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与焦虑 : 全球化时代的韩国中产阶级》3星

 [韩]具海根

 30个笔记

引言 分裂的中产阶级

• 在许多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等收入在相对层面和绝对层面几乎都没有增长；中产阶级生活中所必须支出的成本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收入的增长速度，尤其是住房和高等教育成本；在快速转型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中，工作不安全感不断增加。如今，中产阶级看起来越来越像是波涛汹涌的汪洋中的一艘小船。(OECD,2019：16)
• 然而，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这一好的趋势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而突然逆转。韩国人遭遇了许多困难，包括失业率的急剧上升、大规模裁员、更多的破产以及经济负增长。这次危机对白领和管理人员的冲击特别严重。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解雇或被迫提前退休，无法重新就业。许多新增失业人口试图进入小商业领域，导致小商业者也因消费需求低迷和竞争加剧而受到影响。虽然韩国经济很快恢复了，但劳动人口的困境仍在。在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韩国的劳动力市场经历了全面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大多数大型企业采用“弹性化”方法，缩减了雇员规模或将剩下的许多工作岗位从常规全职工作转变为非正规或非标准工作。对大多数白领来说，终身雇佣已经成为历史。退休年龄提前，裁员的可能性成为始终存在的威胁。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到2010年代，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人的数量占比已经降到占总人口的40%左右（参见第1章），而主导性话语从对中产阶级社会美好前景的描述转变为对中产阶级黯淡前景的悲观隐喻。
• ：“如果我们关注美国经济的两极分化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把注意力从收入最高的1%的群体转向收入略低但仍然相当富裕的群体。”Reeves认为，常见的“收入最高的1%的群体与收入最低的99%的群体”的说法掩盖了当今美国社会一个重要的现实，即：少数群体崛起，他们当前的经济状况远远好于其他人。Reeves所指的是收入最高的10%～20%的群体。Reeves在同年发表的文章和《囤梦者》(Dream Hoarders)一书中声称：“蓬勃发展的不仅仅是‘上层阶级’。美国社会在更广泛的领域都表现良好，并正在摆脱困境。”(Reeves,2017a：6)正如他指出的：“事实上，‘我们属于99%’的说辞极为自私自利，这让那些收入达到六位数的人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普通美国人处于同一经济境遇。”(Reeves,2017b)

第1章 韩国中产阶级的兴衰

• 1996年，《新东亚》(Shin Dong-A)月刊对韩国生活质量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调查结果出人意料的好，令人惊讶。“2/3的韩国人回答他们很幸福；1/3的人认为他们比其他人生活得更好；2/3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与其他人相当，并且相信自己的未来会更好。”此外，八成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属于中产阶级。因此该杂志得出结论：“韩国人是幸福和乐观的”(Shin Dong-A,1996)。
• 在大多数中等收入者眼中，中产层的新标准就是他们从新兴富裕群体的生活方式中观察到的。作为一个以上层中产阶级为主的城区出现的江南促进了这种看法的形成。媒体也对中产阶级形象的改变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电视剧、商业广告和互联网资料，媒体不断强调新兴富裕群体的生活方式，使其看起来像是一种新的体面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看，尽管它可能高得不切实际，但许多中等收入群体的人感觉自己不再属于中产层也就不足为奇了。简而言之，随着不平等日益加剧，中产层的含义发生了变化，这导致在这个超级消费主义时代，地位竞争愈演愈烈。

第2章 增长的不平等

• 但是，并非所有大型企业都是相同的。韩国大型企业集团（财阀）和其他大型企业的工资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2014年，尽管大型企业（雇用300人及以上）员工的平均年收入约为52000美元，但三星电子员工的平均年收入约为92000美元，而现代汽车员工的平均年收入约为88000美元。这意味着大多数大型企业员工的平均年收入不到顶级企业集团（财阀）员工平均年收入的60%(Chang,2015)。

