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的历史，就像一个才华横溢但身不由己的大家族，住在一个强邻环伺的 “ 巷子口 “。
这个家族（朝鲜民族）内部有自己的传统、发明和骄傲（如韩文、高丽青瓷），但它的命运总是不由自主地被巷子里的壮汉邻居（中国、日本、蒙古等）和后来搬来的世界警察（美国、苏联）深刻影响。它时而学习邻居，时而抵抗邻居，但内心深处始终想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当我们在谈论 1945 年以前的历史时，” 朝鲜 “（或其旧称，如高丽、新罗）指的是整个半岛。谈论 1945 年以后时，必须明确指的是 “ 朝鲜 “ 还是 “ 韩国 “。
整个演变史就是一部皇帝（皇权）与宰相（相权）之间长达两千年的“权力拔河赛”。理解了这条主线，你就能看懂很多历史事件背后的真正动因。
学习时，始终抓住“皇权 vs 相权”这条核心斗争线。所有制度改革，几乎都围绕这个展开。
三省六部有分权制衡的影子，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皇权统治的效率和安全，而不是限制皇权。所有权力最终都源于皇帝，也服务于皇帝。
这个划分最早起源于 18 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在当时的法国国民议会上：激进的、支持革命、希望彻底改变旧制度（推翻君主制和贵族特权）、主张建立一个更平等、更世俗化共和国的议员们，习惯性地坐在议会场的左边。保守的、希望保留传统、维护君主和教会权威、主张温和改革或维持现状的议员们，则坐在右边 。
繁衍，是刻在动物身体基因里最原始的一个欲望。
萨特曾言，人类是自由的，却常常通过“自欺”来逃避责任——我们说服自己“不想”结婚生子，只是因为恐惧生活的不确定性、经济负担和社会期望的枷锁。这种麻醉是暂时的自我保护，却可能在生命的后期酿成深刻的空虚。
年轻时做出的选择，逻辑上或可自圆其说，然人生的悲剧在于，我们常在信息不完整下做出不可逆转的决定。尤其对女性而言，生育机能的不可逆转，使得她们在“醒悟”时往往已无从补救。
费孝通先生说过生育是一个 “ 损己利人 “ 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延续生命、做一个低回报的投资？答案在于：在亲密关系中寻觅意义，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体验，本身就是一种对抗虚无、赋予生命以纵深感的强大力量。
人生永远不存在完美的准备时刻，正如李安在电影饮食男女里所说 “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选择结婚并非盲动，只是在不完美的烹饪过程中，才能被赋予最真实、最热烈的味道。
我们在社交媒体和生活中看到了太多的婆媳关系的矛盾，却鲜少听闻发自肺腑的和解与感恩。对儿子和丈夫的争夺，不足以解释现代婆媳矛盾的核心。真正的引爆点，往往出现在第三代——孩子的降生。
祖辈对孙辈的照看，是一种源于血脉之亲的、自愿的付出。它是一份恩情，而非一份责任。媳妇认为婆婆带孙子是理所应当，她便剥夺了这份行为的恩情属性，将其贬低为一种必须履行的服务。如果婆婆将带孙延伸为对新家庭的掌控权，她亦玷污了这份恩情的纯粹。
现代家庭悲剧的根源，恰恰在于将恩情误读为责任。每个人都宣称为了孩子好，却在这场恩责不分的混乱中，互相感到自己的付出被漠视。
丈夫永远不要去做一个裁判，而是要与妻子共同组成一个阵线。双方必须全部完成对各自原生家庭的背叛，才能真正做到婆媳关系的破局。
真正的家庭哲学，应当是一种“树状”结构 🎄：
除了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性原理，我一直觉得世界上还些一个真理，使用上就像开了天眼生活。
就是按照你期待的美好去生活，将其从一种“愿望”深化为一套“主动创造现实”的行动哲学。
我命名为：第一美好原理。
不要因为懊悔消耗自己的能力，而是要把能量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行动。火箭启动前永远在蓄力，不是在消耗。
我命名为：第一能量原理。
错误决策是一个老师，它的任务是“教会”你，而不是“惩罚”你。错误是老师，行动是解药。
我命名为：第一行动原理。
📌 比如你之前可能没有意识到，DNS 查询在基于 TCP 时效率有多低
📌 我们也许可以在几个小时里学会使用Wireshark软件，在几天里学会一个协议，但是思路的养成却需要经年累月的锻炼。
📌 Wireshark 是最流行的网络嗅探器之一，能在多种平台上抓取和分析网络包，比如Windows、Linux和Mac等。它的图形界面非常友好，但如果你觉得鼠标操作不够有腔调，也可以使用它的命令行形式——TShark。
📌 很显然，Wireshark 并不能帮我们变成网络新贵，但它对技术上有所追求的工程师来说，有着金钱难以衡量的价值。用它来辅助学习，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网络协议；用它来排查故障，可以更快地发现问题。假如你是团队中唯一掌握 Wireshark的网络工程师，这个看家本领非常有助于你保持大牛地位。在同事们手足无措时，你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摆平，然后平静地说一句：“问题解决了，我先去泡杯咖啡。”
📌 技术类知识就是这样，如果你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动手操作，接下来就如鱼得水；如果从一开始只依靠冥想，到后面就会走火入魔。
📌 容易理解是最难做到的一点。传说白居易写完一首诗，必定先请不识字的老太婆品鉴，一直要修改到老太婆听懂为止
📌 服务器B通过ARP广播查询默认网关192.168.26.2的MAC地址。为什么我ping的是服务器A的IP，B却去查询默认网关的MAC地址呢？这是因为B根据自己的子网掩码，计算出A属于不同子网，跨子网通信需要默认网关的转发。而要和默认网关通信，就需要获得其MAC地址。
📌 为什么这些MAC地址的开头明明是“00:50:56”或者“00:0c:29”，Wireshark上显示出来却都是“Vmware”？这是因为 MAC 地址的前 3 个字节表示厂商。而 00:50:56 和 00:0c:29 都被分配给Vmware公司。这是全球统一的标准，所以Wireshark干脆显示出厂商名了。
📌 B回复了A的ARP请求，把自己的MAC地址告诉A。这说明 B在执行ARP回复时并不考虑子网。虽然ARP请求来自其他子网的IP，但也照样回复。
📌 B先把ping请求交给默认网关，默认网关再转发给A。而A收到请求后直接把ping回复给B，
📌 在 Wireshark 上可以这样抓到包头：单击菜单栏上的 Capture–>Options，然后在弹出的窗口上定义“Limit each packet to”的值。我一般设个偏大的数字：80字节，也就是说每个包只抓前80字节。这样TCP层、网络层和数据链路层的信息都可以包括在内
📌 如果问题涉及应用层，就应该再加上应用层协议头的长度。如果你像我一样经常忘记不同协议头的长度，可以输入一个大点的值。即便设成200字节，也比1514字节小多了。
📌 用tcpdump命令抓包时可以用“-s”参数达到相同效果。比如以下命令只抓eth0上每个包的前80字节，并把结果存到/tmp/tcpdump.cap文件中。[root@server_1 /]# tcpdump -i eth0 -s 80 -w /tmp/tcpdump.cap
📌 设置Capture Filter之前务必三思，以免把有用的包也过滤掉，尤其是容易被忽略的广播包。当然有时候再怎么考虑也会失算，比如我有一次把对方的IP地址设为filter，结果一个包都没抓到。最后只能去掉filter再抓，才发现是NAT（网络地址转换）设备把对方的IP地址改掉了。
📌 一篇文章不可能涵盖所有技巧，本文就到此为止。最后要分享的，是我认为最“笨”但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技巧——勤加练习。只要练到这些技巧都变成习惯，就可以算登堂入室了。
📌 传输层：这一层用到了TCP协议。应用层所产生的数据就是由TCP来控制传输的。点开TCP层前的“+”号，我们可以看到Seq号和Ack号等一系列信息，它们用于网络包的排序、重传、流量控制等。虽然名曰“传输层”，但它并不是把网络包从一个设备传到另一个，而只是对传输行为进行控制。真正负责设备间传输的是下面两层。TCP是非常有用的协议，也是本书的重点。
