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庙号是一套基于儒家祖先崇拜的追谥系统，旨在定义一位皇帝在其王朝宗庙（太庙）中应享的祭祀地位和历史评价，其核心逻辑是通过 “ 祖 “ 与 “ 宗 “ 的区分来判定其开创之功或守成之德。
在深入庙号之前，我们必须先厘清皇帝的几种主要 “ 称呼 “：
唐朝（618-907）是中国历史上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被广泛认为是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它以空前的开放包容、繁荣的经济文化和强大的国力，深刻塑造了整个东亚世界的格局。
📌 明朝入援朝鲜，是所谓“万历三大征”的第二役。第一役是平定西北边境要塞宁夏的兵变，从前的蒙古降将哱拜试图勾结草原势力，某种程度上复兴蒙古帝国。第三役是平定世袭土司杨应龙发动的西南夷叛乱。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将万历三大征贬为晚明文人的“历史虚构”
📌 任何近代早期军事史的研究者都懂得，有能力在任意距离上动员、装备和供给如此庞大的军队，足以显示高水平的军事和行政效能。此外，朝鲜和日本的史料记载并未将明军斥为一无是处、技不如人，相反的说法倒是不少，尤其是关于明军火器的威力。
📌 同样，一手史料也表明，应该重新审视万历帝的个性及其统治。明末以降的流行见解认为，万历帝贪婪、懒惰、吝啬、任性，沉溺后宫美色，不理政事。事实上，《明史》编纂者断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后世历史学家，深受几乎普遍贬抑万历帝的史学传统的影响，往往不加批判地重复这一论断。
📌 其实埋藏了数千只从中国人和朝鲜人头上割下并腌好的鼻子，这些鼻子被从朝鲜送回日本，献给丰臣秀吉(1536—1598)，当时的日本统治者，也是1592—1598年第一次东亚大战的始作俑者。在日本，首级通常作为论功行赏的证据，但是首级又大又沉，不便船运渡海，日军只好割掉被杀之敌的鼻子送回国内，以满足“关白”对那些拒绝臣服者的报复欲望。秀吉的士兵奉命每人上缴三只朝鲜人（或中国人）的鼻子。尽管现代研究者的估算互有出入，一般认为，最终运回日本的鼻子约有100000至200000之数，有些朝鲜俘虏虽被割掉了鼻子，却侥幸活了下来。
📌 2004年至2005年，韩国的电视台播出了一部传记史诗剧，档期长达一年，展现了韩国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李舜臣(1545—1598)的生平，他立下了救国于危难的大功。20世纪70年代，韩国各公立学校都立有李舜臣的雕像，既为激发爱国主义精神，也为展示政府保卫国家、抵御北方威胁的坚定决心；一座李舜臣巨像，守卫着通往首尔总统官邸的大道。首尔的众多纪念品商店，摆满了李舜臣的锡像和著名的龟船模型。游客甚至能买到印有李舜臣肖像的酒杯，或印着龟船图像的香烟盒
📌 这场战争—我更愿意称之为第一次东亚大战—尽管在东亚区域历史上影响深远，但在东亚之外鲜为人知。即使在中国，对这场战争的理解和认同也远不如韩、日（本书将要讨论其原因）。甚至，如何命名战争也颇有争议。在韩国，一般称之为“壬辰战争”或“壬辰倭乱”（壬辰就是1592年，当时东亚通行的中国干支历法中，这一年是水龙年）。日本人通常称之为“秀吉的朝鲜侵略”或“文禄—庆长之役”（即1592年和1597年的战役）。德川(1603—1868)和明治(1868—1912)时期的日本史书通常将这场战争称为“征韩”或“征伐”。在中国，这场战争被称为“援朝鲜”或“东征”
📌 这场冲突波及范围之广，甚至使得中国学者李光涛称之为东亚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这难免过甚其辞。出于某些原因，我更倾向于把这场冲突称为第一次东亚大战。
📌 不出所料，在19世纪和20世纪，中、朝、日三国都出于民族主义目的利用了各自对这场战争的矛盾记忆。明治时期的军国主义者在推动日本在国际地缘政治舞台上的崛起时，宣扬征韩之“未竟大业”。1910年，朝鲜被新兴的日本帝国正式吞并，朝鲜总督、后来的日本首相寺内正毅指出，吞并朝鲜意味着最终完成了秀吉未完成的伟业。日本殖民统治者后来还占据并重建了16世纪留下的一些倭城，将之转化为帝国的政府建筑。朝鲜战争英雄和烈士的雕像常被推倒或移除，有时甚至代之以日本将领的雕像。
📌 1931年，日本人重建了丰臣秀吉的大阪城，正是在这一年，日本侵略东北，扶植伪满洲国，挑起了冲突，并迅速升级为“大东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 在中国，对这场战争的记忆欠少些鲜活。由于种种原因，这场战争在中国的知名度远不如在韩国或日本。首先，此战才过数十年，明朝便步入衰落。不到二十年，明朝第一次惨败于新兴的后金，这个政权最终在1644年征服明朝，建立了清王朝。清朝急于为自己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辩护，将明朝描述为积弱、颓废和腐败的政权，对于显示明朝军事强权的证据一概掩盖或漠视。
📌 将明朝的崩溃归咎于皇帝，其次归咎于那些据说既无能又自私的武官。万历帝最看不惯文官的勾心斗角、假公济私，于是他就成为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之一，然而，当时的朝鲜人在汉城（首尔）却为纪念他而修建了一座祭坛。因此，同时代人和17世纪的学者把万历帝的功绩，尤其他在16世纪末（其统治巅峰期）取得的军事成就一笔勾销。认为万历帝应对明亡负责的看法至今仍有影响。
📌 日本一方的评论者在战争期间和此后几百年内都倾向于认为，日本侵朝失败，是由于兵力不足和秀吉突然逝世；李光涛则试图证明，明朝的军事实力，特别是对高级火器的娴熟运用，是把日本人赶出朝鲜半岛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李光涛的论著还强调了中朝友谊和合作的重要，他断言，明朝对朝鲜是有求必应。他还估计，明朝征调了166700名官兵和1700万两（相当于明朝约6个月的财政收入）白银及粮草来支援朝鲜。言下之意似乎是，既然中朝携手成功抵抗过日本的侵略，也就可能重演历史。不过，必须指出，李光涛的作品，在学术上是可靠的，但带有强烈的中国中心主义色彩。
📌 1950年秋，当“联合国军”靠近鸭绿江时，那些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可能更清楚中国出兵援朝的可能性。毛泽东和他的将帅熟知明朝出兵的历史先例，他们中有不少人深知历史的教训。正如明朝的先辈一样，毛泽东和他的将帅警告外国军队不得越过鸭绿江。一旦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国边境遭受威胁，和16世纪90年代的明朝一样，他们也决定毫不妥协，并借此确立自身在东亚的外交和军事优势。中共援助越南，也是一样（顺便说一下，明朝也出兵干预过安南）。布鲁斯·艾里曼(Bruce Elleman)最近指出，在军事和政治事务方面，整个中国共产主义时代都应被视为“帝国复兴”的时代，因为一个自信的中国开始在全球舞台上重申其“合法”地位。
📌 例如，在6、7世纪，隋(581—618)、唐(618—907)帝国和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之间发生了大规模战争。借口高句丽扰边，隋朝三度征伐这个最北边的王国。617年的最后一次征伐，隋军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这场战事却给隋朝的内乱推波助澜，引发了各处起义，最终导致隋朝灭亡，一位前隋武将开创了唐朝。
