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学生进入一所优秀生很少的学校后，会有更高的学业自我概念(Marsh&others,2000)。当结束了名列前茅的中学学习后，很多在学业上非常自信的学生发现，他们的学业自尊在进入了一些知名大学后受到了挑战，因为这些大学中的很多学生在中学毕业时都曾是班里的尖子生。这就好比放在小池塘里的鱼看起来会更大一些一样
📌 我们生活的大部分是围绕社会比较而进行的。当别人不漂亮时我们就觉得自己美丽或英俊，当别人迟钝时就觉得自己聪明，当别人冷血时就觉得自己有同情心。当我们评价某个人的表现时，不可能不把他和自己作比较(Gilbert&others,1995;Stapel&Suls,2004)。因此，我们可能会为别人的失败而暗自高兴，特别是当我们嫉妒的人遭受失败或遇到不幸，而我们不太可能遇到这种倒霉事之时(Lockwood,2002;Smith&others,1996)。社会比较同样会给人带来烦恼。当人们的财富、地位或业绩增长时，他们会提高对自己成就的评价标准。当人们攀爬成功的阶梯时，通常会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我们将自己与做得更好的人进行比较(
📌 与我们的自我概念有关的并不是别人实际上如何评价我们，而是我们想象中他们如何评价我们。我们通常感到赞扬别人比批评别人更自在，更倾向于恭维而不是嘲讽他人。因此，我们可能高估了别人对我们的评价，进而膨胀了我们的自我意象(Shrauger&Schoeneman,1979)。
📌 当他和同事询问别人最后一次称赞他人是什么时候时，美国人典型的回答是一天前。在日本，人们很少为自己个人的成就而感到骄傲，而是更多地为让他人失望而感到羞愧，因此，日本人一般的回答是四天前。我们祖先的命运决定于别人如何评价他们。当他们受其群体保护时，其生存的机会就会变大。当他们意识到群体对自己不满时，他们会感到羞愧，并做出低自尊的行为反应。马克·利里(Leary,1998,2004)指出，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有类似的根深蒂固的归属需要，当我们面对社会排斥时会感到低自尊的痛苦。他还指出，我们基于自尊这一心理尺度来对他人如何评价我们进行监控，并做出相应行为反应。
📌 而亚洲、非洲和中南美地区的本土文化则把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即个人要服从集体，并据此来定义自我。这种文化孕育了相互依存的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Kitayama&Markus,1995)。这些文化中的人们喜欢进行自我批评，却很少自我肯定(Heine&others,1999)
📌 当研究者(Kim&Markus,1999)邀请被试选择一支笔时，77%的美国人选择不寻常颜色的那支（不管它是橙色的或是绿色的），但只有31%的亚洲人挑选了不寻常颜色的笔。研究者认为，这个结果说明了不同文化对独特性和一致性的偏爱。
📌 西方国家的个人主义者喜欢与那些能提升自己自尊的人作比较，而亚洲的集体主义者往往以一种可促进自我改进的方式与他人作比较（通常是向上比较，即与比自己优秀的人相比）(White&Lehman,2005)。
📌 研究发现，人们错误地把雨天忧郁症归因为生活的空虚(Schwarz&Clore,1983)，而且人们都矢口否认媒体对自己的影响，但是却承认媒体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
📌 ▪ 饥饿的购物者会比那些吃完了很多蓝莓松糕的人有更强的购物冲动（“那些油炸圈饼会很美味！”）(Gilbert&Wilson,2000)。当饥饿的时候，个体会错误地预测自己对油炸圈饼的食量。而当吃饱了以后，个体会认为深夜喝牛奶时再吃个油炸圈饼没那么美味——当你已经吃了一两个的时候，购买的欲望会迅速衰减。
📌 在一项研究中，当学生的意志力因全神贯注于一项非常难的任务而消耗殆尽后，如果要求他们和恋人用一种舒服的方式表现亲密关系，他们更有可能调情，甚至开始脱衣服(Gailliot&Baumeister,2007)。
📌 你是怎么认为的？人们更常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还是环境的牺牲品？他们是自己生活的编剧、导演和演员，还是自己处境的俘虏？朱利安·罗特把这个维度叫做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
📌 那些自认为是内控型的个体更可能在学校表现优秀，在工作中更富创造性，赚钱更多，能够成功戒烟，保持健康体重，直截了当处理婚姻问题，更满意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长远目标(
📌 很显然，积极思考的力量存在着局限。变得乐观、感觉自己在控制之中可以带来巨大的好处，但是，贫困和病痛还是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 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在人类情境中也同样存在。例如，抑郁或压抑的人变得被动，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努力没有任何作用。无助的狗和抑郁的人都丧失了意志，被动顺从，甚至死气沉沉（
📌 另外一组治疗方法则促进了个人控制，它强调选择的机会、影响疗养院政策的可能性，以及看护者的责任是“让你过任何想要的生活。”这些病人可以做些小决定和履行一定的责任。在接下来的三周里，这个组93%的病人表现出更机敏、有活力和快乐。研究证明，促进个人控制的系统管理确实可以增强个体的健康和幸福(Deci&Ryan,1987)。
📌 在从星巴克1900款产品组合或超级市场4000项产品中进行选择时，你将对自己的选择更不满意，反而更倾向回家吃冰箱里的冰淇淋
📌 在其他实验中，人们对无法反悔的选择（比如“最后大甩卖”中的选择决定）的满意度比对可以反悔的选择（当允许退款和更换时）的满意度要高。可笑的是，人们似乎喜欢和愿意为推翻这种选择的自由而付出代价。尽管这种自由“可能会让你产生不满意”(Gilbert&Ebert,2002)。
📌 美国国家调查数据显示，过去人们对无法反悔的婚姻（“一次性成交”）表示了更高的满意度。现在，尽管有了更多的婚姻自由，人们却对他们拥有的婚姻表现出较低的满意度
📌 为人们提供较小的选择范围可能比为他们提供较大的选择范围更能给他们带来满足感
📌 我们大多数人都自我感觉良好。在对自尊的研究中，即使得分最低的人，给自己的打分也基本在中等范围。（一个低自尊的人也会用“有时”或“某种程度上”这种限定性形容词来给“我有些好主意”这样的句子打分。）
📌 已有很多实验证明，当得知自己成功后，人们乐于接受成功的荣誉。他们把成功归结为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却把失败归咎于诸如“运气不佳”、“问题本身就无法解决”等这样的外部因素(Campbell&Sedikides,1999)。
📌 自我服务归因(self-serving attributions)（把好的结果归因于自己，而把坏的结果归因于其他）现象是人们最强有力的偏见之一
📌 自我服务偏差会导致婚姻不和、员工不满和讨价还价时的僵持局面(Kruger&Gilovich,1999)。所以，我们也就不必奇怪：为什么离婚者把婚姻破裂的责任归罪于对方(Gray&Silver,1990)，或是经理把低业绩归咎于员工缺乏能力或不够卖力(Imai,1994;Rice,1985)。
📌 我们总是将成功与自我相联系，而刻意避开失败对自我的影响，以此保持良好的自我形象。例如，“我的经济学原理考试得了A”相对于“历史教授给了我个C”，把失败或挫折归因于客观条件甚至别人的偏见，这总不会比承认自己不配获得成功更让人沮丧吧(Major&others,2003)。威尔逊和罗斯(Wilson&Ross,2001)指出，我们更乐意承认那些很久以前的缺点，认为那是“过去的我”具有的。滑铁卢大学的学生们在描述上大学前的自己时，其肯定与否定的描述一样多。但在描述现在的自己时，肯定描述是否定描述的3倍之多。“我比原来见多识广了，也成熟了，今天的我比昨天更完善”，大多数人都这样肯定地说。过去的自己是笨蛋，今天的自己是冠军。
📌 讽刺的是，我们的偏见会让我们无视自己的偏见。人们常说自己避免了自我服务偏差，但却认为别人持有这一偏见(Pronin&others,2002)。在冲突中，“偏见盲点”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假如你正在和你的室友讨论谁来打扫卫生，如果你认为你的室友对此持有偏见，你将更可能发怒(Pronin&Ross,2006)。很显然，我们总是认为自己站在客观的角度，而所有其他人都带有偏见。这就难怪会有争斗了：我们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是“对的”而且不带有任何偏见。正如一句T恤衫标语所说的：“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