📌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老师能打开Wireshark，让我们看到这些实实在在的分层，我也不会困惑那么久了（假如那天我没有逃课的话）。
📌 历史上还真存在过这种情况—TCP和IP刚发明的时候就是合在一层的，后来才拆成两层
📌 因为网络对包的大小是有限制的，其最大值称为MTU，即“最大传输单元”。大多数网络的MTU是1500字节，但也有些网络启用了巨帧（Jumbo Frame），能达到9000字节。一个8192字节的包进入巨帧网络不会有问题，但到了1500字节的网络中就会被丢弃或者切分。被丢弃意味着传输彻底失败，因为重传的包还会再一次被丢弃。而被切分则意味着传输效率降低。
📌 由于这个原因，TCP不想简单地把8192 字节的数据一口气传给网络互连层，而是根据双方的MTU决定每次传多少。知道自己的MTU容易，但对方的MTU如何获得呢？如图5所示，在TCP连接建立（三次握手）时，双方都会把自己的MSS（Maximum Segment Size）告诉对方。MSS加上TCP头和IP头的长度，就得到MTU了。
📌 假如把客户端和服务器的 MTU 互换一下，这时客户端最大能发出多少字节的包呢？答案还是1500。因为无论接受方的MTU有多大，发送方都不能发出超过自己MTU的包。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发包的大小是由MTU较小的一方决定的。
📌 在使用UDP的情况下，的确只用这两个包就完成了DNS查询。但在使用TCP时，要先用3个包（包号1、2、3）来建立连接。查询结束后，又用了4个包（包号7、8、9、10）来断开连接。Wireshark把这两种情况的差别完全显示出来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连接的成本远远超过DNS查询本身，这对繁忙的DNS服务器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压力。如果你的DNS还在使用TCP，该考虑更改了。
📌 发出的两个包Len=0，但其实是有TCP头的。头部本身携带的信息很多，所以不要以为Len=0就没意义。
📌 52号包的Seq=5129, Len=1448，所以来自接收方的53号包的Ack=5129+1448=6577，表示收到了6577之前的所有字节。理论上，接收方回复的Ack号恰好就等于发送方的下一个Seq号，
📌 · SYN：携带这个标志的包表示正在发起连接请求。因为连接是双向的，所以建立连接时，双方都要发一个SYN。
📌 · FIN：携带这个标志的包表示正在请求终止连接。因为连接是双向的，所以彻底关闭一个连接时，双方都要发一个FIN。
📌 实际环境中的 RST 往往意味着大问题。如果你在Wireshark中看到一个RST包，务必睁大眼睛好好检查。
📌 为什么要用三个包来建立连接呢，用两个不可以吗？其实也是可以的，但两个不够可靠。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情况来说明这个问题：某个网络有多条路径，客户端请求建立连接的第一个包跑到一条延迟严重的路径上了，所以迟迟没有到达服务器。因此，客户端只能当作这个请求丢失了，不得不再请求一次。由于第二个请求走了正确的路径，所以很快完成工作并关闭了连接。对于客户端来说，事情似乎已经结束了。没想到它的第一个请求经过跋山涉水，还是到达了服务器。如图10所示，服务器并不知道这是一个旧的无效请求，所以按照惯例回复了
📌 假如TCP只要求两次握手，服务器上就这样建立了一个无效的连接。而在三次握手的机制下，客户端收到服务器的回复时，知道这个连接不是它想要的，所以就发一个拒绝包。服务器收到这个包后，也放弃这个连接。
📌 快递送货的策略非常浅显，几乎人人可以理解，而TCP传输大块数据的策略却很少人懂。事实上这两者的原理是相似的。
📌 TCP显然不用电瓶车送包，但它也有“往返”的需要。因为发包之后并不知道对方能否收到，要一直等到确认包到达，这样就花费了一个往返时间。假如每发一个包就停下来等确认，一个往返时间里就只能传一个包，这样的传输效率太低了。最快的方式应该是一口气把所有包发出去，然后一起确认。但现实中也存在一些限制：接收方的缓存（接收窗口）可能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么多数据；网络的带宽也不一定足够大，一口气发太多会导致丢包事故。所以，发送方要知道接收方的接收窗口和网络这两个限制因素中哪一个更严格，然后在其限制范围内尽可能多发包。这个一口气能发送的数据量就是传说中的TCP发送窗口。
📌 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TCP发送窗口的概念被广泛误解，比如，很多人会把接收窗口误认为发送窗口。我经常想在论坛上回答相关提问，却不知道该从何答起，因为有些提问本身就基于错误的概念。下面是一些经常出现的问题。
📌 这不是发送窗口，而是在向对方声明自己的接收窗口。在此例子中， 10.32.106.103向10.32.106.73声明自己的接收窗口是64093字节。10.32.106.73收到之后，就会把自己的发送窗口限制在64093字节之内
📌 假如接收方处理数据的速度跟不上接收数据的速度，缓存就会被占满，从而导致接收窗口为0。如图5的Wireshark截屏所示，89.0.0.85持续向89.0.0.210声明自己的接收窗口是win=0，所以 89.0.0.210的发送窗口就被限制为0，意味着那段时间发不出数据。
📌 图52.我如何在包里看出发送窗口的大小呢？很遗憾，没有简单的方法，有时候甚至完全没有办法。因为，当发送窗口是由接收窗口决定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通过“window size:”的值来判断。而当它由网络因素决定的时候，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复杂（下篇文章将会详细介绍）。大多数时候，我们甚至不确定哪个因素在起作用，只能大概推理。以
📌 发送窗口和MSS有什么关系？发送窗口决定了一口气能发多少字节，而MSS决定了这些字节要分多少个包发完。举个例子，在发送窗口为16000字节的情况下，如果MSS是1000字节，那就需要发送16000/1000=16个包；而如果MSS等于8000，那要发送的包数就是16000/8000=2了。
📌 4.发送方在一个窗口里发出n个包，是不是就能收到n个确认包？不一定，确认包一般会少一些。由于TCP可以累积起来确认，所以当收到多个包的时候，只需要确认最后一个就可
📌 5.经常听说“TCP Window Scale”这个概念，它究竟和接收窗口有何关系？在TCP刚被发明的时候，全世界的网络带宽都很小，所以最大接收窗口被定义成 65535 字节。随着硬件的革命性进步，65535 字节已经成为性能瓶颈了，怎么样才能扩展呢？TCP 头中只给接收窗口值留了 16 bit，肯定是无法突破 65535 （216−1）的。
📌 1992年的RFC 1323中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在三次握手时，把自己的Window Scale信息告知对方。由于Window Scale放在TCP头之外的Options中，所以不需要修改 TCP 头的设计。Window Scale 的作用是向对方声明一个 Shift count，我们把它作为2的指数，再乘以TCP头中定义的接收窗口，就得到真正的TCP接收窗口了。
📌 阅读本文之前，务必保证心情愉快，以免产生撕书的冲动；同时准备浓缩咖啡一杯，防止看到一半睡着了。因为这部分内容是TCP中最枯燥的，但也是最有价值的
📌 前文说到，发送方的发送窗口是受接收方的接收窗口和网络影响的，其中限制得更严的因素就起决定作用。接收窗口的影响方式非常简单，只要在包里用“Win=”告知发送方就可以了。而网络的影响方式非常复杂，所以留到本文专门介绍。
📌 难道就没有一个完美的方案吗？很遗憾，还真的没有。自网络诞生数十年以来，涌现过无数绝顶聪明的工程师，就是没有一个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幸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总算有了一个最靠谱的策略。这个策略就是在发送方维护一个虚拟的拥塞窗口，并利用各种算法使它尽可能接近真实的拥塞点。网络对发送窗口的限制，就是通过拥塞窗口实现的。
📌 如果一口气发太多数据就可能遭遇拥塞，所以发送方把拥塞窗口的初始值定得很小。RFC 的建议是 2个、3个或者4个MSS，具体视MSS的大小而定。