公元645年和647年，唐朝征伐高句丽失利，由此助长了高句丽的野心。高句丽在655年袭击了唐的属国，并联合百济（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王国）入侵新罗（朝鲜半岛东南部的王国）
📌 随后，新罗—唐联军回军高句丽，在668年征服了该国，可惜为期短暂。新罗不愿重蹈高句丽的覆辙，于是扶植了高句丽的复国势力。唐朝在674年击溃了这股势力，随后出兵新罗。对于此后的交战胜负，史料说法不一，但是，唐军最终撤回了辽东，把军事目标转向了别处，任凭新罗控制了几乎整个朝鲜半岛。
📌 不同于这些早期的大规模冲突，16世纪90年代的战争正是为争夺东亚霸权而发动的。秀吉在写给外国统治者的国书中软硬兼施，让他们选择是加入联盟、屈服还是毁灭。秀吉无限憧憬他那美妙的新政治秩序，企图以之取代中国建立的政治秩序；他抓住一切机会贬低明人和明军的战斗力，并吹嘘自己的战功和日本文化的优越；他许诺，要把日本习俗扩展到远方国度；有趣的是，他计划定居明朝的外贸港口宁波，从该地遥治新兴大帝国的经济和政治事务。由此，且不论是优是劣，秀吉堪称第一个真正的大亚细亚主义梦想家。仔细阅读之下，研究20世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人会发现，秀吉的许多言论是那么的荒诞而熟悉
📌 拼多多的联合创始人达达首先在沟通会上说，假货是“人性问题”和“社会问题”，让 3 岁的拼多多独自承担是不公平的。他还列出了 56 款商品的链接，证明这些山寨和假货商品不仅拼多多有，淘宝和京东上也有。
拼多多创始人黄峥进一步解释说，山寨货并不等于假货，拼多多上假货不多，目前主要是山寨货，因为山寨货确实有需求。
📌 8 月 10 日，碧桂园成立安全生产委员会，由杨国强亲自任主任，并确定了如下方针。
·碧桂园安全生产指导方针：安全第一，以人为本。
·安全生产委员会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听取安全情况汇报。
·每季度所有项目开展一次“安全生产周”活动。
·确定每年 7 月 26 日为碧桂园“安全生产日”。
·各区域总裁、各项目总经理为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负责人。
碧桂园的补救行动堪称一个善用危机的成功案例。从 2018 年至今，碧桂园每年都会在“安全生产日”进行集团规模的巡视检查，杨国强也始终将安全生产挂在嘴边，定期在集团会议上督促提醒。
📌 我是受过教育的人，我是研究生毕业，但是这件事让受过几十年教育的我蒙受了奇耻大辱！66 万元买的车，1 公里没开，就让我换发动机，我还得接受这个所谓的“三包”！
“奔驰女”成了 2019 年奔驰维权用户的代名词，也让人们记住了利之星 4S 店。
📌 首先，逃避责任。危机公关是对企业道德感和责任心最好的评判台，言行一致，勇敢面对，才能推动问题的解决。利之星 4S 店在发现车辆存在质量问题后，应当切实履行国家“三包”责任，满足消费者的退换要求，而不是采取隐瞒、误导消费者的做法，并在媒体采访时单方面表示已经和消费者达成一致，而这遭到了 Y 女士的否认。言行不一，逃避责任，不仅使企业信誉迅速崩塌，也使自身最终受到了法律和行政制裁。
📌 在任何一场危机中，都有两条战线，一条是危机现场线，一条是舆情现场线。危机现场线的任务是尽快控制住危机的发展和影响，将损害降到最低；舆情现场线的任务是通过直达人心的回应，对公众进行情绪管理。遗憾的是，在这场危机中，英国石油公司这家有着悠久历史的跨国企业巨头交出了令人失望的答卷。
📌 其次，口无遮拦，形象崩塌。作为公司首席执行官，海沃德是英国石油公司第一顺序发言人。他在公开场合和媒体面前的一言一行、一字一句都代表公司的态度，因此他必须谨慎，在充分思考和准备后再发言。可惜，海沃德完全背离了这一原则。即使他的一些表态可能有其他本意，但西方专业媒体就如同“真相绞肉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瑕疵和错误，尤其是在如此重大的危机发生之时。海沃德是英国石油公司的发言人，但人们完全没有看到一个合格发言人应有的表现。
最后，过度自信，责任缺失。
📌 范冰冰偷逃税公关案例
2018 年 5 月，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发布微博，曝光演员范冰冰使用“阴阳合同”偷逃税。范冰冰工作室随即发表声明，称崔永元的曝光涉嫌构成诽谤，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 综合来看，翟天临道歉信最大的问题，不是语法错误，而是没有直面和承认自己在学术方面出现的问题。公众期待的不只是一篇正确无误的道歉信，更是公众人物对自身不当行为的认知与反省。
📌 虽然针对科比“性侵案”真相的讨论至今仍在网上进行，但科比直面问题、不回避、不躲避的处理方式为其尽早终结危机、重新复出创造了条件。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里，科比从危机中走了出来，继续其篮球事业，不仅创造了其职业生涯中新的荣誉，而且成为美国最受尊敬的体育明星之一。
📌 有人这样理解公关：
公关就是搞关系；
公关就是发稿子；
公关就是搞定媒体，不要出负面新闻；
……
即使在企业内部，公关往往也是一个被片面解读的部门：
公关部就是花钱的部门；
公关就是办活动；
公关就是帮老板写稿子；
公关部大概和市场部差不多，或者帮人事部搞企业文化；
公关就是品牌营销；
📌 强生公司的公关反击
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强生公司的这款明星产品可能真的会随着危机灰飞烟灭，强生公司将付出难以想象的损失和代价。没有哪家企业是天生的危机专家，经过咨询与决策，强生公司管理层达成一致意见，决定采取一系列步骤展开公关反击战，拯救产品，维护公司声誉。强生公司采取的行动包括：
·推出新的安全包装，通过多重手段防止药品被破坏；
·通过媒体频繁发声，传递公司信心与行动；
·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名牌电视节目《60 分钟》拍摄管理层会议，展示公司开放和负责任的态度；
·举行通过卫星直播的全美新闻发布会，介绍泰诺胶囊的新包装。
反击取得了成效。到 1983 年年初，泰诺胶囊的市场占有率恢复到了危机发生前的 95%，员工士气也空前高涨。
📌 误区一：媒体可以用钱搞定
危机发生后，企业最常犯的错误就是希望通过与媒体“谈合作”的方式，让媒体停止对危机的报道，删稿或撤稿。
📌 而且无论在哪个国家，其媒体的内容部门和经营部门都是相互独立的，禁止有偿新闻是媒体的基本原则
📌 第一，危机发生后，企业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找媒体，而是迅速处理危机。
📌 公关界一个公认的残酷事实是：企业只有真正经历过危机，或者被危机打疼，才能真正建立起对危机管理正确的认知、心态和机制，而其中的代价是企业品牌的受损和巨大的资源付出。
📌 第二，用坦诚沟通、专业对话的方式赢得媒体信任。
公关是一项说服的艺术。和企业里其他部门不同的是，公关可以被看作一个“口说无凭”的说服过程，是一个“信则有，不信则无”的沟通机制。企业里的生产和技术部门可以用数据说话，市场、营销部门可以用 KPI 证明自己，公关部处理的是大众对企业的认知，这是一个无法用数据提前做出承诺的工作。