📌 当人们拿自己和别人比较时，也会出现自我服务偏差。如果公元前6世纪的中国哲人老子的名言“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是正确的，那我们多数人都不太明智。在多数主观的和社会赞许性方面，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比平均水平要高。和总体水平相比，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道德水平更高，更胜任自己的工作，更友善，更聪明，更英俊，更没有偏见，更健康，甚至更具洞察力，并且在自我评价时也更为客观
📌 婚姻中也普遍存在自我服务偏差。2008年的一项调查发现，49%的已婚男士声称自己承担了一半或大部分的子女教养责任，而认为丈夫做了这么多的妻子仅占31%。这一调查还发现，70%的妻子认为家里的饭大部分都是自己做的，而56%的丈夫则认为自己做饭更多(Galinsky&others,2009)。一般的规律是：群体的每个成员对自己为共同工作所作贡献的评价之和总是超过百分之百(Savitsky&others,2005)
📌 专栏作家戴夫·巴里(Barry,1998)提到：“有一件东西是所有人都有的，无论年龄、性别、种族、经济地位或宗教背景，那就是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相信，我们比普通人要强。
📌 赡养父母。与兄弟姐妹们相比，多数成年人认为自己对年迈父母的赡养更多(Lerner&others,1991)。
📌 2005年前后，很多购房者、抵押放贷者和投资人都表现得盲目乐观，认为“房价永远不会降低”，从而积累了大量债务。这可能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其最终结果是一波接一波的房屋止赎引发了2007年到2009年间的经济衰退，这是自经济大萧条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低迷。抱有虚幻的乐观，我们往往会为此付出代价。
📌 那些满不在乎地刷信用卡的人，那些不肯承认吸烟有害身体健康的人，还有那些陷入不幸关系里的人们，无一不提醒我们，盲目乐观如同傲慢一样，是注定要失败的。
📌 大多数夫妇都对白头偕老满怀信心，实际上，在个人主义社会里，半数的婚姻以离异告终。乐观主义确实比悲观主义更能增强个体自我效能感、促进健康和幸福感
📌 然而少量的现实主义——或者如朱莉·诺雷姆(Norem,2000)所称的防御性悲观主义(defensive pessimism)——可以把我们从盲目乐观的危险中拯救出来
📌 悲观主义的思维和乐观主义的思维都具有力量。记住这句格言：学业上的成就既需要足够的乐观精神以支撑希望，同时也需要足够的悲观心态以激起关注。
📌 为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常常表现出这样一种奇怪的倾向：过分高估或低估他人会像我们一样思考和行事的程度。在观点方面，我们过高地估计别人对我们观点的赞成度以支持自己的立场，这种现象被称为虚假普遍性效应(
📌 如果我们做错了事或是在任务中失败，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些失误是正常的，以让自己安心。当某个人对别人说谎之后，他便开始觉得其他人也是不诚实的(Sagarin&others,1998)，如果我们对另一个人产生了性兴趣，我们也许会高估对方对自己的欲望。我们猜测别人的思维和行事方式与我们相同。“我是撒谎了，可大家不都这样吗？”如果我们逃税漏税、抽烟或提升自己的外表形象，我们很可能会高估同样做这些事的人数。就如前《海滩救护队》演员大卫·哈塞尔霍夫所说：“我的确打肉毒杆菌了。可大家都打了啊！”有句谚语说得好，“我们看到的并非世界本身，而是我们自己的影子。
📌 之前的一个研究，已婚的人往往认为自己比配偶做更多的家务。正如迈克尔·罗斯和西科利(Sicoly,1979)所指出的，也许是因为我们更容易回想起自己做过什么，而往往很难回忆起自己没做过什么，或者仅仅是看到我们的伴侣在做？我能很容易想到自己捡起衣服的画面，但我很少能意识到自己置之不理的次数有多少。
📌 自我服务偏差还会夸大人们对自己群体的评价，这一现象被称作群体服务偏差(group-serving bias)。当各个群体之间进行比较时，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群体是最棒的(
📌 启动效应(Bargh,2006)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所体现：▪ 一个人在家里看恐怖片会激活令人恐惧的情绪，这些情绪令我们下意识地将炉子发出的声响错误知觉为有人闯入。
📌 ▪ 对于很多心理系的学生而言，阅读有关心理异常的书籍，会启动他们对自身的焦虑和忧郁情绪的理解。阅读有关疾病的症状同样会启动医学专业学生对自己是否充血、发热和头痛的担心。
📌 有一部分学生被告知他是盖世太保的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在集中营难民身上实施野蛮的生化实验负有重要的责任。这部分学生很自然地将他的表情知觉成“冷酷无情”。（你能仅从平静的轻蔑表情中看到这些吗？）而另一部分学生被告知他是反纳粹组织地下运动的领导者，并勇敢地拯救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这些学生则认为他面容慈善，充满了热情。（你只需看看那富有同情心的眼神和微笑的嘴角。
📌 “库勒乔夫效应”，这是以一位俄罗斯导演库勒乔夫的名字命名的。这位导演能够巧妙地通过操纵观众的假设来引导他们做出推论。库勒乔夫制作了三个短片来说明这个现象。在短片当中，人们会首先看到如下三个镜头中的一个：一个死亡的女人，一盆汤，一个玩耍的女孩子。之后给人们呈现一个相同的画面，即一个演员的中性表情面孔。结果人们认为第一个短片中的演员的表情是伤感的；第二个短片中则是在沉思；第三个短片中是快乐的。
📌 ，我们越是极力想证明我们的理论和解释可能是正确的，我们就对挑战自己信念的信息越封闭。一旦我们确信一个被指控的人犯了罪、一个令人讨厌的陌生人的确会表现出那样的行为，或者我们钟爱的某一股票的市值一定会有所上升，那么，我们就会为维护我们的解释而回击各种挑战(Davies,1997;Jelalian&Miller,1984)。
📌 当研究者或者临床医学工作者操纵人们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假设时，相当多的人会虚构自己的记忆。当要求被试生动地想象他们小时候的奔跑、被绊倒、摔倒，然后被玻璃划破了手，或者在一次婚礼中摔碎了一个碗，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在过后会认为这些虚构的事件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Loftus&Bernstein,2005)。因此，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我们的大脑有时候会虚构记忆。
📌 五年前，你对核能源持有什么观点？你又是怎么看待你们国家的总统或者首相的？你是怎么看待你的父母的？如果你的态度改变了，那么你认为改变的程度有多大呢？一些研究者研究了上述问题，得出了令人气馁的结果。那些态度发生了改变的人，常常坚持认为自己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想的。
📌 两个月后，他们再次评价自己的伴侣。那些更加相爱的学生倾向于高估他们的第一印象，认为他们是一见钟情。而那些已经分手的学生则更可能低估他们曾经的喜爱程度，把伴侣回忆成自私或坏脾气的人。
📌 精神分析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这些倾向。我们都会选择性地注意、解释和回忆某些事件以支持自己的观点。我们的社会判断是一个融观察、期望、推理和热情为一体的混合体。
📌 有关盲视的例子同样令人惊奇。当人们由于手术或中风失去一部分视皮层时，他们某一部分视野可能会功能性地失明。当在他们失明的区域内呈现一系列的细棒时，他们会报告说什么也没有看到。而当要他们猜测刚才的细棒是水平呈现还是竖直呈现的时候，他们猜测得完全正确，当被告知“你猜对了”后，他们本人也大吃一惊。正如“记得”疼痛的握手的病人，他们知道的比自己意识到的要多。
📌 “规划谬误”。今天你有多少空闲的时间？从现在起的一个月之内你觉得你又会有多少闲暇时间呢？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乐观估计了自己完成任务的进度，因此错误估计了自己所拥有的闲暇时间(Zauberman&Lynch,2005)。
📌 与寻找证据证伪自己的信念相比，我们更愿意证实它们。我们把这种现象叫作验证性偏差(confirmation bias)。