第3章 消费和阶级区隔

• 名品市场的主要目标是新兴富裕群体。市场营销行业巧妙地将名品消费者的形象塑造成有能力欣赏并拥有高品质商品的阶级：他们能够辨别优劣，有权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可和尊重。因此，名品为那些富裕起来并希望将自己与普通中产阶级区别开来的人提供了一种身份标识。通过与全球资产阶级文化形象相联系的专属消费，韩国中产阶级中的富裕群体试图确立新的阶级身份。
• 虽然奢侈品消费始于新兴富裕群体，但很快就蔓延到更大范围的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二三十岁的中产阶级人士。因为买不起真正的名品，他们中的许多人转而购买假冒的名品。根据假冒产品模仿正品的程度对假冒产品进行内部分级。韩国因生产高档假冒名牌产品而闻名，其中最受欢迎的名品是路易威登手提包，无论是正品还是假货。据说，首尔约有一半的女性拥有一个这样的包。由于仿冒的名品手提包和鞋子泛滥成灾，一场以辨别真假为重点的新的地位竞争开始了。名品成为约会对象之间的特殊礼物，并且几乎成为中产阶级家庭间结婚礼物交换中的必备品。
• 另一个例子是传统婚礼仪式的复兴。在大多数社会中，婚礼为地位竞争提供了绝佳的舞台。随着韩国成为现代化社会，许多人放弃了传统婚礼转而选择西式婚礼，这种婚礼主要在商业婚礼大厅举行(Kendall,1996)。然而，最近越来越多的新人和他们的家庭除了选择常规的婚宴场所举办婚礼外，还选择举行传统的儒家婚礼。这种做法过去只出现在艺术界的时尚达人中，但现在已成为越来越多富裕家庭的做法。与过去不同，现在举办传统婚礼是一项非常昂贵的活动。通常情况下，婚礼涉及用于交换的奢侈礼物、举办婚庆仪式的特殊设施、宴请宾客的高雅宴会、制作精良的专业摄影作品等。这样的婚礼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情感上都是一次昂贵的风险投资。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举办传统婚礼成为一个家庭显示其优越的经济地位及其隐含的两班血统的一种手段。
• 富人的健康消费市场得益于韩国高效的送货系统。在今天的韩国，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摩托车快速送货。在交通拥堵的城市，这些摩托车可以快速穿行。富人可以坐在家里，享受各种用特制的大米、大豆制品、水果、时令鱼或传统草药制成的食物。这些食物被直接送到家门口。他们还可以定制这些东西。许多富裕的家庭与农村的蔬菜生产商和渔业公司直接联系，请他们将自己喜爱的食物直接送到家中。韩国农业和渔业转向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意味着富人的生活方式更加优越，而穷人相对更加困苦。近年来，预制食品的配送业务也变得多样化，有了更多的高端选择。过去，送货上门的是相对便宜的大众食品，如中式面条、炸酱面(jjajangmyon)和比萨，但现在一些公司专门提供由一流厨师制作并包装精美的顶级即食食品。2020年，该领域的领军公司是Market Kurly，该公司在晚上11点前接收订单，并在次日早上7点前将食物送到客户家门口。当然，除了食品外，所有类别的消费品，如衣服、工具、玩具、DIY材料等，也被以超高效的方式送达。因此，在许多方面，韩国健康生活文化的兴起扩大了有钱人和穷人之间的阶级差异。我们还可以发现，在更大的中产阶级内部，富裕群体与其他中产阶级之间的差异正在扩大。在生活方式和人生机遇方面，中产阶级中的富裕特权群体正慢慢地与普通中产阶级分离。
• 是，他们更喜欢购买那些普通中产阶级难以接触到的稀有的东西。富人中的那些更年轻和在全球流动的群体，更热衷于在欧洲或其他大洲某些地区文化人中流行的东西。对那些东西，普通中产阶级并不了解，也没有鉴赏力，但那些东西在富裕的朋友和熟人内部圈子的地位竞争中却具有特殊价值。发现并拥有这些东西不仅需要金钱，而且需要信息、频繁的海外旅行和辨别东西品质的能力。因此，今天我们在韩国观察到的情况，类似于美国和欧洲富人消费模式的变化。正如Currid-Halkett(2017)观察到的，新兴精英群体正在减少对传统显性奢侈品的消费，转而寻求更微妙的身份标识，包括不那么显眼但更独特的商品以及需要花费更多金钱的某些生活方式元素。
• 那么，韩国人为何如此痴迷于外貌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确实有许多韩国人相信外貌将影响他们在就业市场、约会和婚姻选择中的成败。虽然在所有现代社会中，外貌在这些领域都很重要，但如今的韩国人似乎更强烈地相信外貌决定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因此愿意在外貌上投入大量金钱和努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韩国的企业文化有关：直到最近，女性员工在很大程度上仍被视为次要劳动力，几乎像是办公室里的花，强调将她们的外貌和亲和的举止作为招聘的主要标准。但这种文化解释是不充分的。我们必须意识到，韩国人对外貌的痴迷是近期出现的现象，在韩国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消费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强化。因此，我们需要考虑与韩国近几十年来消费产业的发展有关的因素。
• 韩国以其高度发达的整形手术产业和大量接受整形手术的年轻人而闻名。一些报道估计，韩国20多岁的女性中有一半接受过某种形式的整形手术(Chadha and Husband,2006：262)。因此，外国媒体经常暗示几乎所有的韩国女演员、男演员和韩国流行音乐艺人之所以长得好看，主要是因为接受了某种复杂的整形手术。尽管这种声誉并不令人愉快，但这种声誉帮助韩国的美容产业每年吸引成千上万名来自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游客，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韩国接受整形手术。据说，其中许多游客携带着他们最喜欢的韩国流行音乐明星的照片，希望能够变得相似。