📌 笔者在咨询过程中，总结出一套名为“4A 道歉法”的回应步骤，与大家分享：
·以回应答复公众（acknowledge）；
·以道歉安抚公众（apology）；
·以态度赢得公众（attitude）；
·以行动信服公众（actions）。
📌 海底捞的致歉信包括了如下必要的道歉信息：
情况属实——公司经调查，认为媒体报道中披露的问题属实；
表示歉意——对于此类事件的发生，我们十分愧疚，在此向各位顾客朋友表示诚挚的歉意；
错误原因——我们的管理出现了问题；
后续行动——已经布置海底捞所有门店进行整改，并会在后续公开发出整改方案。
海底捞的致歉信详细、具体，有事实，有态度，为企业赢得了解决问题的宝贵时间。
📌 6.涉事停业的两家门店的干部和职工无须恐慌，你们只需按照制度要求进行整改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该类事件的发生，更多的是公司深层次的管理问题，主要责任由公司董事会承担。
📌 C 罗的一个举动，引发了可口可乐的一场品牌“危机”。媒体铺天盖地地解读说，C 罗对可口可乐的一个 diss（不喜欢）动作，造成可口可乐公司的市值蒸发 40 亿美元（从 2420 亿美元下降至 2380 亿美元）。
📌 苹果公司的技术人员在上市前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力求解决，但最终没有完全解决。iPhone4 一上市，就创造了苹果公司新的神话，60 万个预订名额在 24 小时内被抢光，3 天内售出 170 万部现货产品，为苹果公司历史之最。但同时天线问题也被很快发现，美国权威的评测网站消费者报告向消费者发出建议：不推荐购买这款手机。此举将 iPhone4“天线门”推向高潮。
📌 《人物》文章的观点是，外卖平台的算法文化是让外卖骑手变成高危职业的“罪魁祸首”，而饿了么却把锅甩给了消费者，或者说故意把矛盾往消费者端去引导，刻意忽视平台责任，让消费者承担外卖小哥延时带来的成本。
📌 “浙大策略传播”认为：
在危机事件来临时，企业首先面临的是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危机，因此重建用户信心、获得消费者理解是亟须解决的问题，其他的公关目标都围绕这一条而展开。
📌 你知道最近在韩国二十多岁年轻人中很流行的“清醒梦”（lucid dream）吗？有新闻报道称，在清醒梦的状态下，人可以意识到自己身在梦中，随心所欲地控制梦中环境，实现自己的欲求。因此，在灰暗的现实世界中受挫的年轻人，正在试图用清醒梦逃避现实。相关网络论坛中，有各种各样做清醒梦的方法，甚至还有点击量超过十万的清醒梦相关手机软件。要知道，清醒梦本是治疗创伤和压力导致的心理疾病的一种疗法。
“未来”二字给如今的年轻人带
📌 前面的羊被后面的羊挤着跑，后面的羊看到前面的羊跑就也跟着跑，没有理由，没有目的地，跑着跑着，直到遇到悬崖，同归于尽。反观现在韩国年轻人的样子，是不是和跳羚很像？
然而，我们不是跳羚，如果知道为什么必须停下来，就没有理由继续奔跑了。我们一定要像失控的火车一样按照既定的“轨道”狂奔吗？不是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互相推挤，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拼命追赶。既然我们不是“无脑羊”，就不该只知道奔跑，而是应该好好想想奔跑的理由。
📌 过去，“学阀”一词蕴含着共同体的含义，而在这一点上，学历等级主义是相反的——以守护现有排名的方式，要求社会认同“学力客观差异”。尤其是在大学教育普及的今天，光是考上大学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了，所以大学生执着于守护自己所在位置的小小优势，蔑视哪怕只比自己低一点点的人，并且无法忍受地位被动摇。
📌 首先，面试官会传看简历确认面试者的学校，神奇的是，如果和我一起面试的都是录取分数低的学校的学生，我就会变得很从容，面试的时候也很有自信，还能开一些幽默的玩笑。然而，有一次一起面试的都是首尔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的学生，只有我是西江大学的，我就开始变得焦虑紧张，想着如果失误了怎么办，结果最后真的面试失败了。
📌 如果一个世界足够好以至于人人都能够满意，那么几乎所有的哲学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好世界没有什么需要想的。只要具备人人自私和资源稀缺这样两个条件，世界就是个坏的世界。很不幸，人类世界所具备的缺点远不止这两点。人性自私和资源稀缺这两个条件对于包括哲学在内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必要的，这两者导致了人类生活所有值得思考和言说的悲欢故事和成败历史
📌 为什么不能去抢、去偷、去杀人放火？如果被告知因为人应该遵守伦理规范，这是一个浅薄轻浮的回答，甚至是谎言。真正的原因是“他人不同意”。他人的力量和可能的反抗是人们放弃去偷去抢的最终原因。假如把他人杀掉，那么自己也可能被杀掉，而且，杀人并不能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他人是个最大的悖论：他人一方面是每个人利益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是每个人生活全部意义的来源，无论痛苦还是幸福，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一切都与他人有关，因此每个人都绝对需要他人。
📌 人类生活是复杂多变的，如果不是自相矛盾，反而是奇怪的，因此，每种道理本身必须是无矛盾的，各种道理之间又必定是互相矛盾的，这正是我要达到的思想效果。按照不同问题的特定情况而变换立场，类似于“无法之法”，就是无立场之法。书中讨论了多种政治问题以及多种重要观点，主要试图指出，伟大的哲学家们能够提出各种永远值得思考的理论，但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彻底摆平政治问题。从无立场的思想去看，没有完美的政治，只有动态正确的政治
📌 我仍然坚持认为，如果一本书对人没有用处，那是罪过。我希望这本书比马基雅维利的书更有用，马基雅维利只教人坏，我试图揭示如何对付坏世界。
📌 儒家试图以普遍人情作为礼的根据，这是一个天才的想法。如果一种人情“人皆有之”，并且人皆同意此种人情可以普遍推广，就是普遍人情。如果礼以普遍人情为根据而设计出来的，就应该对于所有人都是可共度的。儒家选择家庭作为人情的基地，这一选择颇为得当，因为家庭是与个人利益最为密切一致而又超越了个人利益的最小社会单位
📌 非暴力的礼教虽然比法治温和，但令人绝望。人们一旦反对礼教选择自由，就等于放弃了生活所必需的利益，那样就无法生存了，因此只好自愿屈服。礼教的本质是反自由。
📌 更严重的是，礼教只尊重名分地位，而不尊重人的卓越德性，无形中鼓励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损人不利己的情况下，人们仍然喜欢伤害他人，因为有能力伤害他人是地位和权力的证明，这是一种变态的快感。