📌 a：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b：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并且在女权运动中很活跃。大部分人认为b更有可能，部分原因是由于琳达更好地代表了他们心目中女权主义者的形象(Mellers&Others,2001)。设想一下：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兼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概率会比仅是一个银行出纳员的概率更大吗（无论是不是女权主义者）？正如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Tversky&Kahnman,1983)提醒我们的那样，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不可能比一个事件单独发生的概率更大
📌 我们经常运用这一认知规则进行判断，我们将其称为易得性启发式判断(availability heuristic)（表3.1）。简言之，我们越容易回想起某个东西，那个东西就越可能是真的。
📌 人们从一条一般公理演绎出一个具体例证的过程是缓慢的，但是，他们从某一个鲜明的例证归纳出一般公理的过程则是非常迅速的。毫无疑问，在听到或读完关于强奸、抢劫和殴打的故事之后，加拿大人十有八九会高估——通常幅度很大——与暴力有关的犯罪率(Doob&Roberts,1988)。同样，南非人看过一系列关于黑社会抢劫和杀戮的醒目大标题之后，对1998年至2004年间的暴力犯罪数量的估计翻了一番，但是实际情况是，犯罪数量显著下降了(Wines,2005)。
📌 在2011年日本海啸和核灾难发生后，我们恐惧核污染，却不关心煤炭开采和燃烧导致的数量更大的死亡(von Hippel,2011)。简言之，我们为了小概率事件忧心忡忡，却忽略了高概率事件。这就是凯斯·桑斯坦(Sunstein,2007b)所谓的“概率性忽视”现象。
📌 从这点来看，“9·11”事件的恐怖袭击者，以一种令人察觉不到的方式——在美国的公路上——杀死了更多的人，多于他们所袭击的那4架飞机上的乘客。
📌 铜牌获得者（他们很容易设想比赛结束后自己没有获得奖牌）比银牌获得者（他们很容易设想自己获得金牌时的情景）显得更快乐(Medvec&others,1995)。在领奖台上，据说快乐排名是1-3-2
📌 ▪ 如果我们改了一个考试题的答案，结果那道题却做错了，我们肯定会想“如果……就好了。”并且发誓自己下次一定要相信最初的直觉——即使这是有违学生们的认识的，因为更改答案通常是从错的改成对的(Kruger&others,2005)。
📌 然而，无论是在亚洲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下，绝大部分人对已做事情的悔恨比对没有做的事情的悔恨要少。例如：“我真希望我上大学的时候能够更认真些”，或者“我应该在爸爸去世之前就告诉他我有多么爱他”(Gilovich&Medvec,1994;Rajagopal&others,2006)。在一项针对成年人的调查中，最常见的悔恨是未能更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学业(Kinner&Metha,1989)。如果我们敢于更经常地走出我们的舒适区——去冒险，面对失败，至少曾经尝试过，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因此而少些悔恨呢？
📌 对真实生活中赌博行为的观察验证了这一实验发现。掷骰子的人希望掷出小点时，出手相对轻柔，而希望掷出大点时，则出手相对较重(Henslin,1967)。赌博业正是依靠这一赌徒错觉而兴旺发达起来的。赌徒一旦赌赢了就归因于自己的技术或预见力。如果输了就是“差一点就成了”或者“倒霉”——也可能（对体育赌徒来说）是由于裁判的一个错判或足球的一次奇怪的反弹所致(Gilovich&Douglas,1986)。
📌 反过来讲，在第一次考试中得分最低的学生很有可能在以后的考试中提高成绩。如果那些得分最低的学生在第一次考试后去老师那里寻求帮助，当其成绩提高时，老师可能会认为自己的辅导是有效的，尽管实际上它并未起任何作用。
📌 趋均数回归。当我们处在一个低谷期时，任何尝试行为看起来似乎都是有效的。“也许上节瑜伽课就可以提高我的生活质量。”事情很少会持续地处于异常的低谷期。
📌 这个实验证实了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的富有争议的结论：自然就是如此这般运作的，我们经常因为别人受到奖励而感到自己受惩罚，却因为惩罚别人而感到自己受奖励。在现实中，正如每一个学心理学的学生都知道的那样，对完成某事的积极强化通常更有效，而且负面效应也更少。
📌 不幸福的人——尤其是失去了亲人或患有抑郁症的人——他们更倾向于自我关注和陷入冥思苦想。抑郁的情绪会激发强烈的思索——寻找那些使个体的生存环境更可以被理解和控制的信息(Weary&Edwards,1994)。快乐的人正好相反，他们表现出更多的信任、关爱和敏捷
📌 一个小男孩打了同班的同学，是表示他不友善呢，还是说那是他对持续挑衅的反击？研究者发现已婚人士经常分析自己伴侣的行为，特别是他们的消极行为。冷淡敌对的态度比温暖的怀抱更容易让伴侣思考“为什么？”(Holtzworth&Jacobson,1985,1988)。
📌 配偶的回答与他们的婚姻满意度相关。婚姻不幸福的人常常对伴侣的消极行为做出“维持痛苦”的解释（“她迟到是因为她不在乎我”）。而幸福的夫妻则通常做外部归因（“她迟到是因为堵车”）。面对伴侣的积极行为，他们的解释在维持痛苦（“他送花给我是因为他有性的需要”）或促进关系（“他送花给我是因为他爱我”）上也会起到类似的作用(Hewstone&Fincham,1996;McNulty&others,2008;Weiner,1995)。
📌 男性比女性更喜欢将女性的亲密行为归结于温柔的性挑逗。［男性的性兴趣更容易理解(Place&others,2009)］。而这种将热情等同于性诱惑的错误理解——错误归因(misattribution)的一个例子——常常被女性指控为性骚扰或者强奸(Farris&others,2008;Kolivas&Gross,2007;Pryor&others,1997)。许多男性认为频繁的约会邀请会使女性非常开心，而事实上这种行为通常会被女人认为是骚扰(Rotudo&others,2001)
📌 当男性位高权重时，这种错误归因尤其容易发生。一个老板也许会曲解女下属的顺从或友善的行为，并完全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认为女性是从性的角度出发而做出这样的行为的(Bargh&Raymond,1995)。男人比女人更容易想到性（见第5章）。男人也通常假定其他人，包括女人，和他们有着同样的感觉（见第2章“虚假普遍性效应”）。因此，男人很容易会将女人友善的微笑夸大为性需要
📌 这名学生在课堂上睡觉应归因于什么？是因为睡眠不足？还是因为老师讲得很无聊？我们进行内部归因还是外部归因，取决于我们是否经常看到这名学生在这堂课和其他课上始终睡觉，抑或其他学生是否也在这节课上睡觉。
📌 同样是讲课，但在上午8:30和晚上7:00我会得到不同的待遇。上午8:30学生会以安静的注视向我问候，而在晚上7:00时，我不得不打断学生热烈如派对的讨论。虽然在每一种条件下都存在比其他人更健谈的人，但这两种环境间的差异超越了个体间的差异。
📌 我们通常认为他人的行为就是其内在特点的直接反映。仔细分析一下即可得出，当灰姑娘畏缩在那个令她难以忍受的家里时，人们（忽视了环境）会认为她非常温顺；而在舞会上和她跳舞的王子，则会认为她是个自信而有魅力的姑娘。
📌 在日常生活中，那些拥有社会权力的人通常发起并控制着谈话，而这常常会导致人们高估他们的知识和智力水平。例如，医学博士通常被认为在其他许多与医学无关的领域也是专家。相似地，学生通常高估老师的智商。（就像上述实验所示，老师在他们所熟悉的领域扮演发问者的角色。）当这些学生中的某些人长大之后当上了教师，他们通常会惊奇地发现，老师也不是像他们原来想象的那么有智慧
📌 我猜你一定认为他（她）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请仔细考虑一下：你的注意可能仅仅聚焦于老师在公众场合的行为，而这种情境要求一名老师必须具备健谈的能力。而老师本人所观察到的自己则是在许多不同环境中的——在教室，在会议中，在家中。你的老师也许会说，“我很健谈？嗯，那取决于环境。当我上课或者和好朋友在一起时确实会表现得比较外向。当我参加会议或者处于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时，我会觉得很害羞。”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行为在不同情境中变化，所以与从别人的角度相比，我们更认为自己是多变的(Baxter&Goldberg,1987;Kammer,1982;Sande&others,1988)。“奈杰尔很紧张，菲奥娜很放松。而我是随情境而变的。”