📌 2.如果发出去的包都得到确认，表明还没有达到拥塞点，可以增大拥塞窗口。由于这个阶段发生拥塞的概率很低，所以增速应该快一些。RFC建议的算法是每收到n个确认，可以把拥塞窗口增加n个MSS。比如发了2个包之后收到2个确认，拥塞窗口就增大到2+2=4，接下来是4+4=8,8+8=16……这个过程的增速很快，但是由于基数低，传输速度还是比较慢的，所以被称为慢启动过程。
📌 3.慢启动过程持续一段时间后，拥塞窗口达到一个较大的值。这时候传输速度比较快，触碰拥塞点的概率也大了，所以不能继续采用翻倍的慢启动算法，而是要缓慢一点。RFC 建议的算法是在每个往返时间增加 1 个 MSS。比如发了 16 个MSS之后全部被确认了，拥塞窗口就增加到16+1=17个MSS，再接下去是17+1=18, 18+1=19……这个过程称为拥塞避免
📌 从慢启动过渡到拥塞避免的临界窗口值很有讲究。如果之前发生过拥塞，就把该拥塞点作为参考
📌 据。如果从来没有拥塞过就可以取相对较大的值，比如和最大接收窗口相等。
📌 无论是慢启动还是拥塞避免阶段，拥塞窗口都在逐渐增大，理论上一定时间之后总会碰到拥塞点的。那为什么我们平时感觉不到拥塞呢？原因有很多，如下所示。· 操作系统中对接收窗口的最大设定多年没有改动，比
📌 如 Windows 在不启用“TCP window scale option”的情况下，最大接收窗口只有64KB。而近年来网络有了长足进步，很多环境的拥塞点远在64KB以上。也就是说发送窗口已经被限制在64KB了，永远触碰不到拥塞点。
📌 很多应用场景是交互式的小数据，比如网络聊天，所以也不会有拥塞的可能。
📌 拥塞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对发送方来说，就是发出去的包不像往常一样得到确认了。不过收不到确认也可能是网络延迟所致，所以发送方决定等待一小段时间后再判断。假如迟迟收不到，就认定包已经丢失，只能重传了。这个过程称为超时重传
📌 RTO。RTO的取值颇有讲究，理论上需要几个公式计算出来。根据多一道公式就会丢失一半读者的原理，本文将对此只字不提，我们只需要知道存在这么一段时间就可以了。有些操作系统上提供了调节RTO大小的参数。
📌 重传之后的拥塞窗口是否需要调整呢？非常有必要，为了不给刚发生拥塞的网络雪上加霜，RFC建议把拥塞窗口降到1个MSS，然后再次进入慢启动过程
📌 不难想象，超时重传对传输性能有严重影响。原因之一是在RTO阶段不能传数据，相当于浪费了一段时间；原因之二是拥塞窗口的急剧减小，相当于接下来传得慢多了。以我的个人经验，即便是万分之一的超时重传对性能的影响也非同小可
📌 当发送方收到3个或以上重复确认（Dup Ack）时，就意识到相应的包已经丢了，从而立即重传它。这个过程称为快速重传。之所以称为快速，是因为它不像超时重传一样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 为什么要规定凑满3个呢？这是因为网络包有时会乱序，乱序的包一样会触发重复的 Ack，但是为了乱序而重传没有必要
📌 没有拥塞时，发送窗口越大，性能越好。所以在带宽没有限制的条件下，应该尽量增大接收窗口，比如启用Scale Option（Windows上可参考KB 224829）。
📌 如果经常发生拥塞，那限制发送窗口反而能提高性能，因为即便万分之一的重传对性能的影响都很大
📌 很多操作系统上可以通过限制接收窗口的方法来减小发送窗口，Windows上同样可以参考KB224829。· 超时重传对性能影响最大，因为它有一段时间（RTO）没有传输任何数据，而且拥塞窗口会被设成1个MSS，所以要尽量避免超时重传。· 快速重传对性能影响小一些，因为它没有等待时间，而且拥塞窗口减小的幅度没那么大
📌 丢包对极小文件的影响比大文件严重。因为读写一个小文件需要的包数很少，所以丢包时往往凑不满3个Dup Ack，只能等待超时重传了。而大文件有较大可能触发快速重传。下面的实验显示了同样的丢包率对大小文件的不同影响：图11中的test是包含很多小文件的目录，而图12的hi是一个大文件。发生丢包时前者耗时增加了7倍多，而后者只增加了不到4倍
📌 假如把这个过程的包抓下来，会看到很多小包频繁来往于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这种方式其实是很低效的，因为一个包的TCP头和IP头至少就40字节，而携带的数据却只有一个字符。这就像快递员开着大货车去送一个小包裹一样浪费。
📌 称为延迟确认。该策略的原理是这样的：如果收到一个包之后暂时没什么数据要发给对方，那就延迟一段时间（在Windows上默认为200毫秒）再确认。假如在这段时间里恰好有数据要发送，那确认信息和数据就可以在一个包里发出去了。第12号包就恰好符合这个策略，客户端收到11号包之后，等了41毫秒左右时我又输入一个字符。结果这个字符和对11号包的确认信息就一起装在12号包里了。延迟确认并没有直接提高性能，它只是减少了部分确认包，减轻了网络负担。有时候延迟确认反而会影响性能。微软的 KB 328890 提供了关闭延迟确认的步骤
📌 我一共输入了7个字符，但这些字符也被逐个打成小包了。能不能设计一个缓冲机制，把一个往返时间里生成的小数据收集起来，合并成一个大包呢？Nagle算法就实现了这个功能。这个算法的原理是：在发出去的数据还没有被确认之前，假如又有小数据生成，那就把小数据收集起来，凑满一个MSS或者等收到确认后再发送
📌 和延迟确认一样，Nagle 也没有直接提高性能，启用它的作用只是提高传输效率，减轻网络负担。在某些场合，比如和延迟确认一起使用时甚至会降低性能。微软也有篇KB指导如何关闭Nagle，但是一般没有这个必要，原因之一是很多软件已经默认关闭Nagle了。比如打开Putty，到“Connection”选项里可见“Disable Nagle’s algorithm”默认就是选中的
📌 现在人们说到 TCP/IP 时，指的已经不止是 TCP 和 IP 两个协议，而是包括了Application Layer、Transport Layer、Internet Layer和Network AccessLayer的四层模型。TCP处于Transport Layer，而IP处于Internet Layer。鲜为人知的是，一开始这两个协议并没有分层，而是合在一起的。
📌 TCP/IP的设计非常成功。30年来，底层的带宽、延时，还有介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顶层也多了不少应用，但TCP/IP却安如泰山。它不但战胜了国际标准化组织的OSI七层模型，而且目前还看不到被其他方案取代的可能。第一代从事TCP/IP工作的工程师，到了退休年龄也在做着朝阳产业。
📌 最近有了一些惊人的发现：我们都知道这个七层模型是由一个小组（见图3）完成的，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小组有一天深夜在酒吧里谈论美国的娱乐八卦。他们把迪斯尼电影里7个小矮人的名字写在餐巾纸上，有个人开玩笑说7对于网络分层是个好数字。第二天上午在标准化委员会的会议上，他们传阅了那张餐巾纸，然后一致同意昨晚喝醉时的重大发现。那天结束时，他们又给七个层次重新起了听上去更科学的名字，于是模型就诞生了。
📌 而当时业界普遍对待OSI模型的抵触态度，更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幸好到了今天， OSI模型几乎名存实亡了，它对我们的影响只停留在还没来得及更新的教科书上。
📌 我们总是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和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达成心愿时又发现这不是自己想要的。我们可以及时纠正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然后做出新的决策。这个决策在一段时间内是正确的，但过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做一次调整，不到最后一刻，我们永远不能说现有决策是对的。
📌 从现在起，停止评判。其实大家都一样，都是脆弱的人，学会承认脆弱，要比戴上假装强大的面具更能表现出力量
📌 爱的本质是被看见

我们之所以能和
特定的人发展友谊
甚至爱情，往往是
因为被看见的
强烈体验。
📌 对于“现代独立女性”的刻板印象也无处不在，但我认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独立：从收割粮食到物流运输，从自来水的供应到房屋的建造，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依赖他人。认为人生存于世可以完全独立，那是错误的观念。就像我们需要别人提供饮用水一样，我们也需要别人的陪伴——即使有些人总是试图通过训练来摆脱这种需求。