📌 事实上使道德榜样失去号召力而导致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下降。儒家思想的自相矛盾是由儒家没有充分理解政治造成的，它在继承周思想时把政治和伦理混为一谈。在周思想中，政治与伦理是有分别的。周之分封优先了亲亲关系，这可以理解，没有人会把既得利益拱手相让。但周在政治治理上强调德治，以无私治亲、任贤使能、养民利民为首要任务，以公正治理去弥补起始的偏私分配，这显示出周公们清楚的政治意识。亲亲与任贤本来可以没有矛盾，亲亲的有效领域是生活关系，而任贤的有效领域是政治管理。当儒家把伦理与政治混为一谈，也就平白制造了自相矛盾。德与利无法统一，这对于儒家是个釜底抽薪的打击。一种意识形态或主流话语高扬什么价值，这不说明问题，重要的是实际生效的社会奖励，即做什么样的事情和怎样做事情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收益。假如主流话语认为道德光荣而缺德可耻，可是在实践中缺德更能获利，那么等于证明了缺德才光荣，道德榜样变成了摆设。所以，政治的关键问题是，是否存在某种制度安排，使得人们好德胜过好利？答案只能是：除非一种制度使得有德是获利的必要条件，否则善就没有诱惑力。
📌 儒家的一切重要原则都来自家庭模式。老子也同意家庭和亲亲的重要性，但他认为儒家的解释是糊涂的。亲情乃人之常情，是人的情感的自然倾向，并不需要把这种自然情感规范化为伦理制度，因为那种情感关系本来就已经存在，而不是不在。显然，只有当自然情感被破坏，变得不再自然，或有或无，时有时无，由无条件的自然情感变成了有条件的合作关系，才需要把失去的或变态的自然情感强化为伦理制度或道德律令，以期通过克己复礼的行为重新修身复性。老子相信，亲情关系是自然的，自然的东西是绝对基本的，不需要解释，而假如自然情感被破坏了，那么人为制度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对自然情感的修复只是一种虚伪的形式和做法（人为即伪），因此，修复自然情感是徒劳的，虚伪的做法终究不可能产生真诚的情感，否则就人人都有真诚情感了
📌 老子是深有远见的，事实上后来儒家思想统治中国近两千年却没有能够使社会罪恶明显减少，甚至反而增加了普遍的虚伪，因此，儒家社会不但没有回到圣王社会，反而离圣王社会越来越远。老子的思考虽然深刻，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但他对仁义
📌 老子只强调了人的自然需要，却忽视了人的社会化需要。社会化需要虽然不能“实其腹”，却能造就优势社会地位，能够用来支配和统治他人，这种安全需要和成就感甚至具有更大的诱惑力。即使老子方案可以减少社会冲突，它所规定的生活未免太过简陋、贫乏和艰苦，尤其是缺乏精神生活，它把人的智力活动降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很难想象人们会真的喜欢这样内容贫乏的生活。老子幸福地想象着：“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插图]。这虽有些和平安详的诗意，但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闭塞的简陋社会，这样的社会与其说是个善治社会，还不如说是尚未进入政治的社会，并非消灭了冲突，而是冲突尚未展开。基于此种想象，老子推出了一个对后世思想有很大影响的“无为之治”理论，看上去像是一个原始版的“最小政府”理论。老子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 比如鲁国士兵贪生怕死因此总是败北，这是因为士兵担心自己死了老父无人养，孔子认为这是孝德，于是推荐这样的人当官，结果鲁国就越来越衰弱了。法家发现，公利对人人有利，因此公有利于私，而私利不仅于公不利，而且对任何他人都不利，因此，以私废公的儒家伦理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而只有法才能够发展公利并且保护每个人的私利，因为法是无私的普遍有效制度，就像天地和自然规律是无私的。
📌 事实上很少有人喜欢公正的游戏规则，除了少数能力超强的人，大多数人恐怕更希望有一个袒护自己的不公正社会，因此能够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这一点或许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更倾向于用人唯亲、论资排辈、结党营私的儒家社会，而不喜欢纪律严明、刻薄寡恩、赏罚有准的法家社会。人绝没有那么容易被法律和纪律所规训，法家迷信法律足以规训人类行为，这几乎把人看成可驯服的动物。这是一切强硬派专制主义的共同错误认识
📌 与罗马型的帝国不同，中华帝国并不是一个武力扩张型帝国，这既是因为推崇“德化”观念，也因其军事力量并不非常强大，即使近邻国家愿意归化帝国，帝国在大多数时期未必能够提供稳定有效的保护。中华帝国的有限军力以及和平主义传统观念决定了它基本上是一个自卫反击型的帝国，很少有罗马式的主动扩张行为，历史上几次比较大的领土扩张都是因为游牧民族对帝国的军事挑战失败，战败的外族瓦解远遁而失去大片领地。
📌 中华帝国在很长时间里维持了某些方面文化优势（绝非所有方面），但其故步自封的文化慢慢失去了创造力，当帝国在外部挑战下崩溃的时候，人们终于发现，衰亡的不仅是帝国，而且是文化。
📌 那么中华帝国为什么能够持续达两千年？儒家喜欢的解释是，尽管多历磨难战乱，但由于中华帝国具有优越文化，因此得以长期存在。这类解释完全找错了原因，甚至颠倒真相，其背后仍然是文化优越论的幻觉。先秦文化虽然辉煌，但帝国时期的文化由于失去了创造性而很少有什么思想创新，也没有发展出科学。由于故步自封，帝国甚至不懂得如何正确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国际关系。儒家自认中国文化优势在于社会道德水平高，这一点其实缺乏实证，即使确实道德高，也与帝国的长期持续毫无关系。帝国统治的成功另有原因，这就是帝国发明的反政治的统治
📌 因为君主制远远不足以完全管理庞大社会，它无法深入社会基层，甚至不足以控制统治阶级，各个实力集团都可以利用家族或部族的凝聚力而质疑和挑战最高权力，皇帝不得不始终应对各个实力集团的挑
📌 战。于是，皇帝必须建立一种能够瓦解任何政治集团的凝聚力的制度。专政不仅需要集权，更需要能够把权力下达渗透到基层，这就需要创造一种只属于并且服从于皇权的社会组织，其组织密度足以控制整个社会，其力量足以解构民间政治集团，这个组织就是官僚体系。集权专制制度的有效性是通过官僚制度去实现的，没有官僚制度，专政必定是无效率的
📌 政治变统治的意义就在于回避了政治的原则性难题，特别是政治正当性、政治责任以及政治理想等等问题。当政治被假定为无问题时，就只剩下统治的稳定性和效率等等“技术性”问题了，于是对于帝国的统治来说，唯一问题就是如何维持统治。这就是反政治，即以统治去替代政治从而否定政治。
📌 中华帝国作为一种统治制度是非常成功的，它有效地管理了社会，维持了稳定秩序，但它作为一种政治却很失败，这一失败虽是慢性的，但却严重，失败的政治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釜底抽薪的错误。反政治的制度抑制了创造性的思想方式，破坏了人们对公利公德的责任意识，推行了一种反对卓越人性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精神软弱压抑的文化。由官僚主导的社会和文化更有利于发展懦弱、自私、虚伪、阴暗、阴毒的病态人性，而不利于发展正大光明、勇敢无私、坦诚真挚的健康人性。中国的现代启蒙论者
📌 经常抱怨说，贫弱中国是由不良政治所导致的，这一理解并不准确，真正的问题是，中华帝国的统治是反政治而不是不良政治。没有政治，这才是帝国最大的政治失败。这一反政治的状况，黄宗羲称为“无法”，即没有政治正当性也没有政治理想，所谓“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三代之法“未尝为一己而立也”，而后世帝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