📌 我们当中有谁不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吗？我们在衣着、食品、化妆品和整形手术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那都是因为我们在意其他人的看法。给别人一个好印象，常常能给自己带来社会和物质上的回报，能让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能让我们的社会身份更有保障(
📌 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负责国际政策态度项目的理事开始意识到，一些美国人试图减少他们的“认知失调体验”(Kull,2003)。这场战争主要起因于推测萨达姆·侯赛因（他不像其他残酷的独裁者那样得到世界的宽容）可能拥有威胁美国和英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争伊始，仅有38%的美国人认为，即使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场战争也是正义的(Gallup,2003)。大约五分之四的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军队会找到这些武器，并且支持这场刚刚发动的战争(Duffy,2003;Newport&others,2003)。
📌 一个总统只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认为他掌握真理，那他就拒绝自我修正。”例如，民主党总统林登·约翰逊的传记作者描述他是如何坚持自己的信念的，即使深陷越南战争的困境，他却无视事实。而共和党总统乔治·布什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后说：“从我今天所了解到的信息，我依然会做这个决定(2005)”。“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这是个正确的决定(2006)，战争……会带来高昂的生命和财富代价，但这些费用是必要的(2008)。
📌 做奴隶和被迫做某事的一个最糟糕的结果就是，当没有人再强迫你时，你会发现你已经失去了强迫自己的力量”
📌 当做出重要决策以后，我们经常会高度评价自己的选择而贬低放弃的选择，以此来减少失调。
📌 一个民间故事也证实了过度合理化效应。一位老人独自一人住在某条街上，每天下午都有一群吵闹的男孩在那儿玩耍。这种喧嚣惹烦了他，于是他把这些男孩叫到家门前。他告诉男孩们他喜欢听他们那令人愉悦的声音，并且许诺，如果他们明天再来的话他将给每人50美分。第二天下午，这群孩子又跑来了并且玩得比以往更加放肆。这位老人给了他们钱并许诺下次来还有报酬。第三天，他们又来了，大肆庆祝，而这个老人又给了他们钱，这次是25美分。第四天孩子们仅得到了15美分，老人解释说他那干瘪的钱包已经快被掏光了。“求求你们，尽管这样，你们明天还能以10美分的价格来玩吗？”这些孩子失望地告诉他，他们不会再来了。他们说，这样得不偿失，因为在他房子前玩整整一个下午才只有10美分。正如自我知觉理论所暗示的，没有预期的报酬并不会破坏内在的兴趣，因为人们仍然可以将他们的行为归因于自己的动机
📌 如果我们为学生们的学习提供充分的理由，并且给予他们报酬和赞赏，让他们觉得自己很有能力，我们也许就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继续学习的欲望。当存在其他多余的理由时，比如在教室里老师一边强迫学生学习，一边又以鼓励来控制他们，学生自我驱动的行为就会减少(
📌 自我知觉理论则假定，当我们的态度不很坚定时，我们就通过观察自己的行为及其环境来推断我们的态度。自我知觉理论的一个有趣的推论是“过度合理化效应”：付给人们报酬让他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能将他们的这种乐事转化为苦差（如果这些报酬使他们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于报酬）。
📌 哈里斯(Harris,1998)提到：“人类基因共有46条染色体，其中45条与性别无关。”因此在身体特征和发育阶段的很多方面，男女两性非常类似，比如开始坐立、长牙和行走的年龄。同样，两性在很多心理特征上也极其相似，包括词汇量、创造性、智力、自尊和幸福感等。两性都有相同的情感和渴望，都宠爱他们的小孩，都有相似的大脑结构（尽管男性有更多的神经元，女性有更多的神经连接）。的确，珍妮特·希伯利·海德(Hyde,2005)通过对46项元分析（每一次统计分析都基于几十项研究）的检验发现，大多数研究变量的相同结果是性别相似。“异性”实际上与你几乎是相同的性别。
📌 与男性相比，女性平均：脂肪含量高出70%，肌肉含量少40%，身高矮13厘米，体重轻18公斤。对味觉和声音更为敏感。患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几率是男性的两倍。而与女性相比，男性平均：进入青春期时间更晚（约晚两年），但是死亡时间较早（世界普遍早4年）。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病发率高出女性3倍，自杀率是女性的5倍，死于电击的人数是女性的6倍。转动自己耳朵的能力更强。
📌 男性谈话往往关注任务以及与大群体的关系，而女性则更多关注个人关系(Tannen,1990)。班纳森等人(Benenson&others,2009)报告称，“可能由于女性更渴望亲近”，因此在大一期间女生调换室友的几率是男生的两倍。
📌 几乎所有的社会男性都处于统治地位。而在已知的社会中，女性通常很难居于统治地位(Pratto,1996)。正如赫加蒂等人(Hegarty&others,2010)研究发现，从古至今，男性的名字都是排在前面的，例如“国王和王后”、“他的和她的”、“先生们女士们”、“比尔和希拉里”等。莎士比亚的戏剧题目绝不可能写成“朱丽叶与罗密欧”或“克利奥帕特拉与安东尼”。
📌 在写作方面，女性更多使用联系性介词（比如with），更少使用数量性名词，也更频繁地使用现在时态。一个根据词汇使用和句型结构来判断性别的程序成功识别出920本英国小说及非文学作品中作者的性别，其准确率高达80%(Koppel&others,2002)。
📌 与女同性恋相比，男同性恋报告：对随意的性关系更感兴趣，性爱频率更高，对视觉刺激的反应更强烈，更关心伴侣的性魅力(Peplau&Fingerhut,2007;Rupp&Wallen,2008,Schmitt,2007)。女同性恋中有47%会结婚，而这几乎是男同性恋(24%)的两倍(Doyle,2005)。佛蒙特州的同性结合和马萨诸塞州的同性婚姻中，三分之二都是女性情侣(Belluck,2008;Rothblum,2007)。史蒂文·平克(Pinker,1997)观察说，“并不是说男同性恋性爱次数更多，他们只是表现了正常男性的性需求，只不过对象也是男人罢了。”
📌 性幻想也存在性别差异(Ellis&Symons,1990)。在以男性为受众的色情作品中，女性通常未婚且充满欲望；以女性为主要市场的爱情小说中，温柔的男主角总是会全身心地爱自己的心上人。看来并非只有社会学家才注意到这种性别差异。幽默评论家戴夫·巴里(Barry,1995)观察说：“女人们可以为一部长达4个小时的电影而着迷，尽管整个情节就是一男一女向往发展出一段恋情，但最终却没有什么结果。而男人极其憎恨这样的事情。男人的向往一般只能持续45秒，而后就希望大家脱衣服，然后再来一场汽车追逐的戏。一部名为《飞车中的裸身男女》的影片会很吸引男人。”
📌 如果我们认为发笑的观众与我们（大学生）一样，背景笑声的效果尤其明显，这是研究者(Platow&others,2004)“在拉托贝大学录音”发现的结果。身边的人都很愉快的话，我们也会感觉愉快。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工作心理学教授彼得·托特德尔等人(Totterdell&others,1998)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心境联结”，他在研究英国的护士和会计师时发现，同一工作团队里人们的心境通常非常相似。处于同一社会网络中的个体也倾向于有很多相似之处，如肥胖、失眠、孤独、幸福和吸毒等(Christakis&Fowler,2009)。朋友起着社会系统的作用。
📌 。如果诱导被试相信只有少数（仅仅18%）德国人进行了筛查，则接近18%的被试会注册。但当告知被试大部分人（的确是65%）都已经做了筛查后，被试的注册比例提高为39%。研究者总结说：健康教育活动最好不要公布低参与率
📌 社会心理学历史上最著名，或者说最恶名昭著的研究”(Benjamin&Simpson,2009)——考察了权威与道德的冲突。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是社会心理学最著名也是最有争议的实验。