第4章 阶级形成 江南风格

• 开发汉江以南大片地区的想法最早出现于1960年代，主要是为了解决首尔过度拥挤的问题。到1960年代后期，农村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已经使首尔无力吸纳更多的人口：基础设施不足，住房紧缺，城市主干道拥挤不堪。虽然1960年代出现了一些向南扩展的建议，但江南地区的开发在1970年代初才真正开始。那时，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已经完成或正在建设中，其中包括首尔至釜山横贯全国的高速公路系统和第三汉江大桥(the Third Han River Bridge)，之后又有更多的桥梁和隧道将汉江南北两岸连接起来。其次是出于军事考虑(Ji,2017)。朴正熙政府决定重新调整首尔的人口后，便以典型的军事式、独裁式风格开始了新城建设(Gelézeau,2007)[插图]。政府以极低的价格从私人业主那里征用土地。在开发之前，江南主要分布的是水稻田、低价值的兰花园和分散的贫困农户的村庄。这些土地几乎没有商业价值，居民也无权反对政府的城市开发计划。因此，政府完全自由地拟定了开发计划。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规划者认真考虑过美学、生态影响或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社会平衡。相反，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建造一座新的大型现代化城市：这座城市将充分扩建首尔的住房和商业设施，并为韩国经济奇迹般的发展（即所谓的“汉江奇迹”）提供一个恰当的形象。
• 在由国家管理的江南开发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土地转型和住房建设的惊人速度引发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与房地产市场有关。该地区的土地价格飙升，但涨幅不均且不稳定。那些在财务上敏锐且有政治背景的人能够预见即将发生的事情；这些人在江南最有利可图的地区购买了土地，并获得了巨额利润。因此，江南成为投机性投资活动猖獗的地方。尽管之前的一些土地所有者从中受益，但受益最大的是那些拥有大量资金和政治关系的人，他们可以在政府城市开发计划公布前获取相关信息。许多财阀集团在土地价格上涨之前就在江南购买了大片土地，并将其作为储备资本的重要来源(Son,2003)。在这场投机性房地产游戏中，另一位玩家是朴正熙政府[插图]。
• 在1980年代，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居民从江北搬到江南，甚至许多对过于商业化且华而不实的地区毫无好感的保守人士最终也被说服搬到江南，这纯粹是为了子女的教育。房价上涨使那些早早搬迁的人受益，无论他们的动机是经济收益还是教育机会[插图]。相比之下，那些更加依恋江北老街区或没有现金购买江南新建公寓的家庭，与早早搬到江南的家庭相比，不得不遭受相当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中产阶级家庭的财富状况出现了分化，这取决于他们决定居住在江南还是江北。毋庸置疑，与首尔任何地区的房主相比，那些住在农村的人所遭受的财产贬值幅度相对更大(Ji,2017；Yang,2018a)。