📌 秦汉以来的国家制度变成“为统治而统治”，只追求有效的统治方式，而不考虑统治正当性和政治理想，完全遗忘了统治是为了政治，而政治是为了天下利益、国家利益和万民利益。
如果一种统治是反政治的，社会是无政治的，就必定拒绝反思统治的正当性。当一种统治是不容反思的，政治就终结了。为了拒绝政治反思就必定消除一切具有创造性和力量感的精神和思想，因此形成压抑的文化和病态人性。政治关心的不是个人欲望和情感，而是共同的命运、理想和事业，政治思维超越了个人私利而使公共物品具有优先价值和意义，从而使思想具有公共精神
📌 人民也就很少关注公共事物，一切“身外之物”，无论天下、国家、公德、公利、人类命运甚至他人的死活，都与己无关。即使文人集团也很少有人关心天下公利，专注于个人情感表达的文人文化就是没有政治思维的一个典型表现。作为文化代表的文人尚且如此，民众就更容易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没有公共意识，只求自己苟延残喘而无视社会危机或国家兴亡，更别提他人之苦难。人们漠视公共事业只求私利的结果是，在巨大危难来临之时无人能够避免灭顶之灾，这并非天数所致的命运性悲剧，而是人人自私而集体自掘坟墓的报应性惨剧。尽管总有一些仁人志士，但这些例外无法改变社会总体状况。无政治的文化破坏了人们对身外公共事业的关心和责任，这就是反政治的根本危害所在。
📌 历史上无论是权贵政变还是农民起义，都是希望轮到自己当皇帝，根本没有人反对专制制度，而是人人想成为专制制度的受益者。一家一姓的政权更迭根本不是政治革命，而只是利益拼搏事件
📌 革命的政治性消失了，政权更迭的理由就成为一个混乱问题，人们从来也没有真正说清楚到底什么是“正统”。通常把“全有天下，号令海内”看做是正统的标准，可是人们又往往试图把秦隋王莽以及元清排除在正统之外，于是只好寻求政治之外的伦理或文化的标准去进行解释，比如阴谋篡权或蛮夷入侵就算是“得位不正”。按照这样的标准，元与清固然不正，晋与宋也成问题（司马昭之心固然路人皆知，陈桥兵变也恐怕不算正当行为），甚至唐太宗和明成祖也很可疑，这样就剩不下什么了，也就形不成什么正统了。关于正统的理由如此混乱，皆因人们不好意思诚实地承认帝国的政权变更已经与政治正当性毫无关系，而仅仅遵循了成王败寇原则
📌 正因为政治制度缺失而只有统治制度，这一严重的制度不健全必然一方面生产大量暴君昏君，另一方面生产大量贪官奸臣，这是非常匹配的互动关系。皇帝为了证明皇权是最高权力，就往往滥用暴力，因为暴力是权力的最清晰、最可信、最直接的最后证明；另一方面，在暴力上官僚无法与皇帝竞争，于是就以欺骗和诱骗去对抗皇权。双方的策略都非常得当，都是有利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于是，政治博弈退化为行政博弈。权谋游戏虽然显示了高水平的智力，但精神水平极低，几乎没有任何精神性的意义，毫无理想追求，道德和美学的价值都退化到趋近于零，只剩下单纯的无耻斗争。秦汉以来中国历史所记载的“政治斗争”其实都没有什么政治意义，只是一些荒谬、残酷、变态、阴毒的宫廷斗争、朝廷斗争以及地方与中央的斗争，都是为权力而权力、为利益而利益的单纯比赛。
📌 尽管皇帝拥有最后的生杀大权，好像掌握了终极主动权，但皇帝终究不得不依靠官僚集团去执行统治，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于是实际上是被动方。而且，对官僚集团的斗争一旦太过分，就等于是统治上的自杀行为，类似伤害自己的耳目和四肢。只要皇帝对官僚集团的斗争足够强有力，就会导致统治失效和失败，因为官僚集团不再与皇帝合作，官僚们将离心离德乃至众叛亲离。因此，允许官僚腐败弄权是使得官僚愿意与皇帝合作的重要条件。另外，皇帝以暴力作为斗争手段，官僚们很容易根据“形势”而避其锋芒，而官僚所采取的欺骗和诱骗策略则具有良好隐蔽性，很难被揭穿，即使能够揭穿，收集信息的成本显然太高，而且还是需要通过官僚去完成这项工作，这又将再度受骗。因此，皇帝在与官僚集团的竞争中有着天然劣势，除非出现才智过人的英主，其不可思议的权术和阴谋甚至超过官僚，才可能取得短暂的胜利。
📌 官僚集团总能够成功地把官僚利益的最大化推进到人民所能够忍受的临界线，而中国人民一向能忍，所以帝国政权往往长时间垂而不死。荒谬的是，官僚集团所以能够保持其“绝上下通”的优势地位，是因为官僚统治一旦形成就别无选择，它是国家唯一的垄断性管理集团，不存在市场竞争，不会破产，无论是皇帝还是人民，即使对它所提供的管理服务感到忍无可忍，也不可能到别处寻求管理服务，因为官僚是唯一的“此处”，没有什么“别处”可求。官僚集团非常类似于唯一的垄断企业，它超越了市场竞争和制约，人们别无选择。皇帝急了无非是杀掉换掉少数官僚，但对于整个局面是杯水车薪；人民急了无非发动暴乱，所谓官逼民反，即使成功也无济于事，人们早已告别了政治思维，起义成功无非是换了政府，换另一些人来做与过去一样糟糕的事情。
📌 中华帝国的另一重要发明是与官僚制度密切相配合的科举制。当代不少人盛赞科举制，但是，其得其失，仍需进一步分析。科举制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制度发明，它给智力比较优越的人提供了一条做官谋利的直通道。官僚制度决定了做官最能够谋利，因此，做官是中华帝国社会里大多数人心中的最高价值，于是，科举制有效地使统治集团与智力精英集团形成稳定的政治同盟，从而保证了统治的稳定性。对于任何统治来说，智力精英都是最危险的潜在反叛力量，因为他们更有能力制造新的政治理念和话语，有能力进行强大的宣传煽动，也有更强的组织能力去发动各种可能的变乱，总之，智力精英构成了一切社会变数的根源，因此，如果统治集团不能与智力精英集团形成政治同盟，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就智力精英集团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除了智力比较优越，其道德水平并不优于大多数普通人，甚至更低也未可知。科举制开辟了直通“黄金屋”和“颜如玉”的“人上人”之路，利用人性弱点而成功摆平了智力精英集团，堪称创造了统治集团与智力精英集团之政治联盟典范。中华帝国能够维持长期统治，主要与官僚制度和科举制度这两项制度发明有关：官僚制摆平了民众，科举制摆平了智力精英
📌 自由总是个人的一相情愿，但是权利——可能的自由——却需要他人的同意，或者说社会的同意。假如得不到他人或社会的同意，就没有人能够拥有权利。自由属于主体，而权利则只能在主体间被定义，权利不可能超越人际关系而被确定。一个人可以野花花想象他想要的各种权利，却无法通过想象而使权利生效，在他人同意之前，想了也白想。
📌 人性如此，于是难免出现各种权利的“权界”矛盾和冲突，产生大量有争议的问题，从税收、福利、教育、民主、平等、言论、战争、反战到隐私、吸毒、同性恋、堕胎、安乐死、克隆、基因、动物保护、环境保护，如此等等无数问题。人们把代表各自利益的私心和偏见都说成是普遍价值，重新回到了人人都有意见的政治广场，把权利政治变成了伪善和谎言的政治。
📌 正如麦金泰尔在分析了关于战争、堕胎和教育问题的典型争论之后发现的，此类争论在现代社会没完没了，无法解决，因为此类争论的论证总是“互相匹敌的”，而不同观点所以总是互相匹敌，是因为现代颠覆了传统价值标准而又没有本事创造新的普遍价值标准。缺乏普遍一致的价值标准等于没有标准。权利虽是通用概念，但人们的权利理由却不可通约。权利虽是保证自由的王牌，但权利又是特殊利益或特权的借口，这是价值标准缺失所导致的权利悖论。