📌 从来没有婴儿这回事，只有婴儿和母亲。”也就是说，当你看到婴儿的时候，一定会同时看到照顾他的母亲。人类是一种需要连接的生物，连接让我们觉得自己是更广阔的世界的一部分。这种连接通常是与人的连接，也可以是与想法、环境、物品的连接。
📌 一个人在临终之前才会醒悟，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关系，这种关系通常是指与他人的关系。
📌 当你能轻易地连接所有事物时，你会发现最终你和任何事物都没有连接。我们在生活中都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精力分散，你很难跟上他们的节奏，也很难和他们好好相处，因为你总觉得他们没有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你身上。这就是所谓的狂躁状态，有时狂躁是有益的，对有些人来说，它能激发创造力，但从长远来看，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状态
📌 在我看来，这位女士是可以处理好人际关系的，因为她已经拥有两段最好的关系——和她的孩子、丈夫。她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人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发现自己很难与人建立连接，就开始找借口。别人邀请她去家里聚餐，她感觉很自卑，于是把这种自然形成的子群体视为“小团体”或“圈子”，认为她们在刻意地互相竞争，想要一分高下。
📌 通过分析别人的行为而不是自己的行为，她为自己无法改善人际关系找到了借口。我们不能控制别人的行为，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
📌 她焦虑的点在于，她想为了孩子而不是自己去交朋友。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朋友，有些人只需要和少数几个人相处就够了，这位女士就是典型的例子。
📌 曾经我认为牢不可破的友谊，现在也让我非常失望。同事和朋友看到我现在失业，觉得我没什么价值了，都不再和我联系。我在生活中完全靠自己，人际关系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 有一种常见的认知陷阱是“非黑即白”。比如我们经常说：没有人会关心别人；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着想；任何友谊都没有意义。这些说法的共同之处在于“两极分化”，认为人生不是1就是10，不存在2到9之间的任何可能。要辨别哪些说法是“非黑即白”，就看有没有诸如“每个人”“百分之百”“没有任何人”“从来不”这样的表达。这都是你基于过去的经历形成的一种偏执的看法，是一种假设和想象，你需要在了解事情全貌之后进行理性思考，而不能情绪用事。我在其他书里说过，现在再说一遍：不要把熟悉的事物当作真理
📌 我本以为我们是一辈子的知己，没想到还是败给了时间和距离（或者其他原因）。三年前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在遇到烦心事的时候给她留言，我发了一长串的话，却没有收到回复，我想也许她正在忙，顾不上看手机，可是没过多久我看到她在社交媒体上发了动态。一周过去了，她还是没有回复我，我盯着自己发过去的那些文字，突然有种不真实感，对面的那个人，真的是我认识了十几年的好朋友吗？
📌 前几天我从大学同学那听说，她嫁给了跟她一起去美国的男朋友，生了一个孩子，后来又回到自己的祖国。发生了这么多的人生大事，她却没有跟我讲过，说明她早就不把我当作朋友了。那次的“不回复”是个转折点，而我还一直残留着希望，希望这一切都是个误会。
📌 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社交欲望会逐渐减弱，不愿再勉强自己适应别人，每次外出聚会都要做心理建设，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有着过盛的精力，渴望尝试新事物，认识新朋友。年龄大了之后，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老关系、旧习惯，个性也很难再改变，人与人的心理状态完全不同，想要的东西也不一样，很容易就发生分歧，建立关系将是一个更复杂的过程。年轻人还能彼此适应，共同成长，维护友谊，而年龄大的人更注重自我，很难形成紧密的依恋（不过也并非不可能）。
📌 我发现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把网络交友当作购物，通过滚动鼠标和滑动屏幕来寻找完美的伴侣，就像在寻找一条心仪的牛仔裤。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完美伴侣并不存在。建议写信的这位先生试着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接纳更多的“未知”，而不是急于给别人下定义，然后断言自己是否能和她们相处。放下对他人的评判（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信中浓浓的评判意味），不要把人放在条条框框里。还是我之前说的：你以为自己喜欢的类型未必就是你真正喜欢的。
📌 当人们有六种巧克力可供选择时，他们能很快做出决定，并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满意。而当他们有一百种巧克力可供选择时，大多数人不会选择自己本来最喜欢的那一种，而是纠结于所有选择，无法做出决定。当他们最终选定其中一种时，满意度要远低于只有六种选择时。施瓦茨还发现，面对选择，有些人是“最大化者”，有些人是“满足者”（“满足”从字面来看就是“满意”加“足够”：一旦找到满意的对象，便觉得已经足够）。
📌 臣服就是把你的某些方面展示给别人，不去想别人会如何看待。这意味着你要放松戒备，允许自己变得脆弱。
📌 臣服是让自己敞开心扉，允许别人影响你和改变你。当你臣服于一场对话时，你不知道它会走向何方，因为你对任何结果都持开放态度。这也意味着允许和接受别人做自己。
📌 我感觉她丈夫那扇思考的门是开着的，而行动的门是关着的，感受的门是锁着的。另一方面，这位女士感受的门和行动的门都是开着的，但思考的门是关着的。她和丈夫之间的冲突，也就是她在信里描述的怒气，是他们打开了不同的门导致的。换句话说，是因为两个人有不同的应对方式。
📌 我们有三种主要的应对方式：
思考、感受和行动。
如果你爱的人正在经历一段困难时期，
不要急着马上解决问题，而是先试着
理解他的应对方式，共情他的感受。
📌 卡普曼戏剧三角的重点是帮助我们找到冲突的根源，并意识到我们争论的往往不是实际问题，而是对方对待我们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对那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小事的争论最终会演变成激烈的争吵。
📌 从这封信可以看到，夫妻俩不停地在三种角色中转换，从拯救者到迫害者再到受害者。丈夫试图说服患抑郁症的妻子寻求专业帮助，从而进入了拯救者的角色。妻子觉得这是对她的逼迫，因此产生防御心理，视丈夫为迫害者，开始指责丈夫。这又让丈夫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这是许多人（包括夫妻、家人、朋友等）在意见不合时容易陷入的怪圈。
📌 我们的说话方式和我们说的话同样重要
📌 此外，当我们过于努力地替别人做出正确决定时，我们就是在扮演拯救者的角色。当我们为别人做他们自己有能力做的事情时，我们就进入了拯救模式，这会让他们感觉自己被当成了孩子，因而产生抵触心理
📌 当我们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时，可能会因为害怕做出错误的选择而止步不前，觉得如果不做选择，就能避免犯错。但不做选择也是一种选择，而且有可能是错误的选择。谁都不是预言大师，不可能提前知道一个选择是否正确。错误和失败都是成长所必需的，在心理治疗中，我们把错误和失败称为“惨烈的学习机会”。
📌 我们来看看成功的销售人员是怎样看待失败的——如果每五十通电话中能有一单成交，他们会这样想：失败电话越多，就越接近成交。于是，越到后面他们就会越兴奋，会表现出更多的热情，这就使得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 三大宗：酒精、烟草、咖啡因