• 江南富裕中产阶级最显著的特点是，其物质基础为房地产快速发展时期对该地区房地产的投资。无论他们是否积极参与了投机性房地产投资，每一个较早搬到江南的人都因在江南拥有一处房产（或多处房产）而受益。因此，韩国学者普遍认为，江南富裕阶级主要通过投机性房地产投资积累财富。例如，Cho(2004：29)认为，“江南土地产生的投机性财富被无差别地提供给那些搬到这个地区的人，并为韩国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崛起提供了物质基础”。Ji(2017：187)同样认为，“江南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物质基础基本上是他们的房产所有权”。Park(2017：9)将江南视为城市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他认为，“最终，江南化导致韩国城市中产阶级成为投机性投资的代理人，他们依赖于房价的上升，并且这一事实促使投机性投资导向的城市发展为韩国的主导城市模式”。与此类似，Yang(2018a：137)认为，“当前中产阶级的脆弱性深深植根于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投机性和排他性做法”。
• 鉴于所有这些优势，如此多的人想要在江南居住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财务状况不稳定，人们仍然拼命维持他们在那里的居所或业务。居住在江南的较为年长的人抱怨说，对他们来说，搬到其他价格适中的公寓更为合理。然而，为了孩子，他们一定会留在江南，因为江南住址在婚姻市场上意义重大。生意人同样热衷于在江南保留一间办公室，因为这能为公司塑造良好的形象。由于搬迁会让人产生公司快要倒闭的印象，所以公司只能勉强支付高昂的租金。总之，江南已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不出所料，江南的父母希望孩子在婚后继续居住在江南。他们希望子女与目前居住在江南或婚后很有可能居住在江南的人结婚。另一方面，许多非江南人后悔没有在可能的情况下尽早做出搬到那里的决定。一项调查发现，117名非江南受访者中有93人表示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想搬到江南，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对江南的生活方式和势利的氛围持消极态度(Lee and Lee,2017)。
• 江南居民也以其强烈的阶级认同感而闻名。人类学家研究发现，江南居民非常清楚，非江南居民认为他们是追求奢侈、矫揉造作和傲慢的人。但他们自己对江南人的看法却不同。他们认为自己并不是盲目追求奢侈和时尚，而是关注品质并有独特的品位。他们认为江南居民通常比大多数人更有风度、更温和、更放松、更理性。自然而然地，他们在自己的江南人圈子里感觉更自在，并且不太愿意与非江南人交往(Lee and Lee,2017)。江南成年人的这种态度似乎会传递给他们的孩子。Lee(2017)的人类学研究发现，许多江南孩子对非江南地区持有负面看法，认为那里粗野、肮脏、乡村气息浓厚、臭气熏天，而且有些危险。他们甚至可能害怕离开江南(Lee and Lee,2017)。Yang(2018b)也证实了这一点。正如她所说的，“江南居民将他们的社区描述为‘安静’、‘干净’和‘有序’，而将非江南的社区描述为‘喧闹’、‘狭窄’、‘拥挤’和‘混乱’。对江南居民来说，生活在江南意味着生活在一个更加‘文明’的空间中”(Yang,2018b：13)。江南居民的这种文化优越感自然而然地促进了其阶级认同的发展。

