陲（frontier），但其实貌合而神异[插图]。貌似“帝国”的古代中国缺乏扩张性的帝国主义特质，而这正是帝国的最根本性质。虽然中国并非从不扩张，但很少有主动扩张的冲动和行动，数次大规模的扩张主要是自卫反击的附带红利（如汉、唐、清的版图扩大便主要是自卫反击的结果[插图]），这意味着，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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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不作为中国的立国意图，也不是国家行为的动力。那么，也许可将古代中国定位为“大国”（leading power[插图]），但此种稍嫌模糊的说法未能充分表达出中国的政治性质。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是有别于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插图]，时下在西方和中国都颇为流行。中国肯定不是民族国家，但把中国定位为“文明国家”，却也有令人迷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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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中国没有主权概念，只有政权之实；没有法定边界，所谓治下领土，只是实力变化的函数。古代战争也不是民族战争，而是政权之间的战争，所谓逐鹿。与宋酣战的辽军统帅韩德让是汉人，灭宋的元军统帅张弘范也是汉人，如以现代民族主义概念为准，他们会被追认为汉奸，但在历史语境里，他们都是出生并生活在北朝的居民，而北朝也是中国，正如宋是南朝之中国。只是张弘范相信天命在元，而文天祥相信正统在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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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儒家观念只是在宋以后才逐步成为最高权威性的信念，尤其到了明清，才成为全面支配生活的教义，而那时中国的存在模式早已形成，这意味着，中国概念或存在方式另有成形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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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照传说，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了中国的王朝时代，但第一个王朝夏朝长期缺乏实证，至今存在诸多疑问。1960年开始发掘的位于洛阳平原的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或说明了夏文化的存在（碳14测定为公元前1900至1500年，正是传说中的夏朝时期），[插图]但另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属于早商或夏商之际，由于缺乏决定性的证据，目前尚无定论。另外，即使未来的新材料能够证明夏文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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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进入中原的游牧族群通常部分保有原本的文化（北魏孝文帝的全盘汉化运动是个极端例外），但由于缺乏中原业已高度成熟的知识生产系统和社会管理制度（大量而全面的文献图书、教育系统、学术系统和官僚管理系统），于是几乎都理性地选择接受中原现成的高度发达的文化资源，进而很快就成为中原文化的分享者、拥有者和推进者，也就是说，进入中原的游牧族群皆为中国文化的共同创造者而不仅仅是接受者。比如，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发明的科举制实为鲜卑血统的隋文帝一朝所创，且由同样是鲜卑血统的唐太宗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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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之相较，西夏（党项藏族）追封孔子为皇帝（最高封号），元朝（蒙古族）追封为王，清朝（满族）追封为先师。另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例是，元朝首次把程朱理学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而产生程朱理学的宋朝自身却未曾给予程朱理学如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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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宋对峙，就军事实力而言，宋处于弱势，甚至为了和平而向辽纳贡，因此辽依照中国朝贡古制而当仁不让地自视为中国之正统，但在外交措辞上仍然温和地说成平等之割据：“境分二国”但“两朝事同一家”（辽兴宗和辽道宗写给宋仁宗和宋神宗的国书如是说）。最有趣的是，辽太宗灭后晋时获得了据说是秦始皇为“万世”中国所制的传国玉玺，传国玉玺一直被神化为天命的物证，因此获得传国玉玺便被认为是正统的一个象征。
- ⏱ 2025-08-13 01:41:30