📌 许多“教师”确实体验到了极度的痛苦感。他们流汗、颤抖、紧咬嘴唇、说话结巴、痛苦呻吟，甚至爆发出无法控制的神经质般的大笑。一位《纽约时报》记者控诉说，“该实验对毫不知情的参与者所实施的残忍行为，使他们只好去引发别人的痛苦，以此相抵”(Marcus,1974)。批评家也认为，参与者的自我概念可能会因此而改变。一位参与者的妻子对他说：“你可以称你自己为艾希曼了”（指纳粹死亡集中营的执行官阿道夫·艾希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改编了一出两小时的戏剧，描述了该研究的结果及其引发的争论。为这出戏剧做广告的《电视导报》评论道，“罪恶的世界是如此恐怖，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敢于洞察其秘密”(Elms,1995)。
📌 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如此，我们很容易漠视那些与己无关或失去个性的人。甚至对于巨大的灾难，人们也无动于衷。刽子手常常用布蒙住受刑者的头，使其失去个性。战争法允许从40 000英尺高的地方对手无寸铁的村民投掷炸弹，但不允许对他们开枪射击。在与敌人进行近距离肉搏时，许多士兵既不开火，也不瞄准。这种违抗军令的行为，对于那些接到命令后以远距离火炮或飞机进行杀戮的军人来说是很罕见的(Padgett,1989)。
📌 从积极一面讲，人们对于个性化的人是最富有同情心的。这就是人们在替未出生的胎儿、饥饿的难民或动物权利进行呼吁时，总是用令人感动的照片或描述来赋予其个性化的原因（参见下文：“聚焦：将受害者个性化”）。也许最令人感动的是正在发育的胎儿的超声波图像。社会心理学家(Lydon&Dunkel-Schetter,1994)曾问过准妈妈，结果发现，当她们看到自己胎儿的身体被超声波图像清楚地显示出来时，她们内心涌现出对胎儿更多的爱和承诺。
📌 权威在空间上的接近性会增加服从率。轻微碰触一下手臂，会使人更愿意捐一个硬币，在请愿书上签名，或者品尝新的比萨饼(Kleinke,1977;Smith&others,1982;Willis&Hamm,1980)。但是，权威必须是正当合理的。
📌 参与者对不正当权威的反叛，与之前在研究者面前常常表现出来的恭顺和礼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 那么我的建议很简单。把所需密码装入一个胶囊里，再把胶囊植入一位志愿者的心脏附近。志愿者伴随总统时，总是随身带着一把大而重的屠刀。如果总统想要发射核武器，惟一的办法，就是要先亲手杀死这个人，拿到密码。“乔治，”总统会说，“我很抱歉，但成千上万的人真的该死。”然后总统不得不看着这个人，并且意识到什么是死亡——一个无辜者的死亡。血流在白宫的地毯上：这个残酷的现实会使他清醒过来。当我把这个建议讲给五角大楼的朋友听时，他们说，“天啊，那么可怕。必须先杀死一个身边的人，这会纠正总统的决断。他可能永远都不会摁按钮了。”
📌 当22名护士在接到医生给病人过量服药的电话命令后，只有一人除外，其余的护士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直至在去病人的路上被拦截为止）。虽然并非所有护士都如此顺从(Krackow&Blass,1995;Rank&Jacobson,1977)，但是，这些护士都是循规蹈矩的：医生（正当的权威）命令，护士服从。
📌 谈判专家没有到来，但另一名完全不知情的警察恰巧来到现场，拿出他的手提式扩音喇叭，对聚集在悬崖边的人群大叫：“哪个混蛋在马路中间把货车并排停在另一辆车旁边？害得我差点儿撞上。不管你是谁，现在就把它开走！”听到这些，要跳崖的那个病人马上乖乖地走下来，把车开走，然后一声不吭地钻进警车去了附近的医院。
📌 军方训练士兵服从上级。米莱大屠杀中的一位参与者回忆道：［上校卡利］命令我开始射击。于是我就开始射击。我向人群发射了四个弹夹的子弹……他们乞求着，“不要，不要。”母亲紧紧护着孩子……我们一直不停地射击。他们挥动着手，乞求着(Wallace,1969)。服从实验中“安全”的科研环境，毕竟不同于战争。而且战争和种族屠杀的大部分恶行和残暴程度远远超出了服从(Miller,2004)。有一些执行大屠杀任务的人根本不需要给他们下达命令让他们杀人，他们是“乐意的屠杀者”(Goldhagen,1996)。服从实验就社会压力的强度而言也与其他从众实验不同；服从实验的命令非常明确。没有强迫，人们不会残忍地行动。但是，阿施和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也有共同之处。两者都表明对权威的服从可以战胜道德。
📌 德国公务员愿意处理大屠杀的文件，这使纳粹领导非常惊讶。当然，他们并没有屠杀犹太人；他们只是在做文书工作(Silver&Geller,1978)。当大家分散工作各司其职时，恶行似乎更易进行。米尔格拉姆对恶行的分隔作用进行了研究，他让另外40个人间接地参与实验。他们只负责学习测验，而其他人实施电击。结果发现40人里有37个人完全服从了。
📌 参加1942年1月万塞会议制定纳粹大屠杀最后方案的14个人中，有8个人曾获得欧洲大学博士学位(Patterson,1996)。像绝大多数纳粹分子一样，艾希曼表面上和正常工作的普通人没什么两样(Arendt,1963;Zillmer&others,1995)。
📌 在炎热的房间里（高于32℃）完成任务的被试感觉更为疲惫，更富攻击性，对陌生人表现出更强的敌意。随后的实验发现炎热还可以引发报复行为(Bell,1980;Rule&others,1987)。
📌 一个典型的性暴力场景中，一个男人强制和一个女人性交。最初她会抵抗并试着击倒袭击她的人。但逐渐地，她被性唤醒，也停止了抵抗。最后她完全进入了愉悦状态，并不断地要求更多。我们都看过或者阅读过对这一场景的非色情描写：她反抗，他坚持。精力充沛的男人抓住并强吻抗拒的女人。不一会儿，女人本来一直推搡着男人的手已经紧紧地抓住了他。她的抗拒已经被他释放的激情压倒了。当然，问题的关键是在强暴时女性的实际反应并非如此。社会心理学家提出，观看这样的虚构场景（一个男人制服一个女人，激起她的性兴奋）可以：(1)歪曲其关于女人对性侵犯的真实态度的认识；(2)增加男人对女人的攻击。至少实验室情境下是如此。
📌 同样，学术界对暴力电子游戏是否真会影响现实中的行为观点也并不一致。例如，弗格森和吉尔伯恩(Ferguson&Kilburn,2010)向最高法院签署声明反对加州法律。他们指出，从1996年到2006年，尽管暴力电子游戏售卖量增加，但现实中的青少年暴力事件却有所减少。弗格森和吉尔伯恩还提出，暴力电子游戏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微乎其微，仅有少数玩暴力电子游戏的人会在现实中表现出攻击行为。
📌 亲社会游戏是与暴力游戏概念上相对的一类游戏，在亲社会游戏中人们互相帮助。那么，玩亲社会游戏会有怎样的影响？新加坡、日本和美国的三项儿童和成人研究显示，玩亲社会游戏的人，在现实生活情境中有较多的帮助、分享和合作行为(Gentil&others,2009)。正如金泰尔和安德森(Gentile&Anderson,2011)得出的结论：“电子游戏是绝好的老师”。教学游戏教会孩子阅读和数学，亲社会游戏教给孩子亲社会行为，而暴力游戏则教给孩子暴力。教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不管这些是好还是坏。
📌 卢旺达胡图族政府和商业领袖出钱购买并分发了200万把大砍刀。在超过三个月的时间里，据说胡图族的攻击者会起床，吃一个丰盛的早餐，聚集在一起，然后去追捕他们逃脱的邻居。他们会砍死他们找到的每个人，然后回家，梳洗，再一起饮酒助兴(Dalrymple,2007;Hatzfeld,2007)。
📌 ▪ 观看暴力节目不仅会导致攻击行为出现一定的增长，尤其是在被激怒的人中，而且还会降低观众对攻击的敏感度和改变他们对现实世界的觉知。这两个发现和对观看暴力色情作品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观看色情作品会增加男性对女性的攻击，并且扭曲他们对于女性对性胁迫的态度的知觉。
📌 两个人能否成为朋友？接近性(proximity)是一个强有力的预测源。尽管接近也可能诱发敌意，大多数攻击和谋杀都发生在生活在一起的人们中间，但接近性更容易产生喜欢。
📌 环顾四周想一想，如果你要结婚的话，他或她也很可能是在你步行可及范围之内居住、工作或学习的某个人。
📌 所以，如果你刚到一个城市而且想交朋友，就尝试一下去租靠近邮筒的房子，坐靠近咖啡壶的桌子，在靠近主要建筑的停车点停车，这些都是帮你建立友谊的基石。
📌 为什么接近会诱发喜欢呢？其中一个原因便是易得性；很显然，我们很少有机会认识一个不同学校的人或住在另一城市的人。但是事实远不限于此，大多数人更喜欢他们的舍友，更喜欢隔壁的人，而不是隔了几个门或是住在楼下，距离刚刚远到令人感到不便的那些人。此外，那些距离接近的人，就像容易成为朋友一样，也容易成为敌人。
📌 曝光效应违背了我们通常对厌倦（兴趣的降低）的预测，即重复听到的音乐和反复吃的食物会引起厌倦(Kahneman&Snell,1992)。除非这种重复是没完没了的（有一句朝鲜谚语：“即使是最好的音乐，听多了也会厌倦”），否则通常它的确会使喜欢增加。当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在1889年完工时，曾被嘲笑是奇形怪状的东西(Harrison,1977)。而今天，它已变成了巴黎备受喜爱的标志物。