📌 1652年，荷兰人在非洲南端成立了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供应站，并将酿酒葡萄的栽培技术传入殖民地好望角，本来的用意是想为船员提供一种既可预防坏血病，又新鲜甘醇的葡萄酒，以取代在船舱储放了3个月的饮用水。后来英国人于19世纪接收了这块殖民地，并加速生产葡萄酒，目的是在取代法国进口酒。英国人也把葡萄栽培引进了澳大利亚，1788年，英国船只陆陆续续抵达这块流放犯人的殖民地，船上就载有从里约热内卢和好望角移植而来的葡萄株。
📌 1492年间，哥伦布的远航队中有两名成员看到泰诺族(Tainos)印第安人把一些卷成粗雪茄状的烟叶塞进嘴里吸，从此欧洲人才知道世界上有烟草这种东西。经过多次接触以后，又发现印第安人还有嚼烟草、嗅烟草的习惯，造成日后数百万名欧洲人竞相仿效。不过，16世纪大半时间里，烟草始终不受重视，在欧洲人眼里只是一种稀奇的植物、异国的瘾品，或由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从殖民地带回英国宫廷中的粗俗玩意儿。
📌 西班牙人在经过慎重考虑后，用一艘大帆船将烟草运到菲律宾移植，1575年以后，那儿的烟草便迅速成为赚钱的作物了。1600年左右，福建水手和商人又把菲律宾烟草带进中国，不久之后，吸烟草的热潮也在中国传开了。
📌 1590至1610年间，精力充沛的葡萄牙人又将烟草带到印度、爪哇、日本和伊朗，于是烟草的使用与栽培就像一大把石头被扔进池塘后激起的涟漪那样，一波波扩散出去：从印度到锡兰、从伊朗到中亚、从日本到朝鲜、从中国到西伯利亚、从爪哇到马来西亚和新几内亚。1620年时，烟草已是不折不扣的全球性作物了。
📌 吸烟者除了遭到罚款、鞭刑、截肢、处死与诅咒等威胁之外，每天还会被不沾烟草的人羞辱，不厌其烦地指责烟草让他们口腔发臭、牙齿发黄、衣服变脏、流出黄黄的鼻涕、吐出浓浓的黄痰，还说吸烟可能引起火灾，对四周都是木造房屋的环境造成致命危险。虽然如此，还是没有任何事能阻挡吸烟风潮，由于烟草具有强烈的提神作用，极受大众欢迎，最后终于战胜所有法律障碍与排斥情绪。历史学家克尔南(V.G.Kiernan)说，吸烟是当年人类最能普遍接受的新娱乐
📌 虽然香烟广受世人欢迎，但其主要刺激成分——尼古丁——却不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瘾品，而是屈居第三位，排名第二者为酒精，榜首则是咖啡因。全世界的咖啡因消耗量大约是每人每天70毫克，有些国家（如瑞典、英国）每天的平均消费量还超过400毫克，相当于4杯咖啡。据人类学家尤金·安德森(Eugene Anderson)指出，世界上流行最广的名词（几乎每种语言都用得到）即4种含咖啡因植物的名称：咖啡、茶、可可、可乐。
📌 咖啡的发祥地却是在偏远的埃塞俄比亚高地，当地人习惯以嚼咖啡豆而不是冲泡方式来提神。埃塞俄比亚以外最早出现咖啡饮料的地方是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也门，时间大约在15世纪，也就是1470年以前。到了15世纪末叶，已传入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和麦地纳，16世纪初再传入开罗，16世纪中叶进入伊斯坦布尔，下一站则是与奥斯曼帝国有战争与贸易关系的伊朗。出口商人也将咖啡豆运往南欧，早在1615年，就把咖啡豆当作异国瘾品卖到威尼斯，直到17世纪40年代才变成比较普遍的商品。除了茶以外，咖啡是唯一在欧洲展开贸易扩张以前，就已远播至原产地以外的提神饮料。
📌 另外一种拓荒者，也就是阿波罗11号上的航天员，在降落月球3小时后，随即喝起了咖啡，这也是有史以来人类首次在其他星球饮用咖啡。
📌 茶叶原产于印度与中国接壤的地区，一部成书于公元350年的中国古籍指出，茶是一种药饮，到了8世纪晚期，中国人已经普遍具有喝茶的习惯，这点可从课税制度看出来。虽然没有人知道日本人是于何时开始学会喝茶的，但有证据显示，茶叶在公元815年出现于日本，茶树种子则是佛教僧侣从中国带来之后种在寺庙庭院里的，后来为了体现禅意而发展出来的“茶道”在日本文化当中受到重视的程度反倒甚于中国了
📌 在17～18世纪的欧洲，巧克力也成为贵族化的饮料，但都是加了糖热过以后才喝，不像阿兹特克人那样，喝的是又冷又苦的巧克力。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的社会与教会权贵阶级尤其喜好巧克力，所以巧克力带有一种统治阶级的颓废味道。身材肥胖的法国作家萨德(Marquis de Sade)就十分迷恋各种巧克力，连坐牢期间都乞求妻子送来巧克力粉、巧克力奶油、巧克力糖，甚至还用可可油栓剂来润肠。“我要……一个撒了糖霜的蛋糕，”他在1779年写道，“但希望是巧克力口味的，里面的巧克力也要黑得像被熏黑的魔鬼屁股。”
📌 可乐果的传统食用方式，是把果子敲碎以后放在嘴里嚼，有提神、兴奋和催情作用。由于可乐果容易变干，又需要特殊包装，所以最远只能卖到非洲西部大草原的伊斯兰教徒手上，他们都将可乐果视为烈酒的替代品。
📌 制造方法则是将可乐果掺入玛萨拉葡萄酒(Marsala)。（有人说：“烂醉如泥的黑人随便喝一口这种酒，半小时内就会清醒过来。”）而在这些新产品之中，最著名的便是可口可乐，它是用“人类在工业化以前就已经知道的两种强烈提神物质”调制而成，喝过之后留下的苦味，则以香料和柑橘油盖过。可口可乐最早称为“彭氏法国古柯酒”(Pemberton’s French Wine Coca)，后来发明者约翰·彭伯顿(John Pemberton)博士为了安抚极力主张禁酒的人士，便去掉酒的成分，并重新将可口可乐定位成非酒精饮料。1903年，彭伯顿的继承者又将可口可乐里的古柯成分去除（因为当时古柯已经成为与黑道扯上关系的争议性毒品），而以一种不含古柯碱的萃取液来保持风味，并添加咖啡因结晶粉（萃取自废弃的茶叶碎屑和其他东西）来维持提神效果
📌 到了1955年，可口可乐已经销往世界89个国家——曾经是美国“新政时期”(New Deal)政要，后来转任可口可乐出口公司(Coca-Cola Export Corporation)董事长的詹姆斯·法利(James Farley)形容可口可乐“象征纯正的美国精神，是经过多年诚实制造、认真改进、营销全球的高贵产品”。1991年，这数字又提高到155国，同年可口可乐主要竞争对手百事可乐也已行销151国。而可口可乐及其竞争者“认真改进”的项目之一，就是不再以可乐果萃取物作为原料，因为他们取得了更便宜的咖啡因及香料。历史学家保罗·洛夫乔伊(Paul Lovejoy)认为，现在的可乐饮料只能算是和“七喜”汽水差不多的“非可乐”饮料，这话说得十分贴切。
📌 没有咖啡因，可口可乐的热潮也不存在。咖啡因可以说是将可口可乐送上世界轨道的火箭发射台，这条轨道则是靠着巧妙运用可口可乐的美国偶像地位，以及西方消费形态才得以持续进行的。
📌 此后糖的需求量大增，18世纪年增长率上升到7%，19世纪因为有了甜菜制造的糖，增长率又上升至10%。欧洲国家当中以英国人最爱吃糖（他们的牙齿恐怕也是最糟的），因此每人消耗的糖从1700年的2公斤，增加到1800年的8公斤，到了19世纪90年代，更高达40公斤。殖民地产量扩充，也使得糖成为社会各阶层都买得起的产品，就像含咖啡因饮料一样。18世纪的英国商人以及19世纪的欧洲下层劳工，纷纷养成了把糖加到中国茶或印度茶中饮用的习惯，历史学家对此现象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诠释，有的说是为了替劳工阶级增加热量或提振精神，有的说是为了获得他人的尊敬，也有人说这是一种对神经刺激物质上瘾的新形式，于消费者不利，对种甘蔗的奴隶更不好，让他们累死在被人剥削的岛屿上。
📌 今天，除了谴责糖会造成儿童多动症和其他疾病的人以外，一般人都不认为糖是一种瘾品。不过，近代初期欧洲人却把糖视为一种强效瘾品和异国香料。由于海外产量增加、糖价下跌，欧洲人才渐渐利用糖来增加咖啡、茶、巧克力（都是带有苦味、以植物熬煮出来的提神饮料）的甜味。有位医生在1750年说道：“大多数人都觉得，不加糖的茶喝起来就像淡而无味的酒。
📌 酒、烟草、咖啡因是精神刺激革命的三大主要产品。三者的产量、销售、消费的规模都太大，又完全成为全世界各种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比较不易遭到勒禁。鸦片、大麻、古柯叶则是这场革命中的三个次要产品，从一开始就不曾像酒、烟、咖啡因那样普遍被使用，改革者因而能够将这三样当作全世界管制禁止之物。然而，三者至今仍是利润极大的货品。数以千万计的人在服食未经加工的鸦片、大麻、古柯叶，或使用提炼过的产品：海洛因、大麻剂、可卡因［按联合国的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International Drug Control Programme)统计，20世纪90年代的使用程度，海洛因与其他鸦片产品达到每年800万人，可卡因1 330万人，大麻1.412亿人，均属非医疗性质每年至少使用一次者］。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瘾品”一词指的就是这些东西。