📌 假如一种权利没有相应的义务，它就不再是权利，而变成了特权；假如一种义务没有相应权利，它就不再是义务，而变成了奴役。
📌 中国既不是城邦，也不是民族国家，甚至不是西方政治概念里的帝国——尽管古代中国与帝国有些外在貌合之处，比如没有法定边界（boundary）而只有实力所及之边陲（frontier），但其实貌合而神异[插图]。貌似“帝国”的古代中国缺乏扩张性的帝国主义特质，而这正是帝国的最根本性质。虽然中国并非从不扩张，但很少有主动扩张的冲动和行动，数次大规模的扩张主要是自卫反击的附带红利（如汉、唐、清的版图扩大便主要是自卫反击的结果[插图]），这意味着，扩
📌 张不作为中国的立国意图，也不是国家行为的动力。那么，也许可将古代中国定位为“大国”（leading power[插图]），但此种稍嫌模糊的说法未能充分表达出中国的政治性质。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是有别于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插图]，时下在西方和中国都颇为流行。中国肯定不是民族国家，但把中国定位为“文明国家”，却也有令人迷惑之处
📌 古代中国没有主权概念，只有政权之实；没有法定边界，所谓治下领土，只是实力变化的函数。古代战争也不是民族战争，而是政权之间的战争，所谓逐鹿。与宋酣战的辽军统帅韩德让是汉人，灭宋的元军统帅张弘范也是汉人，如以现代民族主义概念为准，他们会被追认为汉奸，但在历史语境里，他们都是出生并生活在北朝的居民，而北朝也是中国，正如宋是南朝之中国。只是张弘范相信天命在元，而文天祥相信正统在宋。
📌 其次，儒家观念只是在宋以后才逐步成为最高权威性的信念，尤其到了明清，才成为全面支配生活的教义，而那时中国的存在模式早已形成，这意味着，中国概念或存在方式另有成形的道理。
📌 尽管进入中原的游牧族群通常部分保有原本的文化（北魏孝文帝的全盘汉化运动是个极端例外），但由于缺乏中原业已高度成熟的知识生产系统和社会管理制度（大量而全面的文献图书、教育系统、学术系统和官僚管理系统），于是几乎都理性地选择接受中原现成的高度发达的文化资源，进而很快就成为中原文化的分享者、拥有者和推进者，也就是说，进入中原的游牧族群皆为中国文化的共同创造者而不仅仅是接受者。比如，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发明的科举制实为鲜卑血统的隋文帝一朝所创，且由同样是鲜卑血统的唐太宗加以完善
📌 与之相较，西夏（党项藏族）追封孔子为皇帝（最高封号），元朝（蒙古族）追封为王，清朝（满族）追封为先师。另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例是，元朝首次把程朱理学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而产生程朱理学的宋朝自身却未曾给予程朱理学如此地位
📌 辽宋对峙，就军事实力而言，宋处于弱势，甚至为了和平而向辽纳贡，因此辽依照中国朝贡古制而当仁不让地自视为中国之正统，但在外交措辞上仍然温和地说成平等之割据：“境分二国”但“两朝事同一家”（辽兴宗和辽道宗写给宋仁宗和宋神宗的国书如是说）。最有趣的是，辽太宗灭后晋时获得了据说是秦始皇为“万世”中国所制的传国玉玺，传国玉玺一直被神化为天命的物证，因此获得传国玉玺便被认为是正统的一个象征。
📌 元朝人谢端在《辨辽宋金正统》一文中以分治状态为依据，把辽金看作是北朝，南宋为南朝，皆为并列割据的中国政权。[插图]南北朝之分通常被认为是临时状态，因此虽各执一词而未及根本。元朝和清朝皆为非汉人主政整个中国，因而提出了真正有力的新问题。尽管元朝和清朝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原文化，且与中原文化有着深入互化，但元朝和清朝的性质超出了宋代以来儒家叙事的限度，于是不得不重新解释正统。其中尤以元朝最难解释，元朝推行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基本国策是突出蒙古人的地位和传统，只因统治之需而部分采用了中原制度和文化，但在决策机构中蒙古人的人数超过半数，色目人也多于汉人。
📌 如何解释元朝的历史位置？据张兆裕的分析，这是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所遇到“前人未遇之难题”。朱元璋给出了一个两面得理的解释：蒙古皇帝几乎征服了整个天下，前无古人，必是天命所授，否则不能成功。既然蒙古受天命而主政整个天下，那么蒙古主政中国也是天意。然而，蒙古终究不适合治理中国，所以天命必然又回归中土，轮到他来做皇帝。[插图]因此，朱元璋在象征正统传承的历代帝王庙里将元世祖忽必烈列入了中国正统皇帝的序列。朱元璋对正统的新解并非全新，只是否定了宋朝小尺度的华夷之辨，回归周朝传统的大尺度的天命解释，而周朝政治观念在中国传统中有着至高地位，其权威性远超宋儒，朱元璋的大格局解释也就不难成立。
📌 至于清朝的性质，本无疑义。近有“新清史”学派试图将满清定义为征服中国的外国，却恐怕与基本史实不符。满族所居之东北在努尔哈赤起事之前本属于明朝辖地，并非“外国”，因此努尔哈赤举兵实属逐鹿天下之事，乃是叛明，却非入侵。清朝武功也极盛，疆域远超明朝，主政中国也大体继承明朝制度，且有所改进，在多族群多文化的管理制度上也多有创新，民生状况大体良好，清朝前中期近150年之盛世在历史上罕有其匹，因此在正统性上当无疑义。但在清初心怀明朝的儒家遗民看来，清朝仍然有正统的疑问，
📌 无论元朝还是清朝，其政治合法性都在中国思想中能够被解释，至少在周朝传统里能够被解释，也就是说，作为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古代中国汇万民于一体既不是理论难题，也不是实践难题。
📌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反向朝贡的现象。汉武帝之前，西汉苦于与匈奴的长期竞争，为求得和平而“岁奉”匈奴许多财物，恰如李云泉所说的，这表明汉朝反向匈奴朝贡[插图]。中原王朝对强势竞争者的反向朝贡并非特例，两宋对辽金也是反向朝贡。反向朝贡的现象说明，朝贡是当时的一种通用政治策略，并非中原王朝专用，强势一方受贡，乃是通用规则。另外也应该注意到，中原王朝的涉外政策也不止朝贡一途，事实是朝贡与和亲两种策略长期并存兼用，虽然朝贡为主，和亲为辅，但不能因此把中原王朝与周围政权的关系简单归结为朝贡。据阎明恕的研究，和亲的作用在现代史学中被明显低估。事实上，和亲策略自商周至清朝一直运行，并非偶然事件，也并非总是迫于压力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策略，既有中原王朝处于被动地位的“消极和亲”，也有处于主动地位的“积极和亲”。[插图]
📌 朝贡关系中稍有实质政治意义的是册封和奉正朔：受册封意味着比较亲近的关系，在国事危急之时可以求助于中国；奉正朔则是使用中国历法和纪年来标记时间，自有向化臣服之意，按照邵毅平的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说法，奉正朔意味着接受了一种不同于空间主权的“时间的主权”[插图]。如果朝贡国奉行中国王朝的纪年，就意味着承认中国的历史叙事是通用历史。时间的主权的支配力虽然不及空间的主权，但也是一种有影响力的政治。按照这个逻辑，如今中国以及世界上多数国家都采用西方纪年，不知道算不算奉行西方之“正朔”？
📌 ：在早期中原，老虎和大象虽更能代表力量，但过于凶猛，并非单纯的被动猎物，而是搏斗的对象。只有单纯猎物才适合作为竞赛游戏的狩猎对象，而在单纯猎物里，鹿是具有典型形象的猎物，华美胜过野猪、山羊、狐、兔，且有王冠般的鹿角，适合用于象征权力