📌 到巴黎卢浮宫的游客是真的欣赏名画《蒙娜丽莎》的艺术成就呢，还是他们仅仅是乐于发现一个熟悉的面孔？也许二者兼有：了解她是为了喜欢她。哈蒙-琼斯和艾伦(Harmon-Jones&Allen,2001)利用实验证实了这一现象。他们给实验参与者呈现一个女性的面庞，发现随着观看次数的增多，参与者的面部（微笑的）肌肉变得更活跃了。曝光效应诱发了愉快的情感。
📌 人们大概能够马上记起喜欢或厌恶的人或事，但却意识不到喜欢或厌恶之原因。扎荣茨认为(Zajonc,1980)，情绪相比于思维更具有即时性。
📌 曝光效应。如果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她会更喜欢她熟悉的镜子中的形象（左图）而不是她的实际形象（右图）。镜子中的形象是每天早上刷牙的时候都能见到的形象。
📌 如果一个商品在广告中没完没了地出现，那么，购物者常常会对该商品做出不假思索的、自动化的偏爱反应。如果候选人不为人们所熟悉，那么，一般而言，那些在媒体上曝光最多的候选人更容易获胜(Patterson,1980;Schaffner&others,1981)。懂得曝光效应的政治战略家，通常使用简短的广告来代替理由充分的长篇大论，即在广告中突出强调候选人的名字和录音片段等信息。
📌 要说外貌不重要，其实，那只不过是我们拒绝承认现实对我们的影响的又一个例证而已。因为现在有许多研究都显示：外貌的确是很重要的。外貌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了一致性和普遍性的特点，这的确令人感到不安。然而事实上，美貌的确是一笔财富。
📌 而且，相比于男性，更多的女性表示，她们宁愿选择一个相貌平平但很热忱的配偶，而不是一个外表好看却很冷淡的男人(Fletcher&others,2004)。接近22万人参与的一项世界范围的BBC网络调查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多重视配偶的外貌，而女性比男性更重视诚实、幽默感、善良以及可靠(Lippa,2007)。
📌 学生们仅仅依据候选人的外表（喜欢看似有能力的候选人胜过长着娃娃脸的候选人）就正确地猜对了赢家，猜测参议院候选人的正确率是72%，猜测众议院候选人的正确率是67%。后续的研究中，奇奥等人(Chiao&others,2008)证实了选举人更偏好长相看起来有能力的候选人。但是性别同样也起作用：男性更可能投票给有外表吸引力的女性候选人，而女性更可能投票给长相亲切的男性候选人。
📌 人们选择朋友，尤其在选择终身伴侣的时候，通常倾向于选择那些不仅在智力、受欢迎程度和自我价值上，而且在外表吸引力方面都能与自己匹配的人(Taylor&others,2011)。
📌 男性通常强调自己的财富或地位，并且希望寻求年轻和有吸引力的女性；女性则相反，例如一则广告这样写道：“一位有吸引力、聪明的女子，26岁，身材苗条，欲觅热情而有稳定工作的职业男士。”那些在广告中强调自己的收入和学历的男性，以及强调自己的年轻和美貌的女性，通常能得到更多的反馈(Baize&Schroeder,1995)。这种资本匹配的现象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年轻貌美的姑娘通常会嫁给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年长男人(Elder,1969;Kanazawa&Kovar,2004)。男人越有钱，身边的姑娘越年轻漂亮。
📌 你是否会像卡伦·戴恩(Dion,1972)研究中的女性那样，对那些没有吸引力的孩子表现出更少的热情和关注？令人遗憾的现实是所谓的“巴特·辛普森效应”——大多数人都认为，长相一般的孩子，他们的才干和社交技能都不如那些漂亮的同龄人。而且，我们也以为漂亮的人拥有社会所需的某些其他特质。虽然漂亮并不一定让人联想到正直或关心他人，然而，在其他各方面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我们仍会猜测漂亮的人会更快乐、性感热情，更开朗、聪明和成功(Eagly&others,1991;Feingold,1992b,Jackson&others,1995)。我们渴望与有吸引力的人建立联系，这促使我们对其表现出诸如友善和互惠互利等受人欢迎的品质(Lemay&others,2010)。
📌 白雪公主和灰姑娘是美丽的——也是善良的。女巫和继母是丑陋的——同时也是邪恶的。“如果你想得到某个非本家庭成员的爱，那么，长得漂亮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一个八岁的女孩会这样猜测。当问一个幼儿园里的女孩美丽意味着什么时，她回答说：“就像小公主那样，人人都喜欢你”(Dion,1979)。
📌 虽然很多面试考官可能并不以为然，但是，吸引力和外表的修饰的确影响着面试时的第一印象，特别当评估者是异性时
📌 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美丽其实反映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健康、年轻和富于生殖能力。戈登·盖洛普及其同事(Gallup&others,2008)报告称，事实确实如此。长相英俊的男性精子质量更高。拥有沙漏型身材的女性月经周期更规律，生育力更强。逐渐地，那些喜欢看起来富有生殖能力女性的男性所繁衍的后代，超过了那些乐意与绝经后女性交配的男性所繁衍的后代。
📌 当判断男性是否为可能的结婚对象时，女性也偏向于上述的腰臀比例，她们认为肌肉男更性感，而肌肉男的确也觉得自己更性感，并报告更多的性伴侣(Frederick&Haselton,2007)。这就具有了进化的意义，正如戴蒙德(Diamond,1996)所说：一个肌肉发达的人要比一个骨瘦如柴的人更有可能获得食物、建造房子和击退敌人。但是，今天的女性却更喜欢高收入的男性(Singh,1995)。
📌 研究发现，年轻女性在排卵期比非排卵期倾向于穿着更暴露(Durante&others,2008)。另一个研究发现，排卵期的脱衣舞女平均每小时的小费是70美元，是那些处于月经期的脱衣舞女小费的2倍，后者为每小时35美元(Miller&others,2007)。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我们是被原始的吸引力所驱动的。就像吃饭和呼吸一样，吸引力和婚配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它不可能归结为文化的偶然现象。
📌 观看诱发强烈性欲的色情电影同样也会降低对自己伴侣的满意度(Zillmann,1989)。性唤起可能暂时地使异性看起来更具有吸引力。但是，观看完美得可以打10分的或非现实的性描写所产生的持续影响，会使伴侣吸引力降低——更有可能被评为6分而不是8分。对比效应同样也在我们的自我知觉过程中起作用。看到一个魅力非凡的同性之后，人们会觉得自己缺乏吸引力，而观看一个相貌平平的同性之后，我们不太会产生这种感觉(
📌 很久以前我们就认识到，我们喜欢那些我们认为是喜欢我们的人。从古代哲学家希卡托（“如果你希望被别人爱，那你就去爱别人吧”）到爱默生（“拥有朋友的惟一方法就是成为别人的朋友”），再到戴尔·卡内基（“慷慨地去赞美别人吧”），都预见了我们的发现。他们所不能预见的是这一规律起作用的精确条件。
📌 ▪ 坏心情比好心情更能影响我们的思维和记忆。（即使我们天性乐观，也更容易想起过去那些引起不良情绪反应的事情。）▪ 表达消极情绪的词语比表达积极情绪的词语更多，而且要求人们想出表达情绪的词语时，他们更容易想出消极的词语。（伤心、生气、害怕是最常见的三个。）
📌 你猜哪些女生最喜欢这位男士呢？答案恰恰是自尊心刚刚遭受了暂时打击并极为渴望获得社会承认的那些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有时在遭遇一次很伤自尊的拒绝之后，会表现出一些反弹行为，比如坠入充满激情的恋爱当中
📌 当个体获得了目标人物的尊重，尤其当这种尊重的获得是逐渐发生的，并且还推翻了目标人物先前的批评之词时，个体就会更加喜欢这个目标人物
📌 阿伦森认为，频繁的赞扬可能会失去价值。当一个丈夫第500次说，“呀，亲爱的，你看起来真美啊”，这话给妻子的触动远不如他说，“哦，亲爱的，你穿那件衣服不是很好看。”要让所爱的人满意很难，但伤害所爱的人却很容易。这说明，与压抑不快情绪和戴尔·卡内基所说的“过度赞扬”相比，保持坦率而真诚的关系——互相尊重、彼此接纳、保持忠诚——更可以持续地让对方感到满意。阿伦森这样解释道：
📌 浪漫的晚餐、在剧院观看演出、在家共度夜晚、度假，这些都很重要……如果你希望维系与伴侣的关系，那么你和你的伴侣都要继续把你们的关系跟美好的事物联系起来。”
📌 心理学家罗伯特·斯腾伯格(Sternberg,1998)认为爱情是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三边（不等长）分别是：激情、亲密和承诺（如图11.6）。