📌 吗啡虽有上瘾的危险，却也有其他良好的医疗用途。鸦片的生物碱成分本来就因为土壤与气候条件之不同而各异，再加上人心的贪婪作祟，故意往鸦片成品中掺入杂质，使医药用鸦片的成分更难掌握。19世纪的医生都知道，鸦片是所有药物中最常被掺入杂质的，所以往往开给病患很重的剂量，以免用了药却不见效。有了吗啡以后，这些疑虑一扫而空，医生们再也不用可厌的鸦片了。吗啡质纯，所以不难预测服用的效果。吗啡可溶于水，所以能用注射的方式获取；皮下药物治疗的发展主要目的即在施用吗啡。注射的方式不会有口服引起的肠胃不适，效用也产生得更快，而且效用更强、更令人愉快。因此，吗啡注射也更容易上瘾。
📌 从历史的角度看，最根本的理由是：不论是卡瓦、槟榔，或任何其他刺激精神的物质，若要达到全球销售与东西半球都普遍种植的程度，首先必须能在西欧世界成为普遍接受的药品或消遣瘾品，或成为西欧人的贸易商品。
📌 可能是因为第一次接触的不适感太强。不论哪一种瘾品，都可能使某些服食者产生不舒服的反应。可能只是略有苦味，也可能强烈得难以忍受。初嚼槟榔的人会觉得非常辛辣，初饮卡瓦的人曾说味道如同粉笔灰泡在臭汗里，龙舌兰球(Mescal button)以及其他可能使人产生幻觉的瘾品都会使初尝者感到反胃。但是，欧洲人普遍接受的瘾品也往往令初试者很不喜欢——烟草即是其一。因此，初尝的反感只是原因之一，不是全部真相。
📌 甚至到了现在，香烟早已是众所周知的致癌凶手，尼古丁仍有一些重要的治疗功能。研究者注意到，精神分裂症患者高达80%有抽烟习惯。经观察后确知，尼古丁可以使患者的焦虑不安症状平静下来，也可以减轻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
📌 棉花团长两英寸，直径和香烟一样，浸过有臭味的深黄色溶液。我把一个塞进嘴里，硬忍住才没把它呕出来。不到半小时，作用就开始了。
那真是过瘾透顶，教人头顶发晕、下身发热，简直欲仙欲死。
我回到我在彭斯公园的位子，打了一整夜的“手枪”。药劲儿持续了整整8小时，把我弄得又脏又累、昏头昏脑。雷鸟把劲道冲淡，给我换上新鲜的畅快。我找到了好东西，这是我想要就有的东西。我就随自己的意大搞特搞。
📌 幸福感与解脱感都是化学分子凑巧产生的结果。只有少数有毒的分子（如果这些分子能顺利进入循环系统并且穿越从血液到大脑的障碍）能够模拟或影响脑部的奖励与痛苦的控制中枢之内的神经传导素。身体机能在快感方面很是吝啬。诱发幸福感的神经传导素分配得非常俭省，而且大都发给对于求生或繁衍后代有益的表现。瘾品会蒙骗这个发送系统，促使这些诱发快感的神经传导素暂时增多。
📌 人们明知这种行为对健康有害，为什么不愿停止？由“效用逆转”的观念可以看出个中端倪。服用瘾品而上瘾的人——如巴勒斯所说——是掉进了以快感为诱饵的陷阱。既然是为了感觉舒服而服用，就恐怕停止服用会感觉不舒服。如果上瘾形同劫持人体自然的强化奖励机制，断瘾症状就是抵住脑袋的那把枪。曾经上瘾的人就算彻底戒毒（可卡因之类的瘾品完全戒除干净可能需要好几个月时间），也会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大脑会记得达到快感的化学瘾品快捷方式，生活环境中的细微线索——例如常去的酒馆招牌——都可能挑起强烈的渴望。瘾品上瘾实在是一种慢性的、容易复发的脑部疾病。
📌 你一旦喝醉了，‘不’的意思就变得特别暧昧复杂了。
📌 许多男人用药助兴是为了把高潮的时间延后，过早射精在许多文化之中都是令男性觉得丢脸受挫的毛病。
📌 这又是一个以快感为诱饵的陷阱。长时间服用延缓射精的瘾品（使用烟草亦然）通常既会导致阳痿又会上瘾。男性企图调整一种自然的冲动欲望，用了不自然的而且价格昂贵的东西，却把原来的本能赶跑了。
📌 有一位英国官员说：“抽鸦片的苦力也许是世界上最可靠的工人了。”
📌 大象既然不听从文明的指挥，只好用文明社会的手段加以处置。但是，劳役用的大象是价值很高的资产，驯象师为了避免囚禁或击毙大象造成的损失，就喂大象大剂量的鸦片使它平静下来，但剂量也不能太大，否则会导致嗜睡。曾有泰国大象因为吃了太多鸦片在猎虎的半途中躺下来，结果不免挨一顿毒打。
📌 烟与酒是军中使用量最大的两种瘾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将香烟列为军人的“应急口粮”，却反对服勤的军士喝烈酒。
📌 在美国的贫民区里，生父不详的非婚生小孩有时候被称为“楼梯婴儿”，意思是指有毒瘾的母亲用身体与男人换取大麻或快克时在楼梯上受孕。
📌 人有权利用毒物毁掉自己的身体吗？身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成员是没有这种权利的。反之，每个人都有责任为群体的利益保持自己身体健康……个人这样才有生存与维生的机会。
📌 这时候中国方面却开始把持不住了。清朝政权于1911年瓦解，继起的民国欲振乏力，军阀统治与内战互斗、日本制药业的出口扩张野心、日本浪人的大规模毒品买卖生意，齐力促成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倒退现象。
📌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消除了国内反对禁鸦片的声音，展开持续的查禁与再教育，鸦片烟瘾的问题才真正解决。然而，20世纪80年代缅甸的越界鸦片走私再度活跃，中国境内再度发现零星的鸦片种植，都证明鸦片问题的消失仍是暂时的
📌 世界各国普遍在20世纪对咖啡因、酒精、烟草类瘾品增加管制、提高税额、加重刑责，但是这三类一直比鸦片类、大麻、可卡因，以及多数合成瘾品都容易合法取得。
📌 咖啡因类瘾品的地位特优的原因最容易说明。虽然从17世纪的保利开始，就有医学权威不断警告咖啡因类饮品有害，每每举一些大量服用者为例，指这种人是“神经极度受损的奴隶”。19世纪法国浓烈咖啡的信徒之中的确不乏这种实例。至于适度的饮用，虽然也有不良影响，却尚不能证明与危及生命的疾病有任何直接关联。咖啡因没有可以和肝硬化或肺癌相提并论的重病，也与犯罪或暴力扯不上关系
📌 无论是职业还是生活，“这不是我的问题”是现代人经常会使用或者会面对的高频句式，我们既会被这句话堵得气血上涌而困顿无奈，又会用这句话寻求自保并卸掉责任。我们时常会感觉到，自己既是我所讲的那个故事中的患者和患者家属，又时不时地会成为把“这不是我的问题”挂在嘴边的医生。扪心自问，有多少人愿意去做那位实习医生呢？
如果一切都“不是我的问题”，那究竟是谁的问题？
📌 具体而不抽象地活着，是社会学给我们的慷慨馈赠。
📌 当我们每天将精力消耗在拥挤而漫长的通勤路上之时，我们恐怕都会严重怀疑自己的“人生”：本应“属于我”的时间、精力与生命被完全霸占了，生活的意义只剩“苟且”，似乎已经没有了远方。或许你会认为，我们之所以喟叹自己青春易逝、意义不存，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实现财务自由，因为没有财务自由，所以没有时间自由，而没有时间自由，生活中的意义也就消失不见了。
📌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一个人实现了财务自由、时间自由，就不会整天靠在沙发上刷着手机短视频来挥霍时光吗？就不会闲得难受、空虚无聊吗？究其本质而言，生活是否有意义，以及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并不单纯是由财富多寡来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暂时抛弃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生活的意义”做一次更具本质性的元问题探讨。或许，我们应该重新思考的并不是“生活的意义从何而来”这样的问题，而是“生活的意义何在”“生活应该有意义吗”这样的“前置性问题”。
📌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有一本非常有名的著作，叫作《社会分工论》，在这本书中，他指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最大差别就是人与人之间形成社会团结的类型和形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涂尔干将现代社会来临之前的社会团结称为“机械团结”，将现代社会的团结方式称为“有机团结”。所谓机械团结，是指在传统社会中，由于技术、交通等限制，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更多与同质性的人打交道，这里的同质性包括血缘、地缘、同一宗教信仰等诸多内容。而现代的来临最大限度地打破了这种团结形式，生产技术的历史性革新使人类有了批量快速生产的能力，新教改革则赋予了现代人追逐利润的正当性，商业贸易的发达与交通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交往范围进一步扩大。随着越来越多工商业城市的出现，人类走出自己的熟悉圈与舒适圈，开始了与陌生人和异乡人的交往，由此形成了基于职业的、异质性群体为主导的“有机团结”的形式