📌 中原之所以成为聚点，当然与物质资源有关，还有另一个可能原因（但也不是根本原因）：与其他同样富有资源的地区相比，四通八达的中原相对容易攻占，战争成本比较低
📌 最为知名而高度复杂的魅惑技术应该是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然而，书写文字才是最大的魔法，文字的发明使巫术失色，而且也是使一切高度复杂的魅惑技术成为可能的基础条件。
📌 唐朝的羁縻制度只是以中原为政治核心，却排除了文化中心意识，是一个基于文化平等的政治制度，唐太宗也因威重德隆而身兼天子与天可汗双重身份，成为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的共主。唐太宗对此制度创新十分得意，他宣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
📌 [插图]唐太宗所言虽是自我表扬，却也基本如实。盛唐之时，各族才俊多为高官，长安胡人如云，胡汉不分彼此，胡服胡乐皆成流行时尚
📌 但所谓的“汉人”或“汉文化”终究是主干，因此经常被认为是汉化。这是个相当混乱的问题。“汉”的概念不仅自身具有复杂性，而且经常与“中国”概念混为一谈。汉族是现代民族观念所追认的界定，可问题是，中国从来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不断生长的弹性存在，其伸展度取决于逐鹿游戏的规模，凡是进入游戏旋涡的地区和族群都是中国的共同创造者。黄帝、炎帝是西戎或东夷，商源于东夷，周源于西戎与夏之混合，隋唐皇家血统以鲜卑为主，更不用说元与清。最古的中原“本地”族群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故事，已经很难判断，而通常认为的古中原标准族群如夏、商、周等，实际上也是“外来户”[插图]。先占据中原的族群与后继不断进入中原的周边族群［匈奴、突厥、鲜卑、羌、藏、契丹、女真（满洲）、蒙古、苗，等等］一直在融合中形成新中原人，其多族混合的结果就是现代所命名的汉族
📌 以此观之，元朝虽以蒙古为尊，其最大利益却在中原，故忽必烈决定成为中国皇帝实为谋求最大利益的理性选择。这也同样可解释为什么元顺帝兵败退至漠北而仍自认是元朝皇帝，史称北元，后只因反攻无望才瓦解。
📌 一个文化主体，于是汉字兼备所思（cogitatum）与我思（cogito）的功能。一个生活在汉字中的中国心灵总是兼有双重主体性，即具体落实为个人心灵的主体（a mind）和共享的一般汉字精神主体（the spirit），因此总以双重主体同时凝视世界：个体心灵（mind）在看世界的同时，汉字精神（spirit）也在“看”世界，或者说，同时以“我”与“我们”的双重眼光去看世界。典型情况如古典诗词，一方面表达了诗人看到的外在世界，另一方面又是诗人以汉字建造的另一个自足的图像世界，这使诗词具有自然世界与图像世界的视界重叠而互相印证的效果。汉字一方面以象指物，另一方面以象建造了精神之形，精神之形与自然之形的相逢便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汇合处，因此赋予特殊性以普遍性，使历史性具有当代性，这种意象的厚度和深度无疑是一种恒久的精神吸引力。
📌 众多族群逐鹿中原，胜负强弱并无定数，不变的只是旋涡模式。逐鹿游戏的旋涡规模决定了中国的体量，只要卷入逐鹿游戏之中的地方就成为中国内部，而与逐鹿游戏无涉的地方便是中国外部
📌 显然，各国长城的修建取决于竞争者所在方向。秦朝长城则只是为了防御游牧族群，因为秦朝一统中原之后，竞争对手只剩下漠北势力了，而西域在那时尚未卷入逐鹿游戏。秦以后历代修建的多条长城同样说明了长城的意义取决于谁是竞争者，而不是汉地与游牧之地之间的国界。如北魏王朝在内蒙古地区修建长城是为了抵御同为游牧民族的柔然，[插图]高句丽修建长城是为了防御唐朝的进攻，[插图]辽在黑龙江、辽宁到内蒙古一带建有漫长的长城，而辽长城以外地区（远至俄罗斯部分地区和整个东北以及部分东西伯利亚）仍然是辽的辖地，并不是外国，就是说，辽长城完全位于辽的内地，几乎居中，显然与国界毫无关系，而是预防桀骜不驯的女真（满洲）和室韦等部族反叛。[插图]
📌 长城一带就是典型的博弈均衡线，除非某一方拥有势不可挡的实力而实现大一统。当然，长城并非唯一的博弈均衡线，在南北争胜中，北方胜过南方的时候较多，因此，除了长城一带，其次的博弈均衡线便是淮河秦岭一带，再次是长江。总之，长城不仅不是边界，反而是逐鹿博弈的中心地带，是中国的南北中线。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当中国的核心随着博弈旋涡的变化而从中原位移到了北京。北京就位于这条博弈均衡线附近，最利于同时控制南北局势，因此，有能力同时控制南北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往往选择定都北京
📌 西方哲学是对世界的“字典式”解释，试图建立界定万物的确定理解，简单地说，就是断定“什么是什
📌 么”，一切观念皆为“在/是”（being/is）的注脚。中国思想则是对世界的“语法式”解释，力求对万事所生成的关系（天与人、人与物、人与人）的协调理解，尤其重视关系的相互性或万事的合宜性，即古人所谓“变通”“和”或“中庸”，李泽厚精练地概括为对“度”的把握[插图]。不过，中国古人并非无视“什么是什么”的论断（孔子的名实论也强调界定的重要性），但显然将“什么变成什么”视为根本问题，因为一切问题皆为对“变在”的回应，或者说，“变在”生事，事生问题，而不变意味着无事，无事则无问题，因此，在中国思想框架中，存在的不变本质（假定事物确实有本质的话）并没有构成问题，而只是一个同义反复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成问题的事情都是“可能性”的展开：变化、生长、未来、不确定性、互动性、合宜度、互补性……。
📌 1990年东欧政权的解体是地地道道的天启：它揭示了一个真相，让我们知道，有些体制只是死路一条，有些体制最终被认定为最佳的社会经济体制。但是，这种福山式的梦想——历史终结的梦想——在十年之后的9月11日终结于一场幡然醒悟
📌 她提到了“乔恩·龙森(Jon Ronson)的网络情色播客系列《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中出现的一个场景。在一部情色片的拍摄现场，一个演员在拍摄中途突然激情不再，为了重振雄风，他对躺在身下的裸体女人视若无物，反而转身抓起手机，在网络上搜索相关视频或图片。这令我深感震撼，让我隐约感受到天启的意味”。注意这里的“天启”一词。怀斯曼总结道：“在性的状态中，有些东西已经腐烂变质。”我同意她的说法，但我要追加精神分析为我们提供的教益：人类的性征本身是变态的，这见之于施虐受虐狂的逆转(sadomasochist reversals)，尤其见之于现实与幻想的混合。即使当我与我的伴侣独居一室，我与他/她的（性）互动也与我的幻想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每一次性互动都是潜在建构起来的，如同“以真实的伴侣自慰”那样，我把伴侣的血肉之躯当成道具来使用，以实现/重现我的幻想。不能把伴侣的现实身体和幻想世界之间的这道鸿沟化约为男权制、社会统治或社会剥削造成的扭曲，因为这道鸿沟从一开始就存在。所