📌 生理唤醒促进了罗曼蒂克式的反应。观看恐怖电影、乘坐过山车以及体育锻炼等也都有同样的效果，特别是对那些我们觉得有吸引力的人(Foster&others,1998;White&Kight,1984)。这种效果也存在于已婚夫妇中。那些经常在一起做一些可以提升彼此兴奋度活动的夫妇，所报告的婚姻满意度最高。相对于完成一般的实验室任务，如果夫妻双方能共同完成一项提高激活水平的活动（比如两人的绑腿赛跑等），往往会对其关系的总体情况报告较高的满意度。肾上腺素使两颗相爱的心贴得更近了
📌 这些研究的结果表明，其实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坠入情网(Ackerman&others,2011;Dion&Dion,1985)。男性似乎更难从一段爱情中解脱出来，而且，相比于女性，男性更不会轻易结束一段即将迈向婚姻的爱情关系。令人惊讶的是，在大多数异性恋关系中，最常先说出“我爱你”的是男性而非女性(Ackerman&others,2011)。但是，热恋中的女性则一般会有像她们的伴侣一样多的情感投入，甚至会比对方投入得更多。她们更倾向于报告自己体验到了愉悦和“无忧的眩晕感”，就像“在云中漂浮”一样。同样，女性似乎比男性更加注重友谊中的亲密感，也会更多地关心她们的伴侣。男性则比女性更多地想到恋爱中的嬉戏以及性的方面(Hendrick&Hendrick,1995)。
📌 如果一段亲密的感情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那么它就会最终成为一种稳固而温馨的爱情，哈特菲尔德称之为相伴之爱(companionate love)。令人激情迸发的激素（睾丸激素、多巴胺、肾上腺素）逐渐消退，而催产素则会维持依恋感和信任感(
📌 研究者发现，那些结婚五年以上的自由恋爱夫妇，会觉得彼此之间“有爱情”的感觉越来越少了。相反，那些包办婚姻的夫妇则会在新婚之后随时间的推移而报告出更多的爱情体验
📌 对于那些婚龄超过20年的夫妇，随着孩子长大成人、开始离开家庭独立生活，家庭中出现“空巢”的情况，一些曾经失去的浪漫感觉又重新出现了，父母可以重新关注彼此(Hatfield&Sprecher,1986;White&Edwards,1990)。马克·吐温说，“没有一个人会真正理解爱情，直到他们维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上的婚姻之后。”如果一段感情曾经是亲密的而且互相奖赏，那么相伴之爱就会植根于共同体验的人生风雨历程中，从而愈久弥醇。
📌 催生帮助行为的奖赏可以来自外部，也可以来自内部。为了防止地铁晚点，一名纽约市民跳上铁轨救了晕倒的男子（“我当时想，如果他被撞了，我就没法上班了”），他的行为是受外部奖赏激发的，即1.5倍的周日工资(Weischelbaum&others,2010)。商人捐款能提高其企业形象，让人搭便车能获得称赞或友谊，这些奖赏都是外部的
📌 奖赏也可能来自内部。几乎所有的献血者都承认献血“使我对自己感觉良好”和“给予我自我满足感”。的确，一张传统的红十字会海报这样写道：“献血！只会使你感觉良好。”感觉良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离家在外的人帮助为那些他们以后再也不会见面的陌生人。
📌 斯金纳认为，只有当我们不能解释别人做好事的原因时，我们才会因此而信任他们。只有当我们找不到外在的解释时，我们才会把他们的行为归因于他们内在的品质，而当外部原因明显时，我们就会相信外部原因，而非个人品质。
📌 帮助行为的收益也包括内部的自我回报。接近一个痛苦的人，我们也会感到痛苦。窗外一位女性的尖叫惊动并困扰你，如果你不觉得这是有人在闹着玩，你就会去查看一下或给予帮助，从而减轻你因它而产生的痛苦(Piliavin&Piliavin,1973)。丹尼斯·克雷布斯(Krebs,1975)发现，哈佛大学生的生理反应和他们的自我报告都揭示，对他人的痛苦反应最强的学生，给别人提供的帮助也最多。
📌 在文明进化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各种方式来缓解内疚感：用动物和人做祭品、供奉谷物和金钱、忏悔、认罪、否定等等。在古代以色列，人们定期地将自身的罪过加诸于作为“替罪羊”的动物身上，然后把动物放到野外，让它带走人类的罪责感。
📌 你会说谎吗？那些先于你参加实验的被试的行为——他们100%地都撒了这个小谎——预示着你也可能会说谎。做完测验后（没有任何反馈），研究者说：“你们可以走了。但是你们如果有空的话，能帮忙为一些问卷评分吗？”假设你已经说了谎，现在你会更乐意无偿地付出一点时间吗？结果表明，答案是肯定的。平均说来，那些没有被引诱说谎的被试只给出了2分钟，而说了谎的被试则很明显地渴望补救他们的自我形象，他们慷慨地献出了63分钟。在我们的实验中，有一个7岁的小女孩对这一实验的寓意做了恰如其分的解释，她写道：“别说谎，不然你会生活在内疚里”（并且你还会想要减轻内疚感）。
📌 在办公室里，我几乎忍不住要大声喊出我是多么快乐。所有的工作都变得简单了；以前让我烦恼的事情现在我都能泰然处之。而且我有了强烈的冲动想要帮助别人；我想与他人分享我的喜悦。当玛丽的打字机坏了的时候，我冲过去帮忙。玛丽！那可是我昔日的“对头”啊！(Tennov,1979,p.22)
📌 之后随着好心境的消逝，助人行为也随之降低
📌 当泰坦尼克号下沉的时候，生还者中有70%的女性和20%的男性。头等舱中乘客生还的机会要比三等舱多2.5倍。但是因为利他主义的性别规范，三等舱中女性获救的可能性(47%)要比头等舱中男性获救的可能性(31%)更大。
📌 当处于需要中的人是女性时，男性会提供更多的帮助。而女性则对不同性别的求助者一视同仁。
📌 毫不奇怪，男性会更多地帮助那些外表有吸引力的女性，而不是那些外表不具吸引力的女性(Mims&ot
📌 我们更容易与一个活生生的人产生同理心，而不是遭受痛苦的人数；更容易对戴安娜的死感到悲伤，而不是对一个大规模的“统计数字”。遭受痛苦的人数增加，人们的关注反而下降，这一现象称为“同情崩溃(collapse of compassion)”。当人们面对巨大灾难调整自己的痛苦情绪反应时也会发生同情崩溃(Cameron&Payne,2011)。
📌 行为的动机是在变化的。在一项任务中，开始时人们的动机可能是挣些小钱，然后变成了减少自己的损失，到了最后就只是保存脸面防止彻底的失败(Brockner&others,1982;Teger,1980)。这种动机的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约翰逊总统在他的演讲中常常强调战争是以自由、民主和正义为目标的，但是随着冲突的升级，总统的论调便成了为了美利坚的荣誉，为防止战败带来耻辱而战。
📌 小即是美 另一种解决社会困境的方法是：缩小群体的规模。在一个较小的集体中，每个人都能更加明确地感受到自己的责任和自己对集体的影响(Kerr,1989)；而当一个集体变得较大时，人们就更容易会这样想：“反正我也不会起多大作用”，正是这一想法常常导致不合作(Kerr&Kaufman-Gilliland,1997)。
📌 决出胜负的竞争活动带来了激烈的冲突，对其他组成员的歧视，以及组内强烈的团结意识和集体荣誉感。群体极化也加剧了冲突。
📌 两组之间没有任何文化、体质或是经济上的差异，而且这些男孩在他们的社群中都是“精英”，但还是发生了上述的一幕幕。谢里夫提到，如果我们此时来到这个营地，我们会认为这些男孩是“一帮邪恶、自私而贪婪的浑小子”(1966,p.85)。事实上，他们的邪恶是被邪恶的环境诱发的。
📌 你从小道消息中听说你的一个朋友在说你的坏话，尽管这个消息是错的但是你相信了，于是你开始反击——侮辱这位实际上是无辜的人。他当然不能忍受于是也回击了，而这正好肯定了你原先的想法。类似地，东西方的政治家总会沉浸在对战争威胁的担忧中，并认为对方会试图通过军事称霸，因此他们采取了不断加深对方误解的行动。
📌 阿以冲突的双方都坚持认为，“我们”进行军事活动的动机，是保卫自己的人身和领土安全；而“他们”的意图，则是将我们消灭并夺取我们的土地；“我们”是这里的原住民而“他们”是侵略者；“我们”是受害者，“他们”则是侵犯者(Bar-Tal,2004;Heradstveit,1979;Kelmom,2007)。在这样极端不信任的情况下，进行和平谈判显然是一件困难的事。
📌 ▪ 恐怖主义总是出现在旁观者的眼中。在中东地区，一次民意调查显示，98%的巴勒斯坦人认为一个携带攻击性步枪的以色列人在清真寺杀死29个巴勒斯坦人构成恐怖主义，但是82%的人认为一个携带自杀性炸弹的巴勒斯坦人杀死21个以色列人就不构成恐怖主义(Kruglanski&Fishman,2006)。同样，以色列人对暴力行为的反应也带着强烈的偏见，认为巴勒斯坦人的意图都是坏的(Bar-Tal,2004)。
📌 激化冲突的另一个常见的错误观念是，认为尽管对方的最高领导者是邪恶的，但是他们控制和操纵着的民众则是支持我们的。这种“领导邪恶—民众善良论”明确地体现在美苏冷战的双方身上。在越战之前，几乎整个美国都相信，美军士兵一进入这块被越共“恐怖分子”控制的地区，就将有大批被压迫的民众揭竿而起加入战斗，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痴人说梦。
📌 怀特报告说每场战争至少存在三种误解：低估对手的实力，把自己的动机和行为合理化，特别是把对手妖魔化。他观察到，低估对手的实力使希特勒有胆量去攻击苏联，日本有胆量攻击美国，美国有胆量介入朝鲜和越南战争。