第5章 教育的阶级斗争

• 过去，教育孩子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父母过去常告诉孩子要好好学习，在学校认真听老师的，好好做作业，诸如此类。但现在，情况变得如此复杂。现在我们必须送他们去上私人英语课、数学学院、钢琴课、写作学院，随你怎么说。但这还不够。我们必须考虑是否需要或何时需要送他们出国留学。我们听到了各种关于早期留学的故事，有好有坏……我们不知道做多少才够。和其他人一样，我们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我们希望看到他们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所以我们尽力而为，但这太难了……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得足够。（我担心）其他人可能正在做更多、更聪明的事情。我不知道。教育对我来说真的充满痛苦。这个故事是一位中产阶级母亲告诉我的，似乎很好地表达了韩国教育的现实。正如这位家长所说，教育是如今所有韩国家庭最大的关切和焦虑来源。过去，教育并不是如此昂贵和令人紧张的事情，家长之间的竞争也没有现在这么激烈。通过教育，许多家庭看到他们的孩子比父母上升到更高的社会地位。但现在，教育不再是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阶梯。尽管如此，教育竞争却日益加剧，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冲突和焦虑也变得更加严重。
• 。他在韩国教育中看到了什么？他很可能看到了那些异常勤奋的学生，韩国家长对教育的浓厚兴趣，国家和私人对教育高水平的投资，以及似乎有条不紊的教育管理。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的教育水平之高令人惊讶。90%的初中生上了高中，其中80%的人进入了大学（包括专科学校）。根据2021年的经合组织教育指数，25～34岁的韩国人接受高中教育的比例达到了69.8%，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名列第一。英国和美国的这一比例在50%左右，而法国为48%，德国为33%。根据这些数据，韩国现在拥有全球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口。
• 那么，韩国人不应该为他们的教育成就感到自豪吗？然而实际上恰恰相反，韩国人对他们的教育体制极为不满。为什么韩国人对一个从外部看来表现得非常出色的教育体制感到如此不满呢？原因有很多，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韩国教育体制下的竞争激烈、压力巨大且费用非常昂贵。随着韩国成为一个发达的、全球化的经济体，所有这些方面都变得更糟了。那么，为什么韩国会发展出这样的教育体制呢？这是我在本章中要探讨的问题。在这里的分析中，我特别关注了阶级利益，尤其是富裕中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如何塑造了教育过程，而这往往与国家教育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驰。同样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在影响韩国教育环境方面的作用。我的分析将凸显韩国日益增长的阶级不平等如何导致教育竞争加剧，国家发展更加平等的学校制度的努力被富裕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扼杀，以及这些如何导致私人教育市场异常发展。这些变化的后果是教育越来越具竞争性，依赖于私人市场，而且无论是在金钱、时间方面还是在信息方面都所费不赀，因此，更与家庭的阶级资源密切相关。
• 事实上，拥有儒家传统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和越南，民众也表现出高度的教育热情。当然，不仅仅只有在儒家社会中我们才能看到高度的教育热情。犹太人在世界上的教育成就可能是无可匹敌的，尽管文化完全不同。
• 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大学的等级（排名）系统是学阀系统的基础。处于这一层级顶端的是国立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俗称“SKY大学”[插图]。SKY大学自解放（摆脱殖民统治）以来一直享有顶尖精英地位，几乎没有变化[插图]。其中，国立首尔大学在规模、财力、声誉等方面均在国内外占据领先地位。韩国的报纸经常报道排名前三的大学如何垄断韩国社会各个领域的高层职位。例如，以下是《韩民族日报》报道的数据：“截至2016年10月，在1411名高级公务员中，有780名来自SKY大学，占总数的55.3%（仅国立首尔大学就占33.7%），较2013年的48.0%有所上升。2016年最高法院新任命的法官中84%的人、第20届国会253名议员中48.2%的人（122人）是这三所大学的毕业生。此外，500强企业的CEO中有一半毕业于这三所大学（2015年），4年制大学的校长中30%以上的人是国立首尔大学的毕业生（2009年）。这意味着历届政府采取的旨在打破学阀制度的政策被证明是徒劳的”（Hankyore Daily，2016年11月3日）。