📌 斯大林执政时，苏斯洛夫成功地引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语录，为此斯大林对他赞赏有加，但苏斯洛夫后来也用这些语录来批判斯大林。”[插图]这就是苏联列宁主义的真相：列宁被当成终极参照物来使用。他的语录可以使任何政治措施、经济措施或文化措施合法化，但合法化的方式却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和随心所欲。顺便说一句，这种方式与天主教会引用《圣经》的方式毫无二致。这里的讽刺意味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两大
📌 取向——斯大林主义的取向和忠于原作的取向——都能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引用模式来完美地把握
📌 资本主义的自我消解没有发生，而是把通过剥削劳动所获取的利润逐渐转化为租金(rent)。这样的租金被私有化的“一般智力”和其他公地(commons)据为己有。且以比尔·盖茨为例。他是如何成为世界上富可敌国的亿万富豪的？是因为微软把自身变成了近乎普遍的标准并强加于人，因而（几乎）垄断了该领域，直接成了“一般智力”的化身。杰夫·贝索斯[插图]和亚马逊、苹果、脸书等公司的情形与此类似。在所有这些情形下，公地——平台（我们进行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的空间）——被私有化，我们这些用户陷入农奴的境地，向公地的所有者——我们的封建领主——支付租金
📌 这些国家最近实施的一项措施，禁止许多大公司强制推行残酷的劳作节奏：从早9点一直劳作到晚9点，每周6天。这项措施要达到两个目标：一是更多的经济平等，包括改善劳作条件；二是消除以性别歧视、消费主义和追星活动为重点的西化的通俗文化
📌 [插图]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是一条虚假的出路：它使社会的解体空前绝后，登峰造极，因为它将淫词秽语引入公共言论，从而剥夺了公共言论的体面——这在其他国家不仅被严厉禁止，而且完全无法想象。在那里我们绝对不会看到一个高级政客做特朗普公开做过的事情：谈论自己男性器官的大小，模仿女性极度兴奋时发出的声音。人们担心，同样的“疾病”会蔓延到自己的国家。但这一切
📌 陷阱就在这里。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提出了一种观念：为自己的国家感到羞愧难当，而不是爱心泛滥，可能是忠于自己国家的真正标志。[插图]这样的羞愧难当的极致示例发生于2014年，当时数百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和幸存者的后代出资在周六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一则广告，谴责“在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以及对历史上属巴勒斯坦地区的持续占领与殖民”。他们宣称，“以色列社会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极端的种族主义非人化行动已经达到了极度狂热的程度，这令我们感到震惊”。也许在今天，一些以色列人会鼓起勇气，为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和以色列境内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当然，不是为自己身为犹太人而羞愧，而是为以色列政客在约旦河西岸的政治行为对犹太教最宝贵的遗产所造成的伤害感到羞愧。“不论对错，那都是我的国家”，这是最令人作呕的格言之一，
📌 它以实例完美地证明，无条件的爱国主义错得有多么离谱。但只有当公众拥有可以运用理性的空间，我们才能确立这种批判性的思维。
📌 康德的启蒙口号不是“不要服从，要自由思考”，不是“不要服从，要思考，要反抗”，而是“自由地思考，公开地表达你的想法，最后服从”。这道理同样适用于对疫苗持怀疑态度的人：公开地辩论，说出你的疑虑，但一旦公共机关强制执行，就要俯首听命。如果没有这样务实的共识，我们就会像许多西方国家那样，逐渐堕入由部落派系组成的社会。
📌 1990年东欧社会主义解体后，社会上流传着一个笑话。根据这个笑话，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回到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
📌 最好的例证非托德·菲利普斯的《小丑》莫属。我们不得不对好莱坞表示钦佩，因为它竟然能够拍出《小丑》这样的电影；我们也不得不对公众表示钦佩，是他们使它变成了一部超级大片。
📌 在时，你就会放弃残酷的身体暴力。这里的悖论在于，只
📌 你放弃身体暴力时，你才会真正变得暴力（这是在对现存体制构成威胁的意义上说的）。
📌 有人认为特朗普是掌权的小丑，而这正是这种想法的局限之所在：特朗普肯定没有穿越这个零点。他可能是他那个类型的淫荡丑角，但他不是小丑这种角色。把特朗普比作小丑，是对小丑的侮辱。在影片中，小丑的父亲托马斯·韦恩(Thomas Wayne)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小丑”，因为他展示了权力的淫荡性。
📌 剩余享乐的本质就表现在这里：剩余享乐并不直接来自欲望，而是来自对欲望的欲望。这时欲望的目标不是某个具体的目标，而是对某个具体目标的欲望本身。嗑瓜子时，欲望的目标不是瓜子仁，而是“我想把瓜子仁嗑出来”这个欲望；购物时，所购商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购买商品”。这时的欲望是“拒绝欲望客体时产生的欲望”，获得的享乐则是剩余享乐。说起来挺绕口，听起来也别扭。但没有办法，这是精神分析的专业“行话”，也是齐泽克的专属“话语”。
📌 在女权主义者那里，要解放女性，就要释放女性的欲望。但女性的欲望是什么？“女人，你究竟想要什么？”这是弗洛伊德终其一生没有弄懂的问题。女人说“是”未必真的是“是”，女人说“不”未必真的是“不”，或许只有当女人怒目圆睁时吐出来的“呸！”字才是真正的“不！”。
📌 正是因为“不知道”，某些受害者不幸的性经历才给她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这是怎么可能的呢？在施害者一方看来，“饭也吃了，酒也喝了，迪也蹦了，电影也看了，结果你告诉我，你要回家？”言下之意，你应该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应该懂得人情世故。这里的关键在于“知道”和“懂得”。这里的关键还在于，对方未必真的“知道”和“懂得”。即使声称“知道”和“懂得”，也未必是真的“知道”和“懂得”。何以至此？下面这段文字，篇幅很长，却是非引不可的
📌 受到侵害，感到不安，却又根本不知道性是怎么回事，加上主流意识形态（“败坏自己的名声”）的影响，受害者一般会隐忍不发，忍气吞声。只是到了多年之后，（在某些人的揭示或暗示之下）回溯性地重新体验当初的经历时，才恍然大悟。这就是MeToo运动的合理性之所在。
我们需要对 “ 毒品 “（Drug of Abuse）进行一个科学的定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以及国际公约（如联合国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毒品是指因具有依赖性潜力、能使人形成瘾癖的，受到国家专门法律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其核心特征包括：