📌 无论在现代来临之前，人们将生活的意义安放在哪个“价值域”，这个意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是被安放在“自己”之外的。无论是宗教的神义、政治的忠义、家庭的孝义还是伦理的道义，生活的意义都不在自己身上，而是在身外的种种“价值域”之中。
📌 我们也会经常这样劝解：“别的不说，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自己的爸爸妈妈想想啊。”当我们说出这些话时，我们不妨静下来想一想：在我们的潜意识中，生活的意义是不是也并不完全在自己身上呢？
📌 当现代来临之后，西方发生了一场有着深远影响的宗教改革，对利润的追逐、对财富的积累不再被认为是人性贪婪与虚荣的表现，也不再为改革后的基督教教义所对抗，而是成为现代人获得上帝荣耀与选民资格的重要表征。
📌 现代人在试图将终极意义从宗教天国、君主神圣和祖先崇拜这些“身外之物”上卸载，并以自己的肉身和生命来独立承载意义的时候，却也面对着各个领域的急速“祛魅”。于是，现代人普遍面对着两种现实困境：一种是在生计与“内卷”中眼睁睁看着意义消逝，另一种则是试图在个体生活中找到意义，却充满疲惫、无力与迷茫。被加载了终极意义的现代个体，在日复一日的循环中，逐渐被冲刷成了空心状态
📌 有些人不会沉迷于游戏，但可能沉迷于烟酒，或者沉迷于某种爱好，比如有人酷爱足球或者篮球等运动——在我自己的生活世界中，我就见过整天都在球场上踢球的人。再比如，有人沉迷于音乐，或者沉迷于徒步户外，等等。实际上，人尽管是动物，但是一种具有主观意志的“高级动物”，而个体会沉迷于什么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主观意志的呈现。简单来说，沉迷其实是现代个体的普遍状态，或者说它是人性中的内核部分，因为生活中一定存在某种东西，它符合你的本性，让你乐于投入其中，从而获得快乐与满足。
📌 但是玩游戏除了会导致“丧志”，好像并没有其他“实际用处”。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存在明显问题的偏见
📌 对今天的人类而言，手机不再只是通信工具，还是人类的生活本身。
📌 当今互联网技术的最大特征在于，它已经具有远远超过技术属性本身的特征。现在我们早已习惯出门只带手机，用手机支付、阅读、听歌、观影，通过手机完成绝大部分日常生活事项。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生活习惯被互联网高度塑形：我们习惯了读短、平、快的文章而早已懒得阅读鸿篇巨制；我们喜欢通过各种短视频网站来看电视剧和电影，进而发明了“某音追剧法”，或者用“倍速”的方式来最有效率地观看视频。当上述变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点点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惊讶地发现，手机早已不是机器，而是作为现代人的一种“体外器官”存在着。可以想象，当手机成为人的“体外器官”，“人不离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时候，以这样一种“体外器官”为载体和介质的游戏，无论如何都比之前任何一种形态的游戏更容易使人沉迷，因为它的时间成本、介质成本相较之前都大幅降低了：我们不需要出门去“大型游艺厅”，不需要去网吧，甚至以手机为介质的游戏玩家几乎可以随时随地登录游戏，相比之前，也更容易躲避老师、家长及身边人的“围追堵截”。
📌 审美：隐秘的多数人暴政如果
📌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下面这样的对话。“你这是要出去见谁啊，这么精心地化妆打扮？”“谁也不见啊，我自己美美的、开心、有自信，不可以吗？”这些对话其实是在对一个问题发起追问：“美”以及随之而来的“审美”，到底是如何界定与认知的？换言之，当我们说“我很美”或者“我很帅”的时候，这个表达背后究竟是个体的自我认知，还是社会大众的普遍认知呢？
📌 在真实的生活中，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恰恰来自由他者构成的广义上的大众。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既是我们的参照系，也是我们形成自我认知的重要源头。社会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但是社会一旦组成，便会产生超越个体性的力量，这种力量会以各种方式、从各个领域渗透人的肉身，而围绕容貌产生的一系列认知，便是其具体体现。
📌 通过短视频平台和各种App这些线上途径，我们可以在茫然无措的情况下去寻找旅行目的地，而在技术与资本的双重加持下，过分发达的信息会塑造信息茧房，网红打卡的旅行之地不过是流量的公约数结果罢了。
📌 一个人在旅行中拍照，然后上传到社交媒体，他感受到的快乐是一个怎样的机制呢？仔细想来，这种内心深处的体验大体如此：当我们将打卡照和旅行照公布于社交媒体之后，我们的快乐值和满足感是随着点赞数的不断增加而增加的，而当点赞数的增势趋缓乃至最终停止时，我们的满足感也随之渐趋平缓直至消逝。
📌 作为空心人的填充物的旅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状态，它如同一个巨大的车轮，嵌套在现代社会秩序与经济链条的车轴上，一经发动，滚滚向前。它无所谓优劣，只是现代社会运行逻辑的一种映射。
📌 我们最熟悉的生活场景，也就是我们生活的“附近”和“日常”，因为平平无奇、索然无味，反而在现代人的生命世界中处于隐形的状态。现代人与“附近”既是物理意义上深深嵌套的，又是精神意义上渐行渐远的。我们与居所的关系越来越像旅店，每日重复着上班——下班的固定流程，以至于根本无意仔细体会自己与“附近”的实质关联，它具有功能性价值，但不具备精神性意义。它充其量只是现代人的中途岛。我们经常会听到身居大城市打拼的现代人对未来描摹这样的愿景：等我老了，我想找个南方的小城，依山或者傍海，享受人生。这种对远方的描摹，体现了现代人与“附近”和当下的疏离。
📌 现代人本身，就是整个现代世界的栖居者。我们所有人，或许都只是现代世界的匆匆过客，却始终以归人自居
📌 在我看来，乡村能够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中国社会的田园诗，承载着现代人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它的熟人社会和乡土社会的本质属性。关于什么是“熟人社会”，费孝通在《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中这样写道：“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简单来说，“孤独”的对应词是“亲密”，而这里的亲密并非仅仅指涉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而是指人与人之间由于共同的日常生活，甚至是没有那么多界限感的日常生活而产生的“相熟”，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交情”“人情”。从理论上说，这与现代社会特别是城市生活中所强调的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感、独立感及外部规则性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费孝通也坦言：“‘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
📌 现代文明充满悖论与紧张，现代人也生活在纠结与自我分裂的状态中：我们总希望和他人保持着清晰的界限，不希望被冒犯、被打扰，但我们同样不希望自己处在孤独无依的状态中。当我们进入乡村，进入被资本打造的景观，进入高端的民宿、充满情调的咖啡馆的时候，我们可曾想过，这样的乡村真的可以弥合现代人的“忧伤”吗？