📌 元朝人谢端在《辨辽宋金正统》一文中以分治状态为依据，把辽金看作是北朝，南宋为南朝，皆为并列割据的中国政权。[插图]南北朝之分通常被认为是临时状态，因此虽各执一词而未及根本。元朝和清朝皆为非汉人主政整个中国，因而提出了真正有力的新问题。尽管元朝和清朝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原文化，且与中原文化有着深入互化，但元朝和清朝的性质超出了宋代以来儒家叙事的限度，于是不得不重新解释正统。其中尤以元朝最难解释，元朝推行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基本国策是突出蒙古人的地位和传统，只因统治之需而部分采用了中原制度和文化，但在决策机构中蒙古人的人数超过半数，色目人也多于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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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解释元朝的历史位置？据张兆裕的分析，这是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所遇到“前人未遇之难题”。朱元璋给出了一个两面得理的解释：蒙古皇帝几乎征服了整个天下，前无古人，必是天命所授，否则不能成功。既然蒙古受天命而主政整个天下，那么蒙古主政中国也是天意。然而，蒙古终究不适合治理中国，所以天命必然又回归中土，轮到他来做皇帝。[插图]因此，朱元璋在象征正统传承的历代帝王庙里将元世祖忽必烈列入了中国正统皇帝的序列。朱元璋对正统的新解并非全新，只是否定了宋朝小尺度的华夷之辨，回归周朝传统的大尺度的天命解释，而周朝政治观念在中国传统中有着至高地位，其权威性远超宋儒，朱元璋的大格局解释也就不难成立。
- ⏱ 2025-08-13 01:43:24
📌 至于清朝的性质，本无疑义。近有“新清史”学派试图将满清定义为征服中国的外国，却恐怕与基本史实不符。满族所居之东北在努尔哈赤起事之前本属于明朝辖地，并非“外国”，因此努尔哈赤举兵实属逐鹿天下之事，乃是叛明，却非入侵。清朝武功也极盛，疆域远超明朝，主政中国也大体继承明朝制度，且有所改进，在多族群多文化的管理制度上也多有创新，民生状况大体良好，清朝前中期近150年之盛世在历史上罕有其匹，因此在正统性上当无疑义。但在清初心怀明朝的儒家遗民看来，清朝仍然有正统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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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元朝还是清朝，其政治合法性都在中国思想中能够被解释，至少在周朝传统里能够被解释，也就是说，作为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古代中国汇万民于一体既不是理论难题，也不是实践难题。
- ⏱ 2025-08-13 01:45:43
📌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反向朝贡的现象。汉武帝之前，西汉苦于与匈奴的长期竞争，为求得和平而“岁奉”匈奴许多财物，恰如李云泉所说的，这表明汉朝反向匈奴朝贡[插图]。中原王朝对强势竞争者的反向朝贡并非特例，两宋对辽金也是反向朝贡。反向朝贡的现象说明，朝贡是当时的一种通用政治策略，并非中原王朝专用，强势一方受贡，乃是通用规则。另外也应该注意到，中原王朝的涉外政策也不止朝贡一途，事实是朝贡与和亲两种策略长期并存兼用，虽然朝贡为主，和亲为辅，但不能因此把中原王朝与周围政权的关系简单归结为朝贡。据阎明恕的研究，和亲的作用在现代史学中被明显低估。事实上，和亲策略自商周至清朝一直运行，并非偶然事件，也并非总是迫于压力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策略，既有中原王朝处于被动地位的“消极和亲”，也有处于主动地位的“积极和亲”。[插图]
- ⏱ 2025-08-13 01:46:49
📌 朝贡关系中稍有实质政治意义的是册封和奉正朔：受册封意味着比较亲近的关系，在国事危急之时可以求助于中国；奉正朔则是使用中国历法和纪年来标记时间，自有向化臣服之意，按照邵毅平的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说法，奉正朔意味着接受了一种不同于空间主权的“时间的主权”[插图]。如果朝贡国奉行中国王朝的纪年，就意味着承认中国的历史叙事是通用历史。时间的主权的支配力虽然不及空间的主权，但也是一种有影响力的政治。按照这个逻辑，如今中国以及世界上多数国家都采用西方纪年，不知道算不算奉行西方之“正朔”？
- ⏱ 2025-08-13 01:47:39
第三章 逐鹿游戏与中原的诱惑
📌 ：在早期中原，老虎和大象虽更能代表力量，但过于凶猛，并非单纯的被动猎物，而是搏斗的对象。只有单纯猎物才适合作为竞赛游戏的狩猎对象，而在单纯猎物里，鹿是具有典型形象的猎物，华美胜过野猪、山羊、狐、兔，且有王冠般的鹿角，适合用于象征权力
- ⏱ 2025-08-13 01:48:35
📌 中原之所以成为聚点，当然与物质资源有关，还有另一个可能原因（但也不是根本原因）：与其他同样富有资源的地区相比，四通八达的中原相对容易攻占，战争成本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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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为知名而高度复杂的魅惑技术应该是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然而，书写文字才是最大的魔法，文字的发明使巫术失色，而且也是使一切高度复杂的魅惑技术成为可能的基础条件。
- ⏱ 2025-08-14 00:16:19
📌 唐朝的羁縻制度只是以中原为政治核心，却排除了文化中心意识，是一个基于文化平等的政治制度，唐太宗也因威重德隆而身兼天子与天可汗双重身份，成为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的共主。唐太宗对此制度创新十分得意，他宣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
- ⏱ 2025-08-14 00:18:05