第6章 追求全球教育

• 了学英语，韩国人告别了父亲》(“For English Studies,Koreans Say Goodbye to Dad”)(Onishi,2008)。这是一个关于新西兰奥克兰的“大雁”家庭的故事，报道称“在新西兰，韩国学生是仅次于中国学生的第二大外国留学生群体（超过103000人）”。正如作者指出的，韩国的“大雁”现象不同于传统的移民模式，因为去海外的是妇女和孩子，而不是男人，而且主要动机是教育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作者解释说，“由于对韩国僵化的教育体制的普遍不满，越来越多的父母希望通过帮助他们的孩子流利地说英语，来给他们的孩子带来优势，同时避免他们自己和孩子承受韩国声名狼藉的教育压力所带来的压力”。
• 韩国的“大雁”家庭似乎与儒家家庭的理想模式相悖。儒家家庭模式强调家庭团结和凝聚力。正如Onishi(2008)所说，“常年分居会导致婚姻紧张，并削弱父亲的角色，而传统上在韩国儒家文化中父亲是家庭的中心”。直到最近，最典型的儒家中产阶级家庭都是父亲在严苛的工作环境中辛勤工作，回到家中得到来自体贴的妻子和听话、乖巧的孩子的安慰。母亲/妻子通常被束缚在家庭领域，她应当照看房子、照顾孩子和公婆。妻子带着孩子搬到很远的地方，而把父亲/丈夫独自留在家里，这种做法似乎完全违背了这一规范。
• 韩国的“大雁”家庭并没有像乍看起来那样偏离儒家家庭的规范；事实上，正是因为儒家理想的存在才使其成为可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雁”父母的主要动机是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这恰恰是儒家思想强调的重要价值观。“大雁”父母之所以愿意在经济、情感和社会方面做出如此多的牺牲，是因为他们深受儒家价值体系的影响，认为教育是获得社会认可和社会成就的主要标准。此外，在儒家思想中，孩子的教育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家庭的一项集体事业。孩子教育的成败被视为衡量家庭在社会荣誉和尊严方面表现的一个标准。因而，中产阶级家庭可能会将早期留学视为维持家庭（上层）中产阶级地位的战略性和必要性投资。这种想法支持并鼓励父母做出牺牲，因为孩子的成功就是他们自己的成功和幸福的源泉。

结论

• 韩国过去20年的收入分配呈现与美国相同的模式。与美国及许多其他发达经济体一样，近几十年，韩国收入不平等的主导模式是收入异常集中在最高层，即收入最高的1%或0.1%的群体。但与此同时，韩国的数据也表明，在过去20年中，收入最高的10%～20%的群体的收入快速增长，而其他人则经历了收入下降或停滞。因此，我们可以将韩国的经济两极分化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收入最高的1%的群体和收入最低的99%的群体之间的分化；第二个层次是收入最高的10%～20%的群体和收入最低的80%～90%的群体之间的分化。本书主要关注第二个层次经济两极分化的社会影响。第一个层次的经济两极分化当然非常重要，因为超级富豪们掌握着影响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巨大权力。但是我选择关注第二个层次的经济两极分化，因为这种不平等与理解社会中层不断变化的阶级关系直接相关。
• 一旦江南作为一个新城市（位于首尔市区内）开始成形后，那里的房价就开始快速上涨。过去40年，江南房价的上涨速度一直快于全国其他地区。因此，那些很早就搬到江南的人从该地区持续上涨的房价中受益颇丰。江南房价持续上涨的最重要的诱因是好学校和一流私人教育设施（学院）的聚集。考虑到补充私人教育对进入韩国精英大学的重要性，尽管该地区的房价过高，但中产阶级家庭还是热衷于搬到这个地区。
• 到21世纪初，江南已成为全国的样板城市，那里拥有许多城市居民向往的美好事物：优越的基础设施、优质的学校和顶尖的学院、最现代化的居住环境，最重要的是房价持续上涨。因此，尽管江南文化中存在物质主义和庸俗的一面，但居住在江南尤其是居住在较富裕的社区仍被视为一种特权。因此，非江南居民以羡慕和嫉妒、钦佩和怨恨的眼光看待江南人。无论喜欢与否，大多数韩国中产阶级人士都希望搬到江南，至少是为了孩子的教育。但鉴于该地区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情况，普通的中等收入者现在几乎不可能搬到江南。从许多方面来看，江南地区和非江南地区之间的这种流动障碍表明当今韩国中产阶级中的富裕特权群体与其他中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界限日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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