📌 在受困于社会难题、为了稀缺资源而竞争或是感到不公正的时候，我们只有同时抛开偏见并努力解决确实存在的分歧，才能使冲突结束。一个好的建议是，在冲突中不要认为别人与你在价值观和道德上格格不入；反之，进行换位思考，设想一下：也许对方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
📌 但当收入水平达到某一适当水平后，金钱的增加所带来的长期回报会越来越低。在2008～2009年间对超过45万美国人的盖洛普调查显示，当年收入低于75 000美元时，日常生活中的积极情绪（自我报告的快乐、愉悦和经常微笑或开怀大笑）随收入增加而增多，但当收入超过这一数目时便不再增加(Kahneman&Deaton,2010)。忧虑和悲伤等消极情绪的消失也存在类似情况（图16.8）。在123个国家进行的全球盖洛普调查发现，能够预测主观幸福感的指标是亲密关系、权利感和胜任感(Tay&Diener,2011)。当这些基本需要获得满足后，金钱的增加就不再会有多大作用。
📌 即使是超级富有者——例如《福布斯》杂志上最富有的100位美国人——其幸福感仅仅比平均水平高一点(Diener&others,1985)。甚至赢得彩票似乎也不能使人产生持久的幸福感(Brickman&others,1978)。就像理查德·瑞恩(Ryan,1999)解释的那样，这种满足感有一个“非常短暂的生命期”。
📌 1957年，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这一年将美国描述为富裕的社会。那时美国人的人均收入（2005美元）换算为今天的金额大约为12 000美元。如今，如图16.9所示，美国应该算是“三倍富裕的社会”，即金钱所能购买的东西是以前的三倍。当然，这种上涨的潮水对游艇和小舟的推动效果是不同的，游艇提升的更高——不过所有的船都有一定程度的上升。这种双倍的消费能力，部分是由于美国大量已婚女性就业，购买力成倍地增加了。今天的美国人均汽车保有量是以前的两倍，去饭店的频率是以前的两倍，并且正享受着由科技支撑的新世界。自1960年以来，拥有洗碗机的家庭所占的比例从7%上升到60%，拥有干洗机的家庭比例从20%上升到74%，拥有空调的家庭比例从15%上升到86%(Bureau of the Census,2009)。
📌 那么，认为“经济上非常富裕”“非常重要”且已经富裕起来的美国人，现在真的更快乐吗？在拥有了意大利特浓咖啡、来电显示电话、相机、手机以及带轮子的行李箱之后，他们是否比以前更快乐了呢？他们没有。从1957年开始，那些报告自己“非常快乐”的人的比例有少许的下降：从35%下降到了29%。富裕程度是以前的两倍，但人们并没有感到更加快乐。其他国家也是如此(Easterlin&others,2010)。中国经济在十年间发展惊人，从极少数人拥有电话、40%的家庭拥有彩电，发展到现在大多数人都有这些电子产品，但盖洛普调查显示，中国人对现有生活感到满意的比例反而下降了(Burkholder,2005)。这些研究结果令人震惊，因为它们挑战了现代物质主义：经济发展给人类状况带来的改善并不明显。与过去相比，我们住着大房子，家庭却破裂了；我们收入很高，却并不快乐；我们善于谋生，却常常不会生活；我们庆祝着繁荣昌盛，却仍欲壑难填；我们珍惜自由，却又渴望与他人建立关系。
📌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居然不能让人们满意！更令人惊讶的是，越是为财富努力奋斗的人其幸福感可能越低，这是理查德·瑞安(Ryan,1999)在“我所关注的每一种文化都确凿地得出的结论”。对于追求外在目标如财富、美貌、声誉的那些人，他们更容易焦虑、抑郁以及患心理疾病(Eckersley,2005;Sheldon&others,2004)。卡塞(Kasser,2000,2002)总结道，那些转而追求亲密关系、个人成长和为社会事业作贡献等内在目标的人，则会体验到更高质量的生活。卡塞(Kasser,2011)总结说，内在价值观能够提高个体和社会的幸福感，并有助于人们抵制物质主义的价值观。那些关注亲密关系、做有意义的工作并关爱他人的人，能够获得一种内在奖励；而那些更多关注外部物质或自身地位及形象的人，往往很难理解这一点。停下来思考一下：在上个月中，哪一件事情是你所体验到的最满意的？列侬·谢尔登(Sheldon,2001)及其同事向大学生提出了这一问题（还有类似的关于上周和上学期的问题）。接下来，他们要求这些学生评价令人满意的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10种不同的需求。学生们认为自尊、亲近感（感觉和他人联系在一起）以及自主感（掌控的感觉）是伴随满意的事件而体验到的最强烈的几种情感需求。排在所有可以预测满意度的因素项目中最底层的是金钱和奢侈品。
📌 因此，当我们的成就超越过去的水平时，我们会感到成功和满足。当我们的社会声望、收入或者居家条件有所改善时，我们会感到高兴。但是，不久之后，我们就适应了这一水平。过去感觉很好的现在变得一般，过去感觉一般的现在变得很差。这样会产生一个社会天堂吗？唐纳德·坎贝尔(Campbell,1975b)回答说：“不会的。”如果明天早晨醒来你发现你在自己的理想国——可能是一个没有钞票、没有疾病的世界，只有一个人毫无保留地爱你——你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感到非常快乐。但是不久，你就会重新调整你的适应水平：时而感到满足（成就超过预期的时候），时而感到郁闷（成就没有达到预期），时而感到平平淡淡。
📌 达到我们渴望的目标——财富、考试得最高分、芝加哥队获得全美职业棒球赛冠军——所体验到的狂喜的消散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
📌 我们有时会产生“错误的渴望”。当大一新生在搬进大学宿舍之前，对种种住宿条件的满意程度进行预测时，他们大都将注意力集中于外在物质条件上。“能住在一个漂亮而出入方便的寝室我将感到最开心。”很多学生都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们错了。当一年之后对其进行重新调查时，伊丽莎白·邓恩及其同事(Dunn&others,2003)发现，反而是社会性因素，如团体归属感等能更好地预测个体的幸福感。同样，博文和吉洛维奇(Boven&Gilovich,2003)经过调查和实验也发现，积极的体验（常常与社交有关）能使我们感到更幸福。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物质条件。
📌 当一个职业选手以年薪1 500万美元签约时，那么年薪800万美元的队友可能会感觉不爽。“我们的贫穷逐渐变成现实了。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的少了，而是我们的邻居拥有的更多。”
📌 北欧国家贫富差距较小，以色列、土耳其、美国、墨西哥和智利的贫富差距极大。）在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中，不仅健康问题和社会问题更严重，心理疾病的发病率也更高(Pickett&Wilkinson,2011)。同样，在美国各州中，贫富差距较大的州其抑郁发病率较高(Messias&others,2011)。总之，贫富差距悬殊会使人们意识到更强烈的不公平感，人与人之间更缺乏信任，贫富差距大与低收入人群的幸福感较低存在相关(Oishi&others,2011)
📌 甚至在中国，收入差距也在增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富裕生活不能让人们更幸福，其他地区亦是如此。米歇尔·哈格蒂(Hagerty,2000)说，收入差距拉大让越来越多的人身边都是富人。电视节目中的富裕生活方式也突显了人们的“相对剥夺感”，使人们产生了更多的欲望(Schor,1998)。
📌 如果我们缩减消费（有选择的或者是必须的），最初可能会感到些许痛苦，但是这种痛苦会很快消失。一位诗人写道：“眼泪可能会在夜晚停留，但是快乐会伴随黎明一起到来。”实际上，由于我们具有适应能力和调整社会比较的能力，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如失去工作或遇到意外而残疾）对我们情绪的影响比想象中消散的要快得多(Gilbert&others,1998)。
📌 一则波斯谚语是这样说的：“我因没有鞋穿而沮丧不已，直到我发现还有人没有脚。”向下的社会比较使我们更容易感到满足。同想象中较差的自我进行向下的社会比较也是一种提高满意度的方式。
📌 感受大自然。随机选择卡尔顿大学的学生，要求他们每天在校园附近林间自然漫步17分钟，结果显示，他们比那些在校园人行道上散步近似长度的同学更快乐。这一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Nisbet&Zelenski,2011)。日本有研究报告称，“森林浴”，即在林间漫步，也有助于降低应激激素和血压(Phillips,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