📌 [插图]唐太宗所言虽是自我表扬，却也基本如实。盛唐之时，各族才俊多为高官，长安胡人如云，胡汉不分彼此，胡服胡乐皆成流行时尚
- ⏱ 2025-08-14 00:18:17
📌 但所谓的“汉人”或“汉文化”终究是主干，因此经常被认为是汉化。这是个相当混乱的问题。“汉”的概念不仅自身具有复杂性，而且经常与“中国”概念混为一谈。汉族是现代民族观念所追认的界定，可问题是，中国从来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不断生长的弹性存在，其伸展度取决于逐鹿游戏的规模，凡是进入游戏旋涡的地区和族群都是中国的共同创造者。黄帝、炎帝是西戎或东夷，商源于东夷，周源于西戎与夏之混合，隋唐皇家血统以鲜卑为主，更不用说元与清。最古的中原“本地”族群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故事，已经很难判断，而通常认为的古中原标准族群如夏、商、周等，实际上也是“外来户”[插图]。先占据中原的族群与后继不断进入中原的周边族群［匈奴、突厥、鲜卑、羌、藏、契丹、女真（满洲）、蒙古、苗，等等］一直在融合中形成新中原人，其多族混合的结果就是现代所命名的汉族
- ⏱ 2025-08-14 00:19:34
📌 以此观之，元朝虽以蒙古为尊，其最大利益却在中原，故忽必烈决定成为中国皇帝实为谋求最大利益的理性选择。这也同样可解释为什么元顺帝兵败退至漠北而仍自认是元朝皇帝，史称北元，后只因反攻无望才瓦解。
- ⏱ 2025-08-14 0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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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文化主体，于是汉字兼备所思（cogitatum）与我思（cogito）的功能。一个生活在汉字中的中国心灵总是兼有双重主体性，即具体落实为个人心灵的主体（a mind）和共享的一般汉字精神主体（the spirit），因此总以双重主体同时凝视世界：个体心灵（mind）在看世界的同时，汉字精神（spirit）也在“看”世界，或者说，同时以“我”与“我们”的双重眼光去看世界。典型情况如古典诗词，一方面表达了诗人看到的外在世界，另一方面又是诗人以汉字建造的另一个自足的图像世界，这使诗词具有自然世界与图像世界的视界重叠而互相印证的效果。汉字一方面以象指物，另一方面以象建造了精神之形，精神之形与自然之形的相逢便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汇合处，因此赋予特殊性以普遍性，使历史性具有当代性，这种意象的厚度和深度无疑是一种恒久的精神吸引力。
- ⏱ 2025-08-14 00:22:07
📌 众多族群逐鹿中原，胜负强弱并无定数，不变的只是旋涡模式。逐鹿游戏的旋涡规模决定了中国的体量，只要卷入逐鹿游戏之中的地方就成为中国内部，而与逐鹿游戏无涉的地方便是中国外部
- ⏱ 2025-08-14 00:22:52
📌 显然，各国长城的修建取决于竞争者所在方向。秦朝长城则只是为了防御游牧族群，因为秦朝一统中原之后，竞争对手只剩下漠北势力了，而西域在那时尚未卷入逐鹿游戏。秦以后历代修建的多条长城同样说明了长城的意义取决于谁是竞争者，而不是汉地与游牧之地之间的国界。如北魏王朝在内蒙古地区修建长城是为了抵御同为游牧民族的柔然，[插图]高句丽修建长城是为了防御唐朝的进攻，[插图]辽在黑龙江、辽宁到内蒙古一带建有漫长的长城，而辽长城以外地区（远至俄罗斯部分地区和整个东北以及部分东西伯利亚）仍然是辽的辖地，并不是外国，就是说，辽长城完全位于辽的内地，几乎居中，显然与国界毫无关系，而是预防桀骜不驯的女真（满洲）和室韦等部族反叛。[插图]
- ⏱ 2025-08-14 00:23:54
📌 长城一带就是典型的博弈均衡线，除非某一方拥有势不可挡的实力而实现大一统。当然，长城并非唯一的博弈均衡线，在南北争胜中，北方胜过南方的时候较多，因此，除了长城一带，其次的博弈均衡线便是淮河秦岭一带，再次是长江。总之，长城不仅不是边界，反而是逐鹿博弈的中心地带，是中国的南北中线。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当中国的核心随着博弈旋涡的变化而从中原位移到了北京。北京就位于这条博弈均衡线附近，最利于同时控制南北局势，因此，有能力同时控制南北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往往选择定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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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哲学是对世界的“字典式”解释，试图建立界定万物的确定理解，简单地说，就是断定“什么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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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一切观念皆为“在/是”（being/is）的注脚。中国思想则是对世界的“语法式”解释，力求对万事所生成的关系（天与人、人与物、人与人）的协调理解，尤其重视关系的相互性或万事的合宜性，即古人所谓“变通”“和”或“中庸”，李泽厚精练地概括为对“度”的把握[插图]。不过，中国古人并非无视“什么是什么”的论断（孔子的名实论也强调界定的重要性），但显然将“什么变成什么”视为根本问题，因为一切问题皆为对“变在”的回应，或者说，“变在”生事，事生问题，而不变意味着无事，无事则无问题，因此，在中国思想框架中，存在的不变本质（假定事物确实有本质的话）并没有构成问题，而只是一个同义反复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成问题的事情都是“可能性”的展开：变化、生长、未来、不确定性、互动性、合宜度、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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