📌 没有房子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吗？这可能是萦绕在很多打工人心头的问题，它就像一个总会在耳边响起的声音，不断考验着现代人的心理耐受力。实际上，在这个问题背后更具本质性的问题在于，房子与家究竟是何种关系。
📌 我们还可以给出“有恒产者有恒心”、中国人一直有着“安土重迁”的观念等答案。在这个语境下的“有恒产者有恒心”，实质上是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的逻辑做的理解——房子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只有得到这方面的满足才能再谈更高层次的需求；“安土重迁”这种解释，实际上约等于用A解释A，是一种对具体问题的抽象回答，因为它有一个前置性问题：究竟该如何理解“安土”？究竟什么是“安”，“安”又为什么要建立在“土”上？在我看来，在现代社会中，房子与家的关系无外乎四种：有房有家，有房无家，无房有家，无房无家。
📌 有房就约等于有家了，或者说，有房是有家的前提，这已经成为很多人的观念中关于现代生活的“默认值”。然而，现实的状况是，很多人买了自己的不动产——哪怕是全款买房或者房贷压力根本不大——却在现代生活节奏中把房子住成了旅店，而不是当成家。
📌 现在，一方面，生活节奏的强度给人空前的压迫感；另一方面，大多数人的生活高度流程化。对最广大的人群来说，不论是有房还是没房，不论是进出写字楼的“金融民工”还是体力劳动者，大家都是被困在系统中的打工人。外卖骑手为了抢单奔波，精英白领为了KPI加班奔命，高校学生为了学分绩点成为“卷王”，青年教师为了发表论文脱发。各行各业都逐渐形成了疯狂加班的“内卷文化”。仔细想一下，一个收入处于所在城市平均工资水平的人，每天又有多少个小时能够待在自己的房子里呢？如果再算上一线城市非常可观的通勤时间，每天能有8个小时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就已经足够幸运了。
📌 从本质上说，现代人的基本生活状况就是“被剥夺”和“被侵占”的状态——这并不是马克思经典意义上的剥削，而是一种全方位的、由表及里的被剥夺状态。现代人不仅在生产结构中处于劣势地位，还被生产资料占有者无情地榨取着剩余价值，时间和精力也被无限侵蚀。当一个人拖着职场带给自己的满身疲惫回到家中，面对唠叨或者坐在一旁只知道玩游戏的伴侣，还要面对辅导孩子作业这项足以令人血压飙升的工作时，他会有一种怎样的生命体验呢？现代人的生活，往严酷了说，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伴侣关系和家人关系更多地变成了一种合作关系和战友关系，而一旦遇到了“猪队友”，合作关系就会呈现出“在斗争中求合作”的紧张状态。以上种种，从本质而言，都是对“家”的最本质内涵无声而又无情的侵蚀。因此，现代人必须承认和面对的残酷事实在于：我们时常不得不面对有房无家的状态——不论你的房子是买的还是租的。不过，这就涉及一个关键的元问题：何以为家？
📌 生育问题首先不只是经济成本核算的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受到宗教与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宗教世俗化程度较高的文明中，生育更多属于个体的人生选择；在宗教世俗化程度较低的文明中，生育不只是个人选择，还带有某种更宏大、更崇高的神圣意义。不仅如此，一个文明系统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文化传统，也会对生育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以中国为例，中国传统社会是个非常典型的宗法社会，这里所说的宗法并不单纯是“封建”“保守”“落后”这些表面含义。所谓宗法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所构造的社会状态，在这种社会状态中，每个人都有自己在血缘系统中的结构性位置，而在自身位置上与其他位置上的人的关系便是中国人所讲的伦理，或者说就是我们常说的“人伦”。
📌 中国经典中提到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某种意义上便是这种人伦秩序的体现。在这种人伦秩序之下，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其实并非鬼神崇拜，而是某种文明化的祖先崇拜。在传统社会，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是死后无法进入祠堂或者无法被写入族谱；同样，在这种宗法伦理秩序的社会状态中，一个人是否生育绝不只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整个家族血脉延续的重大问题。
📌 是否进入婚姻状态，如何理解婚姻与恋爱之间的关系，是否生育后代，都成为自我决策范围内的事情。在这样的状况下，“婚姻是爱情的最高表现形态，而子女是爱情的结晶”这个现代公式被走向“虚无”的后现代思潮再次拆解了。
📌 正如福柯在其著作《性经验史》中所分析的，人类的性活动经历了过去的“生育本能”到“追求快乐”的转换，而对个体自由意志充分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人来说，恋爱、婚姻、生育再也不是人生中的必经过程，甚至三者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相互分离。在我看来，这才是低生育率现象和人口老龄化社会快速来临的底层逻辑。
📌 “你们年轻人怎么想的，其实我们老年人都知道，因为我们也年轻过；我们老年人是怎么想的，你们年轻人是真不知道，因为你们还没老。你还体会不到一个人到了60多岁，看东西看不清了，听声音听不清了，腿脚不灵活了，头脑反应变慢了，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身体状态！前面这个骑车的老人，他可能不是故意挡路，只是由于身体状态的原因，没有意识到自己挡路了，也可能是意识到自己挡路但是身体没法儿做出那么快的反应罢了。”
📌 妈妈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但她的这些话在当时深深地镌刻在我心里。仔细想想，我们经常说“理解是稀缺品”，在这个意义上，稀缺的原因或许并不完全在于人心与性格，而在于切身体验。当我们还处在生命力旺盛、身体机能优质的生命周期中时，我们自然体会不到老眼昏花、听力不佳、反应迟缓的老人境况，而由于对这种境况缺少感知，我们自然会忽视父母唠叨中的道理，忽视老人群体的真实感受。
📌 仔细想想，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觉得自己的父辈“过时了”，很容易认为他们的话是老观点，会将其当作耳旁风，这也就是所谓的“代沟”。但是，如果我们有心翻翻父母一辈人年轻时的照片、日记或者书信，静下心来听一听父辈到底都经历了怎样的青春，或许我们会发现，父母一辈在年轻时可能比我们更勇敢、更独立、更“先锋”。在这个意义上，不同年龄层之间的“代沟”问题或许就有了更多的内涵，因为从本质而言，代沟是不同年龄群体各自所处的时空情境和身心状态无法再现所造成的“代际错置”，尽管儒家有句很经典的话叫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是作为个体，我们是无法真切体会那些我们从未经历过的身心状态的
📌 我们都知道，朋友之间的理解是相互的，如果我们认可这一点，那么我们与父辈之间的理解，是不是也应该是相互的？当我们说“与父母做朋友”这句话时，又有多少人真正愿意把父母看作朋友呢？做朋友的前提是彼此理解，而理解的前提是彼此了解，而了解又建立在对对方生命故事的倾听上。在我看来，这种非朋友式的理解，这种固有文化习惯中存在的与父辈之间的疏离感所导致的封闭的心灵结构，或许是一个超大规模共同体步入超级老龄化社会时的巨大挑战，因为如果我们一直保持这种状态而不加改变，那就意味着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无法被感性感知的状态。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希望自己以一个“被理解”的状态步入老年，那么我们可以尝试从理解自己的父辈开始，哪怕我们无法在身心意义上感同身受，但起码我们可以从打开封闭的心灵结构开始，因为我们与父辈可以共享被理